無悔的征程 第二章 七九年：支援國內民運

無悔的征程

第二章

七九年：支援國內民運

像民主牆時期中國一整輩民運分子一樣，真正觸動我對官僚制度的認識、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憧憬的，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發生天安門事件和五個月後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這一連串歷史事件前，在香港學生界中，主張搞社會運動，對中國保持一定批判態度的社會派開始縮減，相反地，代表親中、毛澤東思想傾向的國粹派則大行其道。

當時我在香港大學唸三年級，行動上雖然一向傾向激進，與國粹派的取向格格不入，但政治上卻頗有開始受毛派影響之勢，如果不是爆發天安門事件，說不定我後來真會加入國粹派。但從天安門事件爆發後，毛澤東思想很快就破產，而毛派運動也告崩溃，國粹派销聲匿迹，但這還是要差不多一年半載才看得清楚。

當天安門事件出現後，學生基本產生兩種不同的態度，有些認為資料不足，未能評價，對此我不同意。當時我所持的觀點，是激進的民主派，認為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情很清楚，是人民受鎮壓，人民給殺害。一個代表人民的政權，決不會害怕人民，讓人民的血淚白白洒在廣場。看到這一點，我在政治上醒覺了，拋開過去對毛派存有的糊塗幻想。我很快看清楚了，天安門事件是人民群眾在一九四九年中共統治後，第一次自發地、集體地以公開的行動，表達對統治者的不滿、對統治制度的憤怒、對人民群眾本身民主權利的嚮往，甚至對社會真正解放的憧憬。這次事件說明，歷史的趨勢必然是，人民群眾勢必揚棄現在壓在他們頭上的舊制度，而社會改變的動力，又一次顯現出是來自人民。天安門事件已預告了，未來的鬥爭，必然是人民與官僚之間的鬥爭，而在這種鬥爭中，我自然要義無反顧，站在人民的陣營。

一九七八年底天安門事件給官方平反後，民主牆在北京出現了，大字報發展成民主運動刊物，集會、抗議、遊行也出現了。論規模，當然沒有八九民運那麼大，但論影響，在當時的確相當深遠。這畢竟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人民群眾第一次自發追求民主的運動。這在政治壓制如此嚴厲的中國，其劃時代意義是很清楚的。我不但興奮地看着這個運動的發展，而且很快便捲入運動，直接投身民主運動，跟上面的民運分子分享共同命運。

民主牆和民主刊物在北京出現後，出版民刊的風氣很快吹到廣州。一個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劉國凱，找到好幾個有心人，在廣州開辦了《人民之聲》。刚巧香港大學一名學生上去時，跟劉國凱和當時頗享盛名的王希哲接上頭，帶了好幾份民刊下來，並在社會派發展出來的「文化新朝」社址召開一次會議，討論我們在香港如何回應國內的民主運動。我带了五、六個關心民運的朋友參加了會議，聽過那位港大同學的匯報，心中暗自決定，我們的確要做點事。在會上，社會派的頭頭曾基主張在香港應出版刊物，在政治上介入國內民運。不過，對於他，我始終信心不足，覺得他不是做事的人，獻身精神不夠，況且社會派在組織上根本是無政府主義狀態，負擔不了介入民運工作，所以會後我便團聚了運動界關心民運的人士，自己組成一個支援民運的核心。

這是我公開的身分。但同時，我已成為一個革命組織的秘密成員，並且負責這個組織中國組的工作。關於後者，容後再待我披露。公開團聚了支援民運的核心後，一直到八一年四月民運被鎮壓前，我們主要從事下列的民主工作。首先，便是與國內民運建立聯繫，進行思想溝通，並在精神上、物質上支援民運工作。正如我出獄後朋友告訴我在八九民運中，香港市民支援運動對國內鼓舞重大一樣，當年我們的支援，同樣起了相當程度的鼓舞作用。我可以引一個例子說明。一九七九年十月我第一次去廣州接觸國內民運，當時劉國凱的「人民之聲」正在鬧分裂。原來當時中央對民刊開始收緊，在北方，與路林、陽光創辦《探索》雜誌，以《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及《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等文章而揚名中外的魏京生，早於三月被捕，十月判刑十五年。創辦《四五論壇》北京民運最有影響力的另一個好漢劉青，則於十一月因為公開出版《魏京生案件審訊過程》而被捕，判處三年勞改。所以，在全國民運中，是否堅持繼續出版，便成為當時運動內部一個最主要的現實政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劉國凱是傾向取消主義，主張暫停出版，但何求則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這樣並不是「退一步、進兩步」，而是連最後的防線也解散了。不過，何求的意見相當孤立。

