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八六至八八年： 監獄改革

 

第七章八六至八八年：

監獄改革

 

「親愛的父母：

我於五月八日收到八罐食物。請你們不用再寄食物給我了。但我想得到一盒檸檬果子鹽(瓶裝或包裝都好，視乎便宜的)。

我現在已聽你們的話。就是認罪服法，爭取早日回家看阿清，請代我給阿清問好。我實在沒有甚麼話想說，不過，我以後會多些寫信回來，匯報我的改造進展。

再見。

山青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

 

 

我一度認罪服法這一節，是十年監禁生活中最掃興的插曲。其實監獄方面除了整個制度逼我認罪、不斷提醒我要供養父母外，還向我父母做了不少工作。後來父母每趟來，總叫我認罪。有次還給我打眼色，說爭取減刑，出來再算云云。我在裏面獃得久了，又不知外面真的搞了聲援，加上周圍個個都認，唯我不認，日子久了，總覺得有點突兀。總之就是心中一軟，又開始胡思亂想，便對父母說，好呀好呀，我認了算吧。這樣過了個多月，便胡亂寫了二百多字，說認罪希望改造咸刑之類，還問指導員有沒有特赦。幹部並無進一步要我提供些資料，說真的我也沒有甚麼可以提供的，香港這邊的運動是公開的運動，大陸那邊其實也頗公開，沒有搞甚麼陰謀詭計，過去與他們頂，其實也是意氣之爭。我想這是為何他們沒有向我套取甚麼資料吧。

獄方知道我改變態度，高興極了。因為全梅州監獄，絕少人自始至終不認罪，羅副政委還在監犯大會中特別表揚我，說四中隊的劉山青也認罪了。他在上面吹嘘時，我正在瞌睡得甜甜蜜蜜，所以知道，還是會後其他勞改犯告訴我的。認過罪後，我基本態度還是不變，不做點灰，不寫東西對共產黨歌功頌德。只是獄方對我態度轉變，放鬆得多了，不會像過去般動輒罰我戴鐵鐐值班，所以這一年我過得特別活潑佻皮。

舉一個例子，就說年終學習運動的考試吧。一九八六年的運動是學習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大家照例大小會議學足一年後又考試，經過上年教訓，幹部這趟鬆得多了，很多囚犯藉口大小便去廁所出貓。我最大膽，走回倉找書便抄，幹部口邊要我不要那麼「狼」，實在也容我亂來，其他犯人聽聞莫不目張舌咋。

更佻皮的，便是我跟人比武的插曲。

那時我工作的車間，相當獨立，人少方便玩耍。閒來無事，一便是練翻励斗、練後倒臥，即像僵屍般平身向地拍下去、練鯉魚翻身等。雖然還做不來空翻，但前手、後手和側手翻已做得不錯，在獄中數一數二。窮極無聊，想起以前聽聞過甚麼金鐘罩、鐵布衫，無人指點，也來運氣紮馬試練，運起氣來，自己播打腹部，那時我翻励斗翻得有些日子，已練就相當紮實的腹肌，竟然很快上手，打打又覺不痛。過些日子，膽子大點，竟然叫其他勞改犯試打，又過了關，覺得沒問題。這樣練練試試，膽子又再大了，叫人家放心大力抽，也抽不入，一時在勞改犯中，打肚腩打出個名堂。其他有想學我的，給一抽便叫痛或心怯了。

話說有個修車仔勞改犯，長得魁梧，打架有聲名。他與我互打肚腩也捱不住，心中自然有點不暢快。且這佻皮玩耍的，就如我們香港人聽音響 ，總是越聽越高檔，大隻佬便提出，不如「隻揪隻」比武。我初時只說不，他打架出名，又長得高大。但他求得我多，我便答應，方法是各自坐在凳子上互掀，不准打面。他雖然體形像水牛，力又比我大，還有實戰經驗，只是我有一個優點，便是心中不怕、夠狠，他拳來我胸口照承不擋，拳頭卻照打他。大隻佬心中一怯，翻身而逃，敗下陣來。

