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七零至七八年 投身政治運動

 

第四章

七零至七八年

投身政治運動

 

早在大學生時代，在政治上我是很主動去找尋出路。我在一九七三年入大學時，實際上「青年激進化運動」已終結了。曾時曾基和黎則奮等，是「青年激進化運動」的最後的一批，而我則屬過了「青年激進化運動」的一代。在院校內，由於我行動上傾向激進，而國粹派基本上不搞社會運動，加上覺得我有點流氓無產階級傾向，所以幾乎視我是死敵。社會派方面，我與他們比較接近，但礙於氣質取向，他們重視理論探討，我則強調行動，所以也頗格格不入。

在院校之外，「青年激進化運動」遺下四個不同的政治派系。我曾逐個往「朝聖」。第一個是「七零年代」。在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二年間，由老吳、莫昭如搞的「七零年代|工人學生聯合陣線」，是青年激進運動最重要的核心，他們先建立當時香港第一份激進刊物《七零年代雙周刊》，再組織社會運動，主要發動過中文運動和保釣運動，它的主導思想是無政府主義。它在國粹派未上台、「青年激進化運動」動動力未消退時，居於運動領導地位。後來經過托派傾向兩次分裂後，組成力量大為削弱。當時我接觸最多的是傅老炳，對他的個人印象頗佳。

但對「七零」我則印象平平，主要因為兩個因素，一是「七零」的人不認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說沒有一套政治思想，我心想我追尋的就是政治思想，沒有一套我來幹嗎？二是當時「七零」說不要組織，我想搞運動，如果沒有組織，那就沒有甚麼作為。第二個團體是「揭露」。這個團體，現在恐怕已很少人知道。原來當「七零」開始在一九七零年成立時，譚聯輝和陳以漢等，也辦了一份刊物叫「中學生周刊」，私底下則建立了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這是香港清教徒運動第一個政室。他們當時的基本傾向，是民族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殖民的味道很重。但在青年學運中，則不如「七零」，先鋒的角色不鮮明。大概是七二或七三年，他們結束《中學生周刊》，跟「革馬盟」一樣，將注意力放在工人上，出版工人刊物《揭露》，公開組織稱為「揭露社」在七三、七四年期間，「揭露」頗有接近托派之勢。

可是，兩件事改變了「揭露」的這種取向，第一件便是當「革馬盟」在一九七四年搞「四反運動」(即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與反壓迫)時，由於初期眾反應頗佳，聲勢頗大，因此令「揭露」團聚的部分活躍分子在行動上與「革馬盟」相當一致，觸動了「揭露」的小團體宗派主義情緒，所以開始與「革馬盟」疏遠。第二件事是「四反運動」失敗後，「革馬盟」備受攻擊，一面是來自正統左派，從左派報章到工會刊物，甚至外圍刊物，例如馮可强辦的《盤古月刊》、李怡辦的《七十年代》(即今《九十年代》的前身)等。另一面則來自保守势力，最明顯是反映在傳播媒介上。無論如何，自此「揭露」採取了驚人的政治轉向，竟然倒向毛派。諷刺的是，當「揭露」在一九七六年轉向毛派的轉變剛成熟時，卻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因此組織很快便瓦解了，跟其他看毛組織一樣，並無僥倖。當時我對「揭露」本來有相當好感。但畢業後當我帶領「新青學社」的學員去拜訪「揭露」時，「揭露」的黃玉珍卻告訴我，他們有很多問題，其實連「新青學社」也不如。經她自拆台腳後，我自然不再存有希望。

第三個我當時接觸的團體是「社會主義青年社」，由李明領導，出版《新思潮》，實際上是第四國際中國支部「中國革命共產黨」的青年外圍組織。在印象中，「社青社」是相當內向的托派傾向組織，加上其中成員如細昌等，已開始在我這個非成員面前攻擊其他成員，令我覺得沒有甚麼意思，因此印象平平。第四個便是「革馬盟」，由於他們出版《戰訊》月刊，所以有時又稱為「戰訊」，對於「戰訊」，我的印象最深刻。我最初上「戰訊」時，他們剛在搞一個工人學習班，討論斯里蘭卡的鬥爭，我覺得他們搞得很認真，介紹和討論氣氛很好，參加者又是認真的工人。加上我知道「戰訊」的行動傾向，所以更加迎合我的口味，那時我根本便是行動派。我想在這裏，或者應該簡單的介紹七十年代初期的「青年激進化運動」，托派的分分合合，反托的興起，對其中發生在我加入「革馬盟」之前的事。在這裏我只能採用當時「革馬盟」的說法。