我跟他們接過頭後，很快搞清了形势，全力支持何求的立場，因而對他另辦《人民之路》，繼續出版民刊工作，起了相當大的鼓舞作用。我的核心從事的第二種工作，便是交流刊物。一方面，我們冒着小小風險，偷偷將國內民刊帶來香港，讓香港和外國傳媒，可以接觸到民刊，引述、分析或轉載其中材料，擴大對國內民運的關注和爭取更大的支持。在這段時期，外間可以接觸到的刊，我相信絕大部分是我們搞出來的。

同時，我們更帶了不少書籍、雜誌回國內給民運人士。現在看來仿佛是簡單不過的事，但當時的意義卻頗為重大。要知自四九年以後，大陸對思想箝制十分厲害，官方路線以外的書刊，一律不准帶入，大陸人民亦不佳收藏閱讀。四人帮倒台後，由於毛澤東思想迅速崩潰，上層又未統一，人心趨向開放，所以政策上拿得稍鬆。民運出現後，國內人士在苦思中國前途時，想放眼世界，接觸外面看法，是既自然又重要的事。在思想和政治上，國內民運人士接觸國內所不能看的，意義十分重大。

王希哲的發展便是一個例子。王希哲被提審時，不斷給公安追問：「哪本書對你影響最大？」每一次，王希哲都回答：「《資本論》。這個問答過程重複很多次，公安終於拿出一些材料來頂證他。拿出來的，是王希哲寫給四川一位民運人士的信，信中王希哲寫道，對他影響最大的，是雙山所著，書名我想大概是叫《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

雙山是王凡西的筆名，早在二十年代首先參加中國共產黨，直接跟過周恩來工作，後來成為托派。寫這書時他還在澳門，現在則在英國居住。回說這段插曲，王希哲還寄了雙山的這本書給那位四川民運分子。更巧的是，這書是我帶給王希哲的，我記得帶了兩本給他。實際上，帶回大陸的政治思想書籍，不少是托派的，如王凡西的另一本著作《毛澤東思想論稿》、托洛斯基的《過渡綱領》《被背叛的革命》、《俄國革命史》《蘇聯國家性質》，伊羅生的《中國革命的悲劇》等。當然，我們還帶了其他著作給民運分子，例如吉拉斯的作品，和若干新左派作家的著作。期刊方面，帶回去的除香港一般公開刊物外，還包括《戰訊》《十月評論》《文化新潮》，及早已停刊的《左翼評論》(這是社會派在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

我們從事的第三方面工作，便是在香港建立支援運動。這包括在運動界內引起對國內民運更大的關注、集合更大的支援，動員學生組織團北上與民運建立聯繫等，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已做了相當多工作，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對掀起一般人對民運的關注，爭取他們的支持這一方面，我則認為做得不夠。當然這還存在一個客觀形勢問題，八九民運時就我理解，香港的市民幾乎不用動員已動員起來，支援北京學生。

最後一種工作，便是與國內民運的主要分子討論民運的路向、策略及組織問題，但這方面的政治要求頗大，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勝任的。返回香港後，我常覺得，十多年前我們所從事的支援國內民運工作，其實正好是一九八九年香港市民支援國內民運的先例，分別只在於當年是規模較少的歷史預演而已。無論如何，從七九年十月我第一次上廣州開始，我便全盤投入中國的民主運動。參與程度已到與其說是國內民運的支持者，毋寧說我是當時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分子。

從此直到八一年末我被捕前，我一共去了十四次，以年份計，七九年三次，七八年九次，八一年初兩次。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廣州，每次通常三數天便回。除了一九八一年舊曆新年那趟，我一共去了十二天，去北京和上海串連。跟我很多朋友的設想相反，雖然我是行動派，有時行為舉止雖有點「無厘頭」，但從開始民運工作，我已清楚知道，每次北上工作都带有風險，每次都可能被抓。心存幻想和僥倖是有，但這並不妨礙我認識到民運工作的危險性。其實正正由於我長期冒險出入，所以到了最後一次，由於去得多了，心理反而練得沒有緊張，因為已習慣了長期地下工作的壓力。