大隻佬輸了，正所謂面子攸關，過去打架英名豈非盡喪，於是又要求升級，自由比武。我初時還是不答應，見他央求得多，又順了他意，規定不打面不用腳，打了七、八次，還是我贏多輸少。越比越有點聲名，還傳到其他中隊，甚至有人走來挑戰。我說這只是玩玩，不是比英雄。如是者到了第二年，當時我已反口不認罪，幹部開始要炮製我，跟大隻佬最後一次打，這趟是自己心怯，方寸大亂，給他打到人仰馬翻，洗澡時發現胸口黑了一片，最慘是心怯之下，轉身便逃，殊不知背心無眼給他結實的打了一拳，痛得我五祖出世，六祖升天。

那時不知何時學曉，給人打了，不要擦藥酒，應該像日本人般跪坐通氣，過段時間血管會自然散瘀，只是輸了這仗後，幹部因我反口，已派人跟我，等閒不敢造次，於是結束了比武的插曲。

打擂台是武，文的方面，我竟在文藝晚會參加唱歌。其實我沒甚歌喉，但勝在大聲夠膽，不怯場，晚會時大唱「大地恩情」，竟然得到最多掌聲，眾勞改犯說我唱得最棒。其實在這之前以排練晚會為名，早點收工籌備，也是暢快。書也讀了很多，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可夫、高爾基、巴爾扎克、雨果、左拉、大仲馬、小仲馬、狄更斯、川端康成、井口靖、海明威、傑克倫敦等的經典，大部分都看過，對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最喜歡。但是，邏輯性强的著作，例如馬克思、列寧的經典，我還是未能看得入，未恢復過來。當時看書的另一轉變，是從文學名著改而讀報刊，我訂閱了國內十多份報刊，日夜啃讀，所以放監後，認識我的老朋友都說我常識豐富了很多，想是讀報刊之功吧。

這時連陳裕業也走了，我當了師傅，收了徒弟李國勇。他是個二十左右的羊城仔，糾黨行劫港客遭反抗時，教唆同黨刺傷事主，初被判死刑。據他說，替他辯護的律師與法院爭論激烈，幾給趕出庭，最後上訴得直，改判無期徒刑。從他的辯護故事我才知道，原來幾年之後，律師不再全是官方附庸，開始有獨立辯護。其實這是基本人權，本來就應有的。過去沒有是錯誤，今天有是糾正錯誤，不能單純認為共產黨又促進了甚麼法制進步，只是糾正本該不存在的錯誤而已。

徒弟李國勇跟另一中隊幾個白話仔過從甚密，原來這幾人密謀逃獄，暗中製造匕首繩索，後給人點了灰，受到禁閉，毒打拷問下招供，結果每人加刑兩年。李國勇則僥倖逃過一死，他是無期犯，稍有差池，便是槍斃。

這年還發生過一宗勞改頭公然毆打勞改仔事件。在過去我未入監前，在一般情况下，即是無政府主義狀態時期，為虎作倀的勞改頭公然毁打勞改仔，是時有發生的事。文革時打死人則是經常事。入梅監後，這樣的事已很少發生。

話說有個叫阿丙的，家窮無文化，神經質氣有點弱智，犯了强姦親母罪入獄。入得監來，由於做人傻兮兮的，當中給人欺負踐踏，不在話下。有天在文化室因電視轉台問題與人衝突，竟給幾個勞改頭用繩縛起打了一頓。收工時，我當眾收容他，給他藥酒療傷，其他勞改犯看見，大家同一命運，本來已心中不忿，現在見我出頭，便來支持我，當然也有支持勞改頭的，不過是少數。事情就這樣鬧大了，第二天我找到劉科長和駐監獄的檢察員投訴，搞到一貫維護包庇勞改頭的指導員也不敢貿然表態。檢察員也說句公道話，說法律規定不能縛起勞改犯，後來還是劉科長做好做歹，才將事情扯平了。我相信經此一役，勞改頭要毆打勞改犯人，心存更大顧忌。

法官亂判的事例，又發生在一個白話仔劉偉文的身上，他搶劫判七年，不服上訴，適逢「從重從快」運動，法官不理刑法，但求追上運動，有所表現，竟然加判十五年，氣得劉偉文有冤無路訴。