七十年代香港「青年激進化運動」產生前，在青年學生中，最主要是毛派的傳統。不過，由於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的關係，毛派在學生中的活動相當隱秘，一些團體像「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基本上便是毛派潛伏的組織。六九年發生的兩次學潮，港大二月改革運動和珠海示威，基本上是自發性的行動，這種自發性鬥爭，當時是國際性的，美國、法國、意大利、德國、日本、菲律賓、奥洲，到處都開學潮。當時國際青年學生運動有一個特點，便是新左傾向，即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以蘇聯及中國為代表的傳統左派。當然，在追新左潮流內，存在着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游擊主義和其他很多雜亂不成熟的政治流派。在香港，兩次學生運動後，新左的力量便以「七零」為代表。而「七零」從一開始，便以搞社會運動為己任。當時主要的兩場大運動—中運和约運，實際上是「七零」在社會層面先行發動，吸引了大學生的參與，而由於大學生參與，特別是由於大學生被捕，構成對學生團體的壓力，於是學生團體便以學生報為先，學生會為後，投入了運動。因此，後來的人以為當時當學生會長的便是學生運動領袖，其實是一個美麗的誤會。但說當時學生報的主編比較激進，則相當準確。

當時年青激化運動的規模雖然不很大(相對於八九民運時期)，但激進化的過程卻進行得很深入。保釣運動期間，政治化過程實際上已開始發生了。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政治化是分開兩方面發展的。在院校內部，政治化是環繞民族主義、反對殖民地主義、反對資本主義而開始。分化的結果，是接受中國式社會主義毛派傾向的「國粹派」，和支持社會鬥爭，對中國問題採取一定距離的左傾潮流「社會派」。但在政治上，「社會派」並無更進一步，以致日後瓦解。

在院校以外，政治化主要是發生在「七零」，主要的分化幾乎重複第一國際時期的歷史分歧：馬克思主義還是無政府主義？但這裏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傾向，基本立足點是反對斯大林主義。在老托派樓子春、王凡西、向青、彭述之、陳碧蘭分別在香港及法國政治介入「七零」後，原本已是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全轉變成為托派傾向，加入第四國際。在一九七三年，托派傾向在「七零」基本上佔了主導地位，可是，由於當時「七零」內部的托派又有兩種傾向，沒有聯合一起，所以反過來無政府主義者得在「七零」內部保存下來，兩次分裂出來的反而是托派傾向。原來代表國際托派運動的第四國際內部，在青年激進化、越南革命、拉丁美洲鬥爭，以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問題上，都出現了相當深刻的分歧，存在以法國及其他西歐支部為代表的多數派和以美國支部為首的少數派；曾是中共元老，與陳獨秀一起成為托派的彭述之，則是少數派的領導者之一。

「七零」的托派傾向中，老吳代表支持多數派傾向，李明則代表少數派傾向。當時，這兩派還存在另一個嚴重的分歧，便是關於老托派問題，原來一九四九年前後不少中國托派來了香港。在初期，他們還搞點出版工作，做點工會和群眾工作。後來也逐漸銷聲匿迹，沒有出版、沒有會議，也沒有發展組織。但到了年青一輩托派出現後，他們卻帶着「道統」，要領導年青的托派。對此，老吳方面的人認為這所謂「革命中國共產黨」是名存實亡，托派組織得重新建立，但李明這一邊卻支持「革共黨」，服從這個黨的領導。於是在彭述之及「革共黨」的領導下，李明與無政府主義者聯台一致，排擠老吳這邊，令老吳他們在一九七三年從「七零」分裂出來，另立「戰訊」這個門戶。

