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4日 星期二

1992年環球演講倫敦

 

 

親愛的阿清:

 

今早李瑞娟送我去機場,我們在途中進行了一次政治討論。李瑞娟堅持說馬克思主義在所有國家都禍國殃民,她主張的是北歐的福利社會。我說我也不同意你的意見,怎能你又要我接受你的意見呢?她說我被共產黨坐愷了,我看不到世界的轉變,她的意見集中很多人的看法的,我的是一家之言,又說我的邏輯混亂了。她一個女流之輩也辯不倒,說我應多看書,多作準備才出來,以免人家說香港的民運人士這樣無料。總之她和你差不多,一爭起來一定要自己爭贏,辯不起便耍潑。這是女人的可愛的地方,我看見說下去已無謂,便收聲。

飛去倫敦的班機很短程,由於時差賺了一小時,所以我二時起飛,二時抵達倫敦。倫敦的力量比巴黎大得多,吳呂南等人接我機,他們八千里立即拍了錄像。我一下飛機到八千里總部便接受了快報的駐外記者的訪問和BBC廣東話的訪問,還接受了台灣電視的採訪,新聞工作的安排可謂無得彈。隨後我剪了第一個髮型,是最新的二級型,台灣電視的主持人雖然問了我怎樣看馬克思主義,但她很有修養,沒有挑戰對方。晚上吳呂南他們開了一個小聚會來了三、四十人,都是相當龐雜的。我簡短地介紹了自己的經歷,但討論氣氛不太熱烈,這是可以理解的,會上的一些右佬挑戰我的馬列主義,我無意與他們糾纏,作了一些簡短的回答,說社會主義是為工人階級利益的,要民主的,還強調當前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中國面臨著一個民主時期。吳宏達也到了倫敦,也在會上說他的一套,他說共產黨優待了我。我反駁說我們比一般的犯人更加不幸,因為我們被長期單獨囚禁。會上的一位西方女士立即和應,說單獨囚禁是很嚴厲的精神虐待,南非說是這樣打擊政治犯。最令人氣憤的是吳宏達說共產黨不用恐嚇要將我留場作業,因為它將八成至九成的刑滿人士作強迫留場作業。這完全是謊言,事實上近十多年來這是極少使用的,不過我沒有當面拆穿他。會後一班香港大學的畢業生對我十分熱情,他們都是一些我的後輩,曾經搞過一些學運,拆陳毓祥台的港大學生也在場,我們一班人還去了吃飯。原來我們就在唐人街一帶,Simon Kong 是一位很風趣的人,為人老練,與吳錦祥可謂難兄難弟,不知他是否想當唐人街的一位僑領。今早吳呂南將要來帶我去謁馬克思墓,之後Simon Kong要跟我詳談。在晚飯時一位港大七七年入學的學生對我很友善,他是來學神學,準備回香港教神學的。他說幾年前在唐人街上演了一齣話劇,它是由中國人編,中國人演,在唐人街是創舉。主人翁由一個女孩子飾演,但很明顯是影射我的。會後的反應很熱烈,一位姓唐的女士來英國為我作介紹的,他說是那時買了一本山青五年集。他保留至今還特意把它帶來會場要我簽名留念。他說那時跟今還有三年多,他想不到我能否挺下去,會否出來,更想不到會見到我,與我一起吃飯。原來海外的朋友對四五行動很有好感。李娟在最後一天在機場對我說,她來港想見見四五行動的人,她對四五很欽佩,對劉千石、司徒華等人,高高在上,她便沒什麼興趣見他們了。請多把我的消息告訴我的父母。

我近幾天文筆不太順,就此擱筆。

Your Darling

山青

一九九二年三月七日

上午九時半

 

 

 

 

 

親愛的阿清:

早上我與吳呂南拜謁馬克思墓,鄭煥志在旁做錄像。鄭煥志在香港當過記者,說話溫文爾雅,現在來到英國讀書,他們都是在六四之後受到李鵬之賜而跑出來的。他沒有依附什麼組織,以個人的身份出來幫些忙。例如我出來不久,他路過香港,便受國際特赦之託訪問了我。我與他交談有關香港建制的問題,他說建制之外也一樣做到嘢。我也同意,議會的工作並不是全部,我說作為議會,可方便地便用傳媒。他說到傳媒是被控制著的,劉慧卿、陳毓祥雖然身處高位,都自動離過,我說議員與傳媒中人不同,議員可以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 ,傳媒可要保持中立。於馬克思主義正處於低潮之中,馬克思的衣冠塚只有一些枯花。早上還是見到幾個遊人來拜謁,但他的塑像烕嚴不可侵犯,很有氣派。一代偉人受到如此冷落確是可惜。這衣冠塚是1959年建的,附近有些國際著名的共產黨人的墓碑,它的旁邊的一座墓有新鮮的花環,她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我們有些奇怪為何馬克思沒有花環,而她卻有。原來她是位黑人鬥士,馬克思的舊墓在後面一百米處,我們踏進野草叢中尋找,那裏找得著,遍地都是野草蔓生,到處都是些無主孤魂。吳呂南再去問守門的老太太,還是找不著,我已打消主意,嚷著要回去,吳呂南很有決心,四處亂跑,不可能的事被他的辦到了。原來馬克思的舊墓,即原來的墓座落在一條很整齊的橫行的小徑(即是陌)之中,被吳呂南看見了,我們去抄了墓碑上的字,拍了一些照片,碑文依稀可辨,這也是偉大的創舉,因為很少人知道有馬克思的舊墓。吳呂南談起馬克思主義也頗為嘆息,說經過蘇聯的解體,馬克思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沒有解體,但在世人的眼中,在實踐上已經解體。在某種程度上他也說對了,我也認為社會主義需要在將來的民主的基礎上建立,我認為目前不是爭論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集中在如何爭取民主,因為民主放之四海皆準,而且未來的社會沒有民主,也無從談社會主義。中午與Simon鄺去了一家唐人餐館吃飯。Simon鄺在這裏的唐人圈子混得很熟,那老板也是支持進步事業的,他請了我們一起吃飯。他的太太尤為熱心,說得早已心儀想見我。她的水平不錯,說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使到學生有些喘息餘地,她說中國沒有一個可控制大局的力量。雖然她痛恨老鄧,可還是希望老鄧長命百歲,安定大局。老板和Simon談到這裏的僑領,老板說幹了事,找些油水,是人之常情,但最令人切齒的是那些出來的人都從開始就只想著自己的私利。他說那班人都是些契弟。Simon和我一路上談了很多,他認為民主派不應單只有一個聲音,但應該協調,在私底下講妥了,便不能兄弟鬩牆。我說問題是是否成熟,和在權力鬥爭之下沒有這樣理想。好了,我要出去了,今晚再說。

Your Darling

山青

一九九二年三月八日

上午十一時

 

 

 

親愛的阿清:

我本來想每天給你一封信的,但由於太忙了,而且現在遲了一些起床,七時才醒,吃早點打扮一番後已經要出門口,星期日又寄不到信,在牛津大學的演講,是由中華人權民主促進同盟旳陳匡武教授和他的夫人周尚真主辦的,來了一些香港留學生和大陸的留學生,陳教授很有民族精神和正義感,會上有一位同學談到民主與中國的民族性有關,他說中國古代的民族文化也有民主的精神。吳宏達到處兜售他的反共思想在這裏被陳教授指他將極權主義、社會主義等混在一塊。吳宏達的研究工作是中國的勞改營,他便說中國極權社會的支柱是勞改制度,只要推翻勞改制度,中國的共產黨便要倒台。當我來倫敦的當天晚上,在歡迎會上,由於吳呂南是崇尚無政府主義,所以什麼形式也沒有。會上沒有主席,我又沒有準備發言,又不知說英文還是中文,會議進行不很圓滿。我在會上被些右佬圍攻,問我要不要在香港建立共產主義。我說目前並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民主進程的問題。今次在牛津,可是風水輪流轉了,會上的人圍攻吳宏達的支持經濟制裁的觀點,大部份人都反對制裁。劉記在香港堅持我要在海外不要在這些問題上表態,現在看來很有道理,我在會上只是介紹自己的經歷,沒有談及制裁的好與壞。會後,一群香港的留學生對我很熱情,他們前年還是香港聖保羅男女校的學生,英文好得不得了,人很精靈特別是S.Y.Lee小姐,她以很欽佩的語氣說我很堅強。會後,我簡略地訪問了陳教教授,原來他們是一群海外的學者的組織。夜晚我去張紹銘的家去吃飯,他的太太湯鳯琴在這裏做社工。張紹銘的家族很大,他爸爸是葛量洪師範學院的第一屆院長,他的媽媽是河東女子中學的校長。他找回英國的一班托派與我一起吃飯,到他家裏的有林慧霞、羅國樑、張紹銘、黃紫紅、林懷耀、黃紫紅在香港與我有一面之緣,還有做紀錄的鄭煥治。他們在會上都沒有談政治,只有扯家常,我便沒有發難了。大概他們都不太活躍吧。可是他們對我都很好,人很隨和,沒有一些政治落難皇孫那種酸溜溜旳氣味,也沒有劉記那種冷冰冰的僵硬的語調。黃紫紅有些傻大姐的氣息,她用車送我回家,我在車上與她談起蘇聯的轉變和托派的政治問題,與張紹銘在車上也曾談到政治問題,我說的比他們多,我說主要問題是第四國際判斷的下一個階段是革命的階段,這個歷史時期的總的判斷錯了,因而無法建立一個龐大的群眾性政黨。年日久了,自然會出現內訌,他們大致都接受我的觀點。黃紫紅說中國人很少對史太林政黨有幻想,但歐洲的托派對史太林政黨的幻想很大。我一路上有一個想法,我見了你,(我的Darling),嚴家其的太太高、夏雲的女朋友李瑞娟,加拿大的Dori、劉琛和吳宏達的太太,這一班女子的共同點很大,有些政治意識,多少受到丈夫的活動影響著私人生活,而且,都是些原則性很強的人,很多都是動物愛好者。冰琛認為所有動物都應該有生存權的,所以她反對消滅地鐵站的老鼠。我建議你寫信跟她們交朋友,她們都是很有趣的人。我應該是寄一張虎報上我倆的照片給她,你可以與她通信。吳太太的地址是226 Evening Star Ct. MILPITAS CA 95035。我希望你寫信給高皋,你可以問問她們怎樣接待我,對我怎樣看。我忘了告訴你,我在巴黎給你買了一套香袋,綠色的連衣裙。李瑞娟說巴黎時裝的特色漂染,很柔和和溫暖。別的地方做不出來的。我四月回來後便要和你結婚,你要有些準備,與朋友們商量些具體事務,因為我會很忙,六月中又要去澳洲了。