不過，一九八六年對梅州監獄而言，最大的轉變是開始承包制。而且，不單梅州監獄在變，全國監獄也在變，我覺得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監獄最大的一次結構性轉變，轉變的結果，是以後的監獄，幾乎一點也不像以前的監獄。從監獄權力分配，管教勞改犯的目的，犯人的生活，全部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最能概括這場轉變的，是自此監獄拋開了政治思想改造，與社會上其他階層一樣，盡量向錢看。我想歷史上沒有一個社會，它本身熾熱的黃金夢竟然能夠無孔不入到鑽入牢獄，還根本改變了牢獄的精神面貌。

承包制就是以監獄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在新冒出來的市場中競投承包合同，目的在於生產利潤，監獄的目的本來便是要來懲罰改造犯人，與製造利潤無關。現在引入這承包制，以製造利潤為目的，彼此間必然發生衝突。監獄過去的經費，當然是由國家下撥。可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這些經費開始承受到龐大的通脹壓力，如果監獄方面不想辦法，壓力就越大，監獄情況就會越差。這其實是很多其他國家單位遇見的共同問題。但監獄的幹部，恐怕自己要承受更大的經濟壓力。幹部的薪酬微薄，一樣承受通脹壓力，過去不開放，沒有人有發財機會，大家一樣苦，有問題也變成無問題。現在政策開放，要搞市場，要賺錢啦，經貿機構的幹部，自然先蒙其利，大有捞油水機會。甚至地方掌權的小幹部，也利用本身權力，鑽新生事物的空子。這種種改變，

可以在下列各方面得見。

首先，監獄原本集中的權力必須下放到中隊，因為生產是以中隊為單位的。随着生產所佔的重要性越大，中隊的權力就越多，監獄中央相對的權力就越少。其次，中隊和中隊間，因為利益分配上可能發生衝突，因此不同中隊的幹部的關係也開始轉變，多了分配利益這個因素。

中隊掌握更多權力，但中隊原來的傳統領導指導員的權力，卻實際上逐漸受到削弱，長遠而言，他的地位或者會乾脆被淘汰。原因是現在中隊主要不是政治掛帥、以思想改造為目標，而是經濟掛帥，以爭取更多利潤為指標，所以生產隊長(即廠長)的地位便提高了。利潤越重要，廠長的地位就越高，權力就越大，相對地指導員的地位就越低。

     對勞改犯來說，過去勞動是為了改造，勞動得好是改造好的指標，與利潤基本上是不直接掛鉤的，但現在勞動是為了利潤，幹部便改變了原先的安排，實行迹近現代奴隸式勞動，從原來每日八小時勞動，一下子便提高至十二小時，每日分兩班，早九晚九一班，晚九早九又另一班。有時還要加班。

加强勞動强度，延長勞動時間，和改用十二小時兩班制後，犯人過去的生活自然大為改變。最大的不同，是政治學習之類，基本上要取消，十二小時工作後，誰還有時間、精神去搞學習？況且，在利潤掛帥下，這些學習現在對幹部已不再重要了，監獄賺不到錢就甚麼都是假的，監獄本身已淪落為爭奪利潤這無情市場中的一個貪婪的生產單位，希望有機會剝削勞改犯奴隸式勞動的剩餘價值。

 最初開始承包制後，為了刺激犯人的勞動積極性，也採用犯人與中隊承包制，即完成基本定額產量的便有獎金，是乾脆的物質刺激。最初出現過的笑話，是定額定得低(這是因為過去的生產效率是偏低得很厲害)，所以超額多，接承包合同犯人可分七、八十元一個月。在王希哲所在的懷集監獄，甚至有犯人可以分得百多二百元，令監獄大為猶豫，扣下不發，觸起不滿情緒，最後要獄長出面請客大吃一餐補償，無論如何，後來犯人每月有十多二十元收入，已成平常事，特別拼命的有三數十元。在量方面，勞改犯很多很努力，因為生產效率高，已代替了思想改造，有助減刑。有些犯人，甚至搏命到要用維他命丸來支撑。