不久，無政府主義在「七零」內部反過來將李明逐出組織，他們便出版了《左岸》，以中學生為政治工作對象。一九七四年當世界性資本主義爆發戰後第一次總衰退時，通脹、失業大大的打擊了香港的工人階級，工人紛紛為保障自己的利益，反對無理解僱而進行自發性鬥爭。這時「戰訊」開始發生作用，成功介入了好幾次鬥爭，因此後期得以吸收鬥爭性强的工人，組成「工人委員會」，發動「四反運動」。另一方面，「左岸」由於對象是中學生，當時連大學生也開始政治退潮，中學生方面當然無甚發展，加上「戰訊」很快便主動要求年青托派統一，所以到了「四反運動」前，年青的托派已統一了。可惜在「革共黨」(即所謂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簡稱「中支」)的支持下，在合併最後關頭李明與另外一兩個人又分裂出去，另立「社青社」這個門戶。回頭說毛派傾向的發展。在青激進運動初期，由於正統左派對「青年激進化運動」沒有一定的政策，所以毛派傾向的學生，不少參加了運動。

到一九七一年约運開始後，毛派傾向比較明確化。以周魯逸等為代表的「保釣會」，基本上利用「保釣運動」引發的民族主義，希望引促成為「統一中國運動」，將「保釣」改變為中共在群眾層面的統戰攻勢。進入一九七三年後，左派更明確的確定，總路線是不搞社會鬥爭，幫助中國發展親善西方的外交關係。在這總路線下，「國粹派」反對學生運動的路線，埋葬了七十年代學運。日後有些「國粹派」頭面人物吹嘘自己是火紅年代的領導，其實是無耻的謊話。一九七四年後，毛派的另一項「神聖」工作，便是攻擊托派。兩年多後，中國發生變化，作為一個政治派系，毛派壽終正寢。當時左派圍攻托派的方法，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而最突出的，便是使用毛派所慣用的「謊言政治」。在左派報章、左派外圍刊物、「國粹派」控制下的學生刊物、工會刊物，以及一份專為攻擊托派而設的油印刊物《青年通訊》，托派不但被說成是反華、反共、反人民，而且先被誣衊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後來很快由於中美關係要改善，所以又一變為蘇聯修正主義KGB的走狗。從根本策略上，左派從開始，就不想與托派展開堂堂正正的政治理論爭論，因為如果發生這種爭論，問題核心肯定會集中在官僚制度與社會主義民主。而這些問題，恰巧是毛派最弱的，實際存在而無法用花言巧語來掩飾。左派避開政治爭論的方法，是利用一般群眾對國際馬克思主義運動發展基本上不熟悉，便隨便將托派說成是美帝蘇修特務。當時不少工會積極分子由於不知就裏，採取「寧可信其有」的態度，因此很多也就從同情托派的立場，改變到疏遠的態度。「四反運動」從開始時搞得頗有聲色到失敗，其中一個根本因素，便是毛派這種謊言攻勢發生了作用，使工人階級的活躍分子對「戰訊」改變態度。七四、七五年毛派圍攻托派還有一個顯著的後遺症，便是令托派在社會運動中開始長期被孤立。

自從一九七三年「青年激進化運動」失敗，一九七四年工人的自發鬥爭又因為托派「四反運動」的失敗而基本上終結時，開始成形上升的，便是公務員、教師等階層的運動，這些運在七十年代下半期開始關注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因此被稱為壓力團體，亦即是今天民主派的前身。當時這些新工會運動及其支持的社會鬥爭，基本上有兩個特點:第一便是排除一切激進主義表現；第二便是避免正面面對政治問題。换言之，是非激進化與非政治化。所以，無論這些運動搞得多大，也沒有像七十年代初期的青激化運動一樣，開啟激進化和政治化過程。另外一個重要的表現，便是這些新興的運動，政治上是實用主義，即是往往不是用原則來衡量，而是以實際效果來做標準的。對於這些新興的運動而言，托派既是政治團體，又是激進組織，不受保守力量歡迎，又備受左派口誅筆伐，所以，最方便的辦法，便是繼承「國粹派」和毛派的傳統，繼續孤立托派。這個現象，直到一九七六年中國發生大變化，毛澤東思想開始崩潰後，仍然沒有改變。回來後聽朋友說，其實直到八十年代，情况也沒有改變。我想出現這種情况，如果說被孤立者要反省，孤立人的人可能也要認真反省吧。直到八九民運期間，現在的民主派才不得已的容納這些激進分子在支援民主運動陣容內。了解總的背景後，回說當年我在學生時期，縱橫這些激進組織，其實很想突破孤立，將激進團體與學生拉在一起，但經過幾次努力，始終沒有甚麼效果。最重要的因素，除了是「國粹派」抬頭外，主要的青年激進運動已告衰落。