民主運動所以在中國出現，是歷史的必然。作為破天荒第一次民運，最大的歷史作用，是說明了以後整個歷史時期的鬥爭中心，便是民主。第二重意義，是以實際行動、實踐來說明，儘管在官僚重重壓制下，也有空隙可以進行公開的政治鬥爭。第三是民運傳播了起碼的民主意識，提出最基本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民主權利。沒有這些民主權利，要進一步進行公開的民主鬥爭是十分困難的。

當年民運初起時，其實也相當轟烈，七八年末與七九年初，在國內外都有相當影響，被稱為「北京之春」，與六八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頗有呼應之勢。一般人開始時反應亦相當熱烈。以廣州民運為例，劉國凱開始出版《人民之聲》時，先一天在中山大學附近的廣場張貼明天發售的預告，第二天整個廣場都是來買民刊的人，一日間竟可賣出幾千份刊物，由此可見群眾的熱烈情緒。這種人民群眾求知及嚮往民主的情緒，其實反映四人幫垮台後，毛澤東思想破產，意識形態開始解體，政治思想出現真空。可是，另一個值得重視，而實際上也起着作用的現象，則是北京政府在意識形態方面雖然瓦解，但作為一個統治的政府，人民群眾還是接受的，政府的威信還是得以維持，同時，鄧小平提出的經濟改革，看來是翻新的嘗試，也的確燃起人民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自七九年初以後，數度收緊對民運的控制，以至在八一年四月全面鎮壓民運這個過程中，社會的注意力，實際上是從民主，逐漸轉移到經濟，因此民運力量越來越薄弱，社會支持越來越式微。這是中共鎮壓民運時社會基本上沒有迴響的根本因素。

可是，正如我所堅信的，歷史是進步的，人民群眾會在實際中吸取經驗。到了八九年，連經濟改革的神話也破產了，人民比過去任何時刻更清楚，在過去只是緊握政權的官僚，現在已利用這種權力，大搞官倒貪污，養肥自己，不理百姓死活。無論如何，七九年開始的第一次民運，其歷史角色是不容抹殺的。

因此，在這裏介紹幾個跟我關係較深或印象較突出的民運人士，或許可以作為日後歷史的引證的註腳吧。先談王希哲。文革時期，王希哲是廣州中學生紅衛兵運動的旗派(即造反派，別於保守派)。七三年，他與李正天、陳一揚、郭宏志等寫出《李一哲大字報》，公開貼於廣州街頭，轟動一時，影響力傳至廣州以外，在海外也掀起莫大關注。對此中共中央認為根本屬於反革命事件，王希哲及李正天等便鋃鐺下獄，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不但沒有釋放，還給正式判刑，到七八年底才正式平反。北京之春開始後，《李一哲大字報》的作者投入運動的，僅得王希哲。李正天等其他人，都給民運的新浪潮捲過遠的落後於運動了。王希哲既挾持《李一哲大字報》作者之一的威名，又投入新興的民運，因此威望很高。不過，第一次跟他見面時，我對他的印象卻是矛盾的。原來他跟我見面後，很快便討論馬克思的《資本論》，從中找出幾條公式跟我說道理，對此我印象很不好，覺得他頗為斷章取義。不過當時我不注重理論，覺得政治理論爭論可有可無，行動最重要，所以也沒有深究。好的一面，是我在香港運動界中，由於觀點激進，頗受排擠，而王希哲卻態度開放，很有風度，沒有排擠不同思想、不同觀點，對此我印象深刻，覺得他很有意思。王希哲在國內民運中地位獨特，依我看，實際上他想擔當民運的思想領導。不過，他初期自己沒有出版民刊，何求一直想拖他下水，要他出面搞民刊，因為他威信大，地位特殊，有一定叫座力，跟共產鎮還有聯繫，但他一直拒絕協助何求公開頂住壓力出版民刊，當時何求對此頗為不滿，因此兩人的關係也不好。其實，政治上我和王希哲是更接近的，大家都是左傾，但在實際行動上，由於我和何求則頗為一致，所以更為親近，雙方的友誼更深。在民運後期，王希哲出版《學友通訊》，不過對象主要是民運人士，不是一般群眾。談到何求，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跟王希哲不同，不算是活躍分子。當時他已有一定領導能力，也有人要他出面搞運動，但他卻靠邊站，當其逍遙派，優哉悠哉便度過文革數年風暴。但跟王希哲一樣，文革後大家都是當了工人。但在七二年，何求與兄弟通訊時，大談國家政治問題，提出尖锐的批評，因此入獄三年。在民運期間，他曾先後於八年八月與鍾粤秋、張京生、朱建试等因為張貼「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傳單被捕，後來又因張貼出版《責任》出版預告給抓了去，但兩次都獲釋放。何求的行動傾向，是將憲法所赋予的民主權利付諸實踐，例如法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他便據此出版民主刊物，」法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他便據此串連各地民刊，於八年九月公開宣布成立「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明言所以成立這個組織，是運用憲法第四十五條中「結社自由」這一憲法賦予每一公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何求運用憲法的民主權利來搞民運，如果官方容許，人民實際上便擴大了政治活動的地盤。相反地，如果官方壓制，則公開暴露了統治者違憲的真正面目。對於這種策略，我完全同音。不過，政治上何求卻與我不同，他不是左傾，而是右傾。我很早便認定，他是從心深處，嘲笑整個左派運動。