犯人要長時間勞動，伙食自然改善了，肉也多了，還晚晚有加班粥，有肉片吃，用來補充犯人體力。犯人經濟改善，自己也會加菜，對此監獄已放鬆控制了。

   洗腦式的政治教育、思想改造，已名存實亡，監獄方面怎樣補救呢？這便倚靠雙聯制，即勞動與改造結合。犯人每天依據勞動及思想表現來評分。新條例推出時，有獎分的條例十多條，扣分的百多條，令我想起孔子的「苛政猛於虎」。最初規定，一分就可減一日，後來發現，不少犯人獎分很多，便將一分減為零點一分。我則自始至終拒絕參加這個制度，多坐三數十天於我已不在乎了，正如我常對幹部所說，我不逃獄，坐滿十年待你們送我出去。後來果真坐足十年，一天也不少。

在「向錢看」的新風氣下，最滑稽的便是幹部曾經打過勞改犯主意，鼓勵過他們家屬投資或包銷之類。例如有個香港人陳劍雄，因走私被判無期徒刑，為了減刑，便教家屬承包木工中隊的傢俬，還從香港運來機器，他則在木工中隊當了管工，誰知產品質劣銷不出，滞貨不要緊，關係反而搞得很壞。我對他說，要打通幹部關節求減刑，不如乾脆拿三兩千元出來更實惠。事實上，在「向錢看」的大趨勢下，幹部腐化得很快，有錢真的使得鬼推磨了。話說回頭，後來聽聞勞改局也知犯人投資這一招，鬧得太過分，若是犯人在監內當了老闆，還成世界?所以下令禁止了。

   另外一個笑話，便是在集體發財夢中，不知哪個幹部提出一個鬼主意，建議在梅監發展一間酒店，名為梅州大酒店，甚至監倉也可考慮出租，說不定有人喜歡住。正是財迷心礙，甚麼荒唐離奇的事也想得出來。

到了一九八七年，震動監獄的，當然是胡耀邦下台事件。監獄跟早期工廠一樣，早晨有廣播，我則一向沒聽。有天鬼推神使，竟然聽見胡耀邦下台，知道事關重大。我記得還說給姚飛福知，他見我一向大罵共產黨，當我吹牛開玩笑。這時，學生運動的消息已見諸於報了，監獄犯人第一次知道外面社會動盪。

說也奇怪，原來這社會一亂，黨上層路線方向一日未完全清楚，黨的下層便不知所措。例如我中隊的指導員，雖是四人幫出身，但學運及胡耀邦事件一出現，卻一反常態，叫我們自由討論，這還不止，有天這指導員單獨召見我，說想跟我談談胡耀邦問題，我以為他想了解我思想，便說沒有甚麼可講。那指導員知道我誤解他的意思，連忙說是想跟我交换個人意見，並無其他。我說這沒有問題，便說你們共產黨混亂，甚麼第三個浪潮，根本是右派思想。他說這也未必，是科技而非政治問題。他問我胡耀邦下台會否搞另一個文革，我說不會，根本沒有這個條件。我還說到，趙紫陽與胡耀邦是同一類人，他則不同意。我問他有甚麼意見，他說已講了，就是怕再搞文革。無論如何，當我知道外面社會又爆發學生運動，心中自然高興。後來據另外一個中隊幹部輾轉傳出的消息，原來梅州大學也想造反，後來給工作隊鎮壓下去。可是，我怎樣也想不到，竟然在獄中跟新的學生運動其中一個活躍分子見面。

有天我在醫療室附近工地遇見一個年青人，跟他搭亂，問他為甚麼進來。他吞吞吐吐，反過來問我，於是我直說是搞民主運動。他聽後眼睛一亮，說他也是搞民主運動的。原來這姓葉的惠陽人是大學生，學生運動雖是一九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在中國蔓延各城市，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學生醞釀站起來說話爭取，已有一段時期。這姓葉的是典型活躍分子，與其他學生北上北京大學串連，給公安暗中抓了。初時不知如何處理，怕鬧出事來，後來才輕判二年，可知當時中共當局已知學生不滿情緒高張，等閒不敢刺激。