話說當年我初上「革馬盟」設在土瓜灣新山道的總部，一入去，看見一幅大型的列寧海報，心中想道，原來「戰訊」跟共產黨一樣，都是抬列寧出來。當時我看見另外一張海報的人像，還問後來成為老吳太太、他當日的女朋友，這可是托洛斯基？她用諷刺的語氣說這是馬克思吧。的確，當時我不單止在長相上分不出馬克思與托洛斯基，思想上也不知，我只是朦朧的要追求革命，但直覺上卻討厭列寧、討厭無產階級革命，和很多開始激進的青年一樣，我是自然而然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和存在主義氣質的。當然，這都是政治幼稚期的表現而已，在記憶中，當年老吳已有心吸收我，但我對馬克思主義還是一竅不通，根本反對共產蟲，反對左派，加上看到托派如此孤立，心想所謂一入侯門深似海，如果加入後，今後如何在學生運動中搞。所以，雖然氣質上和實踐上覺得與「戰訊」相近，但還是不想發展更密切的關係。到了一九七六年初，正如我所說的，我在思想上開始有毛派傾向。在這方面，我是表露了本身的實用主義色彩。托派孤立沒有苗頭，而且不搞學生運動，只搞工人運動。社會派無甚發展，日走下坡，走向小圈子主義，連我這個有流氓無產階級傾向的行動派也難容。相反地，毛派像頗有發展餘地，至少可以實際做點工作，畢業後可以聚起來搞點工人學習工作，所以思想上便糊糊塗塗的轉向毛派。可幸四五天安門事件一出現，對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任何一廂情願幻想，便如烟消雲散。

七六年畢業後，我畢竟還是跟其他當屆畢業生(大部分是出身「天主教大專聯會」)，一起在荃灣搞「新青學社」。在早期，「新青」的領導主要是毛派傾向。對於我的很多同學而言，大學畢業意味着事業的開始，在我來說，大學畢業迫使我要更快的作出人生的決定。跟最初上「戰訊」時相比，離開大學時我要左傾得多了，工人階級應該當家作主，剝削制度應該廢除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政治上常在考慮要找尋甚麼出路。明顯地，在「新青」工人夜校的工作，並不能給我提供一個滿意的答案。當時「新青」另一個成員杜成，私下告訴我他已秘密的加入了「革馬盟」。他所以要保持秘密身分，主要是外間環境對托派十分敵視，為了方便工作，所以他便隱蔽了身分，免得一旦暴露便受到孤立，我問他為甚麼不留在「天主教大專聯會」搞，而要加入「革馬盟」。他說如果不加入，根本沒有出路，沒有地方落脚。那段時期，我跟杜成是老友，晚上在「新青」返家時，往往一起宵夜聊天，磨到一兩點才分別回家睡覺。可是，他向我透露了托派身分後，卻沒有在政治上向我進行吸收的工作。這種情況，差不多繼續了一年。在這段期間，我常常問他「革馬盟」的情况，所以對「革馬盟」有點了解，自己也覺得政治上跟「革馬盟」接近。

差不多一年後，杜成看來決定要吸收我，正面向我提出。我第一個反應，是一旦加入托派，在運動就再也沒有前途，肯定給人排擠。但杜成提出的政治意見，我統統贊同。例如，要不要社會主義？中共是否墮落？官僚統治應否改變？實質上當時我也覺得贊同「革馬盟」主要政治立場，我已覺得不能不加入，亦說不出不加入的理由。因此，當第二晚杜成再迫我政治上表態時，我便答應加入了。

加入初期，我參加一個特別小組進行工作。小組成員只有三個人，另外兩個是老吳與杜成。後來小組又增加了其他成員。當時對於理論問題，我始終興趣不大。我最記得有次我們小組便在馬頭圍新村旁邊的球場進行政治學習，老吳帶了一分英文文件給我們看，我根本不看，然後老吳很用心的解釋，杜成好像很有興趣，聽得津津有味，我則心不在焉，仿佛半句也聽不入耳，反而在看人家踢足球。我對那次政治學習所以這麼印象深刻，是因為進行了好幾小時!這時的「革馬盟」，在組織上開始有新的發展，一九七四年「四反運動」失敗後，舊的領導全部消沉，唯一留下來是老吳，其他不是退出，便是去了外國，美其名為政治學習與吸收經驗，實際上無一修成正果，幾年後陸續返港後，也只是插曲式的再與「革馬盟」來往一陣。