王希哲和何求在若干年後又與我一起單獨隔離囚禁在懷集監獄，這是後話。跟王、何一樣，劉國凱也是工人，廣州民運可以說是由他開始的。七九年官方開始收緊時，他主張退卻，不同意何求的進取政策。我最初介入廣州民運時，劉國凱和何求已在分裂邊緣，兩邊都爭取我。不過，很快我便站在何求這邊，所以跟劉國凱來往較少。我覺得劉國凱，甚至何求等人另外一個不夠進取的表現，在於民運初期，人民群眾熱情高張時，其實應該將他們團聚起來，但他們沒有這樣做，錯過了團聚更大力量的機會。

雖然，現在回顧起來，就算當年他們更進取，團聚了更多力量，結果也是一樣難逃鎮壓的厄運。不過，分別可能是埋下更多種子，待來日民主之花會開得更早或更燦爛。在懷集監獄時期，從王希哲的口中，我才曉得，原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劉國凱保持了一個民運的地下組織。我出來後聽朋友說劉國凱在八九年左右移民美國，他反省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後來也在海外出版了。據友人轉述另一位朋友陳佩華的話，劉國凱談文革的書，可惜默默無聞，但比諸嚴家其著名的《文革十年史》其實更值得細讀。

說起陳佩華，她根據自己研究文革紅衛兵運動的博士論文，以英文出版了Ma'sChildren，後來這書又在國內繙譯成中文，以《毛主席的兒女們》為題出版，但譯者由於沒有聯絡過作者，所以她她的英文名字AnitaChan直譯成阿妮達·陳。初版已是十萬册，據說頗受歡迎。王希哲在獄中便看過這書，隔牆對我表示大讚，以反話說：「反動得很！反動得很！」所謂反動，就是從共黨角度看是反動，在人民立場看當然意義相反。而中共檢查書刊的有關幹部亦可謂不學無術，以為毛澤東的兒女們便是肯定毛澤東的。當時，我還不曉得這是陳佩華寫的，直到回港後朋友閒聊才曉得真相。

另外有幾個不是廣州的民運著名分子，雖然接觸機會少，但印象頗為鮮明。最突出的是陳爾晋。他是雲南人，幼年失學，只唸過幾年書，但他努力自學，可能是整個民運中，對馬克思主義研究最透徹的一個。一九七四年開始，當「李一哲」他們在廣州推出大字報時，他全心埋頭苦幹，在七六年完成了《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著作。四人幫垮台後，陳爾晋將他的著作投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當局所注意，因而被捕，一直扣留到一九七九年三月才釋放出來。陳爾晋入獄時間，會給公安德在椅上打，打得很厲害，他也反抗得厲害，使神他的繩子陷在手臂肉中。幾年後，他捲起衣袖給我看，疤痕還清楚可見。陳爾晋對中國社會的批判，是清清楚楚，十分尖銳，不將希望寄諸當權者，也不用打着紅旗反紅旗。他這樣寫道：「(中國的)官僚主義階級不是實行現代法制，而是實行封建專制，變化性靈活性很大的政策，遷就應付臨時事件，憑官僚主義者階級的「一元化領導』的喜好執行政策，根本就沒有甚麼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對所謂『反革命」或格殺勿論或施以重刑在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把持下，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使社會的矛盾衝突缺乏緩衝的餘地。千千萬萬優秀人物資慈不平，渴望變革，被迫敢於挺而走險，要從絕路上闖出生路來。當之越久，其發必速，壓迫越深，反抗越强。同時，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在長時期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過程中，越來越僵化，越來越缺乏左右民心的道義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領導集團的日益僵化，導致了整個社會內部的日益僵化，孕育着總崩潰的到來。「請記住對於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表達出來的這種新的社會要求，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只能使它越來越强烈，直到最後把它的枷鎖打碎—事情正是這樣，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必然的東西一定會成為現實的東西！」