他知道我本是香港大學的學生後，便說他也認識港大、中大的學生，還說香港大學生不政治化。我說我做學生時亦政治化的，以理工科的為多。他的印象卻相反，文科的較關心，理工科的不開心。最初他以為我也是他們這一幫搞民運的，我說不是，是十年八年前，他表示從未聽聞。問他聽聞過王希哲沒有，他說沒有。知不知道托派，也不知，政治上很幼嫩。我當然不放過這個機會，向他進行政治教育，對他說，其實社會主義不是失敗，社會主義是人類的理想，是要消除剝削與壓迫，解放社會與個人，失敗的只是官僚們，是官僚敗懷了社會主義的實驗。他也表示支持這種看法，要認真回顧馬列主義正統。可惜很快我便給隔離了，再也沒有機會跟他接觸了。

學生運動往往是社會改革或革命的開始，歷史已充分說明的。可是，學生運動如果不和其他社會階層結台，就注定要失敗，這也是歷史定律。在我參加過的學生運動中，最大的是一九七八年金禧事件，而正好金禧是以失敗為終結。

金禧最初當然是金禧師生與校方、與教育司署間的鬥爭，但隨着運動的發展，很快已到了這樣的地步，即如果金禧不從一場特殊的、個別的鬥爭上升為普遍的、針對中學制度種種不合理現象，鬥爭會走向失敗，當時實際上已出現擴大鬥爭的社會條件，我記得有次我們已動員了陳樹渠中學百多二百位中學生響應，當時張文光也偶然在座，但由於金禧以教師為主的領導核心不選擇鬥爭社會化的方向，動員廣大中學生的大好時機便錯過了。

金禧鬥爭走入死胡同的另一個特點，可見諸領導核心的排他性，以他們為主體，所有支持的為客體，只有參與，甚至沒有民主討論的權利。結果托派固然一早排斥，就是建立了聯席會議後，教師核心對司徒華同樣排斥。回港後偶然才知道，惡化的程度，是教師頭領陳松

齡十年後在八九民運期間，才再上教協，至於金禧教師心想一校改革，早於運動早期已給「革馬盟」批判，後來於三育中學時不單一一應驗，而且以更墮落的方式暴露一校改革的死。

學生運動在鎮壓，胡耀邦下台成定局後，上面路線清楚了，局面也明朗了，獄中幹部也回復正常了，態度也改變了，中隊大會時，指導員支持上面政策不用另表能態，還說有些犯人平日不看報，動亂時動看報，不知居心云云。

這一年因承包制已在發生作用，運動雖然也搞，形式而已，令我也不記得是甚麼運動。

胡耀邦下台後，自然要響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只是當時獄內幹部勞改頭都在做發財這春秋大夢，正在發自由化財，例如開小組會時，連幹部組長也不知如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小組政治學習會議成為吹牛大會，大家敷衍馬虎了事。這在過去，是從未發生過的。

對於學生運動，勞改犯的反應究竟怎樣，可從我身邊找三個典型說明，第一是張德裕這判了四年的小偷，他可說是勞改場長大，社會經驗豐富，平日也說官僚高高在上，騎在人民頭上，當然表示支持學生。

第二個典型是上面提過的姚飛福，他平日雖然也罵共產黨，有點正義感，但恐怕太亂不成，於是在官僚與學生間，搖擺不定。

第三個典型是個鄉下馬的書記老頭，正統共產黨出身，提出學生要的是甚麼自由，來質疑運動，支持官僚。

我乾脆答他，這自由其實很簡單，你坐監便是不自由，如果這還說不是，放監時你休出去吧！多一點社會經驗的人，總是傾向支持學生，而出身特權的，就算淪落，也是偏向支持官僚。

一九八七年這一年，我反口不認罪了，這改變了我繼後年多的梅監牢獄生活。

我自早一年認罪後，並無做違心事，或去昔共產黨塗脂抹粉。爭取心意也是減刑一兩年，我乾脆不要，立刻釋放則看來無望，可是早已決定反口，會見父親時，他一反過去勸我認罪的態度，當時我心想，民運期間，衝鋒陷陣，險是我冒的，我幹甚麼要你們的原諒，你們又憑甚麼資格來裁判我，心中頗為憤怒。無論如何，我還是對父親說我要反口，他也知事關重大，我一旦反口，肯定不會好過，但他已做好心理準備，對我說發生甚麼事也不要緊，阿清會照顏他下半生。