舊領導瓦解後，冒進主義的傾向惡化了，形成嚴重的內部分歧。冒進主義者的邏輯，是以為行動越激進，效果就越大。殊不知在沒有群眾基礎，缺乏特定群眾情緒客觀形勢下，冒進的結果只會招致政治上更大的孤立與挫折。「革馬盟」的冒進主義者，在七五、七六年實際上嘗試過冒進主義帶來的苦頭，在街頭與警察挑釁對峙，結果導致入獄，這是七十年代以來「青年激進化運動」首次入獄事件，但同時，「革馬盟」這段時期的冒進傾向，給保守的壓力團體帶來更大的無原則排擠藉口。

我加入時，「革馬盟」至少是暫時地克服了冒進主義，組織開始有些發展，這主要是在學生工作方面，一方面是中學生工作在一位師範出身、工作出色的成員領導下，除了出版《進步學生》外，團聚的中學生也不少。另一方面，便是在最政治化的大學生活躍分子中進行工作，結果亦有些成績，就算沒有加入的，政治上與「革馬盟」的距離也很接近，可以說是同情者。

建立了這些關係後，便到一九七七年金禧事件爆發時，雖然從開始毛派傾向主導的金禧教師便嚴防托派，但運動過後，「革馬盟」對金禧事件的分析和對領導的批判，政治的上成功的爭取了幾個活躍的教師和學生秘密加入。關於這一點，我相信外間知道的人應該很少。

七四年李明在年青托派合併時分裂出去而成立的「社青社」，到這時也有一定的發展。「社青社」最有利的條件，便是有老托派的財政支持，使他們可以穩定的出版《十月評論》與《新思潮》。他們發展組織的主要策略，是政治學習。「革馬盟」的成員，絕大多數是運的動出身，不是學生運動，便是工人運動，或社會運動，而且往往是活躍分子或領導分子。「社青社」的成員，除了少部分是出身「七零年代」外，大部分都是政治學習班出身的，運動經驗較弱，而事實上組織很少在政治上介入社會運動，多半只從外面提出本身的觀點，跟「革馬盟」千方百計希望介入的取向大為不同。我加入「革馬盟」時，本來分立的「革馬盟」與「社青社」，又有機會合併。同一政治傾向而出現不同組織，政治上是沒有原則的，是宗派主義的表現。

香港托派所以分立，問題核心來自老托派。號稱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革共」，其實幾乎只是一個紙上的政黨，這些老托派黨員，除了極少數例外，其他政治上根本已多年不活躍。可是，「革共黨」的常委會為了保存本身的地位，宣稱它這個黨是個地下，採用小組制，還胡吹有多少成員，其實根本是黨早已不存在，這種「佔着茅坑不拉屎」的心理，有時真的很難理解。而關於「革共黨」的真面目，是「革馬盟」一位已去世老成員陳兵所說的，他完全有這樣的資格，因為他本來便是「革共黨」的常委成員，後來索性在一九七五年帶領另外一兩個願意活動的老托派參加「革馬盟」。可是，第四國際方面卻以列寧主義為重，屢屢要求組織統一。

老吳也贊成統一重組，但他強調作為成員的資格是除了政治上贊同外，還必須在行動上參加實際工作。「革共黨」知道，如果按照這種方式重組，這個黨絕大部分成員，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沒有資格再當成員，所以，一直以來，「革共黨」拖延合併的辦法，便是說得堂堂皇皇，認為要澄清政治了解與分歧。而大家知道，雞蛋有時也可以挑骨頭，用討論來推延，是最方便的，因為事無大小都可以無休止的討論爭辯。作為「革共黨」青年一翼，「社青社」本來與「革共黨」是步伐一致的，採用同樣方式對待合併問題。可是，第四國際內部少數派政治上的發展，卻改變了這個局面。原來少數派已在好些政治問題上，與彭述之產生嚴重分歧。