在一九八九民運之前，在蘇聯和東歐發生大變之前，我上面引述這番話，不要說普通人，就算是很多有點見識的人看來，仿佛是在說夢話，從托洛斯基批判斯大林主義，預言在官僚統治下政治革命是唯一出路以來，有幾多人敢於做過這樣的大膽假設，作出這樣廣闊的歷史前瞻？但八九年以來發生的一切，應驗了陳爾晋的基本分析。實際上，當年陳爾晋釋放後，便在各地民運中活動，在北京民運中，他的影響力十分大，威信也很高。還有另外一個外間人不知的地方，便是當年陳爾晋串連各地民運時，公開以托派自居，他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雖然引入很多他原創的概念，例如「叉路口社會主義」，但就官僚專政，和必須依賴無產階級以進行民主革命這個根本問題，陳爾晋的確是根據馬列主義，在沒有看過托洛斯基著作(後來與香港接上頭後才有機會接觸)，不知國際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發展的情况下，得到基本上相同的結論，這實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根據我與陳爾晋的實際接觸，我覺得他政治經驗豐富，夠成熟，凡事能夠提綱挈領，難怪在國內民運影響力有這麼大。不過，當他對我說已組織了好幾十人，我又覺得此話可能多少有點誇大。就我經驗，國內民刊團聚的人，多則十多個，少則一二人，未聽過有幾十人的。另一個我對他印象有保留的原因，便是我覺得他太重視自己的著作，仿佛總是想找在國內外出版的機會。

我對北京的楊靖，印象也很好。他也是一個工人，風聲緊時，反對徐文立的停刊決定，將《四五論壇》復刊，堅持繼續民運工作。政治上他是激進主義，但很實幹，組織能力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過的一句話：「愚蠢的朋友比聰明的敵人更可怕！」

對上海的傅申奇我也是印象深刻，他是年青的實幹派，七八年末已開始搞民運，理論修養也不錯，在上海建立了一個組織。八九年初左右，他成刑出獄，返回上海。按我的理解，我們那一置的民戰士得到咸刑的，肯定要付出代價。但八九民運一開始，傅申奇又投入運動，所以不久也被捕入獄。

北京另一位民運戰士任畹町，同樣也是在八九年初出獄後，公開投入民運行列，結果也難逃再被捕的命運。十年牢獄折磨不成他們的戰鬥性，值得我們欽佩。我最記得，傅申奇在會上很直接的向我問過：「托派是甚麼」？，「香港革馬盟的組織情况怎樣」？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在香港托派一直十分孤立。可是，在當時國內民運聲譽其實很高。原因很簡單，根本就沒有另外一個左傾政治潮流，深刻的批判了官僚統治，並提供了向前發展的政治前略。後來我在獄中，我也不斷反省這些政治問題。未入獄前，我對中國是否存在一個無可救藥的官僚層，還是有點猶豫。入到監後，從口到心，都認定官僚層肯定存在，肯定無可救藥，肯定會給掃入歷史墳墓。

觀乎我從一九七九年國內民運的工作，相信大家都會明白，中共所以抓我，只因我積極參與民運。可是，後來在審訊期間接觸到中國刑法的書籍，才曉得原來跟我設想相反，我所從事的一切活動，其實都受中國憲法所保障，就算按照他們的法律，我也根本沒有違反任何刑法。真正違反憲法的反而是拘禁我、審判我的當權者，而不是我這個被拘禁者、被審判者。萬料不到，官僚法制的虛偽性，竟然在我這個案件上赤裸的露出一個大破可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