那趟會面收下父親帶給我的收音錄音機，聽了個多月後，就寫張紙條說我不認罪，甚麼罪也沒有，指導員說，這可不行，多少也要認點嘛，我說一點也不認，於是獄方震動，報告獄政科、上呈勞改局，準備認真對待我。

從這開始，對我自然加緊了，處處為難，還從禁閉室調了個第一號勞改頭陳樹生來監視我，此人原為消防局隊長，强姦鄰居七歲女孩，但因身為幹部而照例輕判四年，一兩個月後，正式決定來了，在中隊大會宣布，我由陳樹生負責，其他犯人不得與我交談來往，倉中其他勞改犯全部調走，只留住我和陳樹生。

這種隔絕政策，對我精神打擊很大，我成為勞改犯中最低下的，連如廁洗浴也要被人監視，覺得人格受到很大侮辱，不用說，我受的隔絕對待，震動全獄。

當時有些人以為要搞文革那一套，要搞牛棚，我則看得清楚，知道不會，工作已不用做了，但對此，生產隊長很不滿意，中隊既損失我這高級技工，又要指派一個人陪我，還要調走我倉內十一個勞動力，對勞動力損失太大。所以，後來還要千方百計，弄了幾個勞改頭來我倉，減少勞動力方面的損失。勞動力削弱，產量下降，資金便減少，幹部便少了油水，如果這生產隊長有權決定，我想他寧可罰我日日加工，化壞事為好事。

工作不用做，劉科長叫我不如學習吧。那時我已讀完《資本論》，便說想學《列寧選集》，他便帶我去圖書室找，這圖書室浪得虛名，其實是幹部用多，幾年前我見過有馬列全集，我跟劉科長入去一找，竟找不到，劉科長便問伺候圖書室的勞改頭馬列書籍收在何處，後者答已當廢紙賣了，劉科長聽見勃然大怒，因為這趟在我面前可出了大醜，共產黨政法機關將祖師爺的經典去當廢紙賣，知道我心底下肯定會開心地嘲笑他們，於是厲言疾色，說要提他去坐禁閉。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要不是幹部主張，這勞改頭怎敢賣去呢?當下我便請求劉科長替我買，他連忙答應，找了管教幹事去辦，後者後來走來跟我說，叫我不要留難他，因這梅州書局，根本沒馬列著作賣了，廣州那裏可能有。

回港後，想去左派書局買本列寧的《怎麼辦?》也沒有得賣，詢問店員時，她聽見書名，還面有鄙夷之色。可憐這中國共產黨，現在還在說四個堅持，連書也買不到，且看如何堅持馬列主義。

話說過了一輪，幹部為了加强中隊勞動力，便挑了幾個勞改頭頭與我同倉，但聲明，不准與我談話，我實行物質政策，用食物收買他們，所以在陳樹生去點灰前，也可交談。

其中有個船長大漢鄭大成，走私台灣刊物，判得很重，坐了十年八載，還有十多年。他一身武藝，也打出名堂，只是年紀漸老，外面太太跟了人，留下一子一女學壞，憂心不已。有天他穿上籃球衣，直向大門走，門衛問他何事，他說打球，於是給拉進禁閉，相信照例要毒打一頓。後來怎樣，不得而知。總之犯人有兒女，在裏面是很難安心坐監的。

隔離政策對我的打擊真的非常大，有時心中不其然閃過自殺的念頭，但沒有自覺的想自殺，腦中常盤旋莎士比亞的名句：「 To be or not be , this is the question    」。晚上就常常發惡夢，夢見自己變了一頭牛，給活剝了皮，不斷喘氣。不講大家可能不知，國內有些地方有種做法，是在地上挖個坑，把牛翻在坑中，四腳朝天，然後活剝皮，先切肉，就在牛邊開火炒肉，人家說這樣炮製的牛肉特別鮮甜，至於這頭牛，則一直眼巴巴在坑中惨叫，我想這夢意是慘遭宰割吧。總之精神是日夜備受折磨，苦不堪言。