諷刺得很，當彭述之與少數派一致時，他們沒有發現「革共黨」有問題，一旦出現分歧，馬上覺得問題嚴重，認為應加快合併步伐。而李明在政治上對少數派是亦步亦趨，所以合併問題，才出現轉機。實際上，由於這種政治分歧，李明領導的「社青社」，與「革共鎮」已鬧到瀕臨分裂。我看得出老吳對這次合併十分緊張。表面的理由，就如他所說的，他希望統一力量後，可以集中全力，向外發展力量，加强影響，不是原則性的分歧，可以在實踐中驗證和糾正。老吳是「青年激進化運動」最早搞運動出身的，不想長期糾纏在合併會議幾乎無休止和效用的討論中，這種心態是很易理解的。但是，依我的觀察，他其實可能當時心底下已發覺「革馬盟」內部的冒進主義者根本沒有前途，所以希望早點合併，來補充力量，取代這些冒進主義者，但意識上他可能不會對自己坦白承認，因為這些成員畢竟與他共患難幾年。

為參加「社青社」和「革馬盟」的合併討論，我成為對內公開的地下成員，對我來說台件討論是第一次深刻的政治化，我記得其中一個主要課題是冒進主義與尾巴主義。在會議中，「社青社」批評「革馬盟」是冒進主義，以為激進便是一切，行動便是一切，脫離客觀基礎，不理客觀形勢，不能善於掌握群眾情緒。這亦即是所謂「自發主義」傾向，我想在群眾運動中，自發的出現這種傾向是頗常見的事，在早期「青年激進化運動」中，「寧左勿右」有時是部分活躍分子的座右銘，我自己當然也是這樣傾向的，最重要是「有嘢搞」，沒有行動，便甚麼也沒有。所以，我當然從我的角度，從我的理解，大力辯護「革馬盟」。「革馬盟」則批評「社青社」是尾巴主義。成立組織以來，「社青社」何時發動過運動？何時介入過鬥爭？基本上沒有。基本上，「社青社」只是從運動外面，於運動發展過後作出評論，而「革馬盟」認為，無論這種評論是正確到甚麼程度，唯一的價值只是給後來者提供歷史教訓，對現實的運動可無幫助。問題的關鍵，是「社青社」的位置是在群眾運動的尾巴。

我記得合併會議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未來香港前途問題及結束英國殖民地主義後的政治模式。當時我的初步反應，便是一九九七年距離一九七八年是這麼遙遠，要為此進行討論似乎是多餘。誰知十年監禁出來，一九九七已近在眼前，而且早已成為香港社會所關注的事，回想當時「革馬盟」和「社青社」這兩個政治上不成熟的小團體已提到議事日程，可見唯物辯證法的確令人高瞻遠矚。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李明提出的攻治模式方案，基本上是社會各階層按一定比例選出代表，組成議會，與後來中共的「基本法」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後來在獄中我從報章知道基本法方案後，更覺得李明思想深度很值得佩服。

另外一個方案，印象中是由老吳提出的，大致上是全部普選組成的議會制度。經過討論後，結果通過了後一個方案，對這個結果，老吳很高興，說這是他從一九七一年認識李明以來，李明第一次沒有堅持自己看法。合併會議解决了關於香港前途政治模式問題後，便很迅速的達成統一。統一後組織仍稱為「革馬盟」。我印象中這是一九七八年春節的事。從這時開始，我已完全投入「革馬盟」的組織生活，身分只是對外才保密。

按照我的理解，這次合併，其實是兩個政治上不成熟的派系，實際上衰落中的小組織，希望藉統一扭轉命運，走向興盛。但在現實上，合併的結果就像將兩個病人翻過身來放在一起，結果不是變得好了，而是互相承受不了衝擊，情況更差。在獄中反思這個問題時，我想過其實倒不如不合，雖則合與不合也許命運一樣。表面上，合併時仿佛人強馬壯，少說也有四十多個成員。可是，合併後實際工作反而推展不前。第一個問題，意外的發生在出版刊物上。合併前，除了在工人運動時期，「革馬盟」長期出現刊物工作不穩定的情況，在這方面，「社青社」表現出色得多，較定期地出版《新思潮》和協助出版《十月評論》。可是，合併後的刊物《戰訊》月刊就出版得很不定期。這其實反映了合併後，新組織所產生的問題。合併不久後，原「革馬盟」冒進的一翼很快消沉，不是表現消極，就是索性退出組織，連被選入常委的領導成員也出現同樣問題。與此同時，出身原「革馬盟」的「進步學生」發展出來的成員，也紛紛引退。

這兩類成員，其實是「革馬盟」組成行動主要骨幹，所以影響頗大。原「社青社」那邊，合併後也出現問題。李明教育出來的一個成員愈之，開始建立自己小宗派。當時我已這樣說，「師傅(李明)改變了，徒弟(愈之)卻不變」。與愈之的小宗派衝突得最激烈的，剛巧是李明，這個小宗派搗蛋了一段時間後，越來越宗派，終於在後來拉了一班不成熟的「嘩鬼」，無原則地分裂了出去，取得老托派向青的支持，建立了今天還存在的一個小宗派。

合併後對我影響重大的另一次學習討論，是討論第四國際幾份大會決議案的草案。我記得第一份議案是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的，是曼德爾寫的，提出下一階段的鬥爭中心，是民主問題，當時我已接受這種看法，而近年蘇聯及東歐的經驗也驗證了這個論據。可惜曼德爾提出文件後，第四國際主要領導幾乎齊齊反對，結果要重新推出另一個草案「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民主」，對這份草案我不同意。曼德爾這樣的表現不只一次。他對戰後資本主義的看法，本來已建立了「新資本主義」(Neo-Capitalism)的看法，但在托派內部批評下，「新資本主義」便變成「後期資本主義(LateCapitalism)。我覺得他堅持原來的看法反而符台實際發展。無論如何，當時「革馬盟」大部分反對最初草案，接受了後來的決議案。國際決議案另外一些文件，則涉及阿富汗革命、越南問題與柬埔寨問題。

就我看見的，阿富汗政權和柬埔寨政權上台後，正所謂殺人放火，無惡不作，這樣的政權，根本不應該支持。但部分以李明為首的成員，則緊跟國際少數人的見解，認為這些國家的基本性質是非資本主義，因此在與帝國主義對峙時，應該保衛這些國家。當時雖然我沒有嚴謹的理論基礎，但看待事物的態度畢竟是科學的，斷斷不會顛倒事實，實際上我就是因為不會强辯四五天安門鎮壓有理，才離開毛派的思潮。亦因此，後來我在獄中終於發展成為一個真正掌握唯物辯證法的馬列主義者。相反地，當時我已看得很清楚，李明這種傾向，最後一定會走向唯心主義的懷抱。

民主牆運動開始，我開過「文化新潮」那次民運會議後，馬上與「革馬盟」常委開會，提出討論如何做民運工作這問題，李明的意見是如果要進行民運工作，組織本身必須改組，使其可以進行地下工作。我反對這個意見，認為我們不可能等到組織改組後才開始民運工作，而是必須馬上着手進行民運工作。其次，我不認為「革馬盟」政治上夠條件地下化，我認為除非組織在政治上成熟到一定程度，否則沒有可能地下化。我覺得後來的事實驗證了我的看法。無論如何，由於當時常委的其他成員陷於半消沉，所以便通過由我進行民運活動。我從事民運工作的自由度很大，而且由於實際上我當時的政治水平是激進民主派，所以進行的工作是與大陸民運發展友好關係，在外間建立經濟及同情支援力量，以及與國內民運進行具體的戰術問題討論，例如是不是頂下去的問題、是否成立全國民刊聯會問題等。我想如果由老吳進行實際工作，取向肯定是政治介入，思想影響，以至吸收人及建立發展組織。社會派的曾基，基本上也提出類似強調政治介入的取向。無論如何，當年我從事民運工作，雖說是「革馬盟」的工作，但一來整個常委已開始消元，二來由於具體工作太敏感，所以常委只討論政治問題，不討論具體問題，因此實際上成為我個人的主要工作。「革馬盟」其他成員，只有很少數間中上去協助我做民運工作。國內民運出現時，「革馬盟」總的來說是走向衰落，統一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以不同形式使原來的危機深化了。但民運的出現，卻加强了組織的信心，因而也間接加强了組織的活力，衰落的步伐放緩，延長了壽命。民運是强心劑，這一點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一直以來，「革馬盟」診斷中國是官僚化的國家，和提出在官僚壓迫下，人民群來遲早會覺醒和在行動上反抗。現在我們看這種觀點，幾乎是理所當然的常識。所以如是，是因為在中國出現過八九民運，在蘇聯和東歐實際上由人民的力量結束了一黨專政，但在十多年前，這種現在看來的常識，卻是激進左翼未經驗證，且常受到各種來自左右非難的理論。只可惜十多年前在這問題上有正確見解，比甚麼人甚麼派都至少先走十年的「革馬盟」，到我放監時、到正確的見解被歷史驗證後，實際上已不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