過去每趟父母來探我，問我生活如何，除去禁閉那次外，我常說可以。這回他們問，我說生活慘。那時我也從父母一言半語，知道外面有聲援，他們也說過，甘仔(甘浩望神父)為你絕食，只是不是長期的，每年一次。何俊仁寫給中國的律師信，我也見過，我記得裏面說我是電子工程師，我心想這是作大了，說我是社會棟樑，我想這更滑稽。他們還對我說，本來有張聯名的賀年卡，司徒華也有簽，我說好。父親說司徒華本來不想簽的，是甘仔迫他簽的。我說這也就算了吧。我父母其實不知，外面有沒有支持對裏面的我是挺重要的，這種道義上的支持，在獄中的人來說，是很實際的支持，因為藉此我們可以更堅强地、更有決心地、更樂觀地鬥爭下去。

在這段期間，我生病去醫療室，對獄中的特權階級又有了新的了解。

原來這梅監竟有個犯人，原是汕頭地區地委書記，犯了經濟罪，但因汕頭地區的幹部都是他管的，所以中央騙他要升官，離開汕頭上路時用軍車截捕才捉拿了，周章之處，簡直笑話。他屬於監中的老人中隊，開了個潔淨房間單供他住宿，日常生活有勞改犯服侍，閒來獄長也要來拜訪閒聊散心。

老人中隊又有另一個威赫人物，竟是汕頭市公安局長，也是犯經濟罪。有個移民局科長，還是貪污罪。還有個大貪污犯，姓名忘記，可他的案卻上過電視，很有名堂。另有一個老人强姦犯大肚皮，弟弟是《人民日報》編輯，以及另外些幹部子弟。這些人，判多少年是一回事，坐了一會，等外間風聲不緊，也就一個個「保外就醫」，逍遙法外。在獄中，他們跟一般勞改犯，根本不是一回事。階級差別的程度，比資產階級監獄肯定更厲害。

事實上，一般「老人中隊」的犯人也有福氣，因為行承包制後，這些老人沒有勞動價值，所以很快老人都也保外就醫，只留下幾個，替獄方省下一大筆白蝕的支出。

這老人中隊裏，最出名的是一對傳教兄弟，已有相當年紀，他們不是梵蒂岡的天主教，也不是一般基督教，因不稱神父牧師，只稱教長。兩兄弟真的傳道，出入監獄數次，每次放出去都去傳福音，在汕頭收了二千多個門徒，判了十多年。後來弟弟病死，我問他哥哥可傷心，他說不傷心，這回更好，不用活着受難。

到了下一年，即一九八八年，陳樹生這勞改頭壞事做盡，減刑走了，另調王炳南來看管我。他原是汕頭警察，也是經濟罪入獄。他比陳樹生正常，跟我約法三章，大家識做，也不為難我。此人文學很好，專心在獄中寫武俠小說。其實捱到此時，我也學乖了，正所謂苟且偷生，有時也陰聲細氣，免傷和氣。只是對這反口一事，可絕不後悔，罪是肯定不認了。胡混到後來要上路去懷集監獄時，王炳南跟我差不多已成朋友，與我說到了那邊，恐怕你要認罪了。

這段時期的隔離生活，除了精神難受和寄情學習外，乏善可陳，胡胡混混地，日子也竟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到了中秋前個多月，暗傳判決書的事，終於穿了，父親終於在香港發放。想是勞改局知道，責成劉科長，到科長便與其他幹部，連夜捉我提審，我說不害怕，直認是傳了出去，這樣便開始坐禁閉了。

可幸這趟的禁閉沒上次那麼辛苦，王炳南還是會來禁閉室看我，實際上有時也關照我，讓我好過點。例如偷運蚊香進來，免我受蚊針之苦，閒來有機會還與我談天解問，看管禁閉的兩個勞改頭，都是幹部出身，一個是汕頭地區出入境教導員，另一個是出入境科長老馬，兩人都是與公安局長同案受刑，他們特權之大，可於晚上出監去街，只是身上無銀，覺得外出也無謂，所以常敲勞改犯竹槓，向他們要錢，也問過我，我則推說沒有。

到迎月那天，我請王炳南偷放我出來賞月，他說可以呀，只等幹部走了就放我。只是幹部飲酒談天到凌晨二、三時才散，這才錯過那夜良宵。但有沒有機會賞月，梅監生涯也成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