中午一時,星期二

我談談星期一的事吧。星期一我們原定召開記者招待會,特意請了洪淑媛作主持,但碰著了錢其琛會晤John Major首相,所有的記者都去了,只留下黃偉國代表BBC和鄭煥治代表星島,還有Westminster 的華人社區與教育聯絡主任陳伯火,所以記者招待會告吹了。陳伯火與我談起香港政府在保護她的公民上做得太少,他說自己敢說敢言,也很怕我的遭遇落在他的身上,他建議應該有一個組織保護海外華人不致受到隨意的在大陸被拘捕。洪淑媛在香港教完中學,在房屋署工作後,做了國際特赦的義工,其後成為香港支部的會長。半年前考到了國際特赦的職員,現在是亞太區發展會員的工作,她希望我為國際特赦做些事,我說我對國際特赦的工作很重視,但我希望為中國做事。之後呂南帶我和吳宏達上了西藏基金會,見了它們流亡政府的一些人,吳宏達急不及待的表態,說什麼西藏人和中國人的共同敵人是共產黨等等,它的一位官員(即是會員)說西藏以前也有些共產黨組織,但被中共全抓了。我在西藏問題上當然不表態了,但與他們談到我剛獲釋時在報章上看到他們要求西方少些探望監獄,以免他們的政治犯其後受到懲罰的一節,爭論了一番。他們說他們不是要求少探監,而是西方人要有效。我說這是你們私下對我說的,但公開的那一報導效果很差,他們多少有些冒進的味道。其後我們去了Philip Baker(就是劉冰琛的男友)教大學開了一個學術會議,有三四十人出席,聽了吳宏達的介紹。他們都是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人,有些是學者,有些是學生。我的鄰座是一位女學生研究中國政治的,叫Dlirdre Tatlow,原來她的爸爸是香港大學教比較文學的,叫Antony Tatlow。我出獄之際,她剛在香港,每天在電視上都看見我,她不識得我,知道了我的身份後很驚訝,她會在四月到香港,希望在香港能見到我。會後Philip Baker 白立樸大律師請我們吃飯,座上有程遠,他是留學生,現在大學教法律,他是六四後在報章上公開退黨的。其後我們去了國會大廈在國際人權組織的的英國分部的年會發言,它是由國會議員David Pakinson(大衛帕金遜)主持的。我除了介紹自己的經驗外,還說香港政府在我的事件上做得太少,時近1997年香港需要一個更加民主的社會,保障她的居民的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香港的警權也太大,四五行動的一位成員在街上被十多位警察公開地毆打,以致他的眼球受到永久性傷害。我還提及王希哲要求請律師,絕食和他們恐嚇我的事件。總之你們FAX去李瑞娟,李瑞娟再轉FAX我的提示,我會都加上去了。是我在餐廳裏不吃甜品,利用那些時間寫的。在FAX上說我在香港已答應Raymond提出他的事,我很不滿意,因為我只曾經答應看看有否機會提出而已,這是少事一桩,你不必介懷,也不要說來說去,說多錯多。好了,現在是下午二時,今早香港電台來電,約我在海外家書上講五分鐘,我要寫一千二百字,在星期四早上九時電話錄音。明天去中LEED見根叔和到大學演講,要趕回來等他的電話。雄仔來過二次電話,今早他與我通了電,我問他是否阿希要他,他不要她。他也承認,他說自己龜縮在德國主要是感情問題。那次他的確是去機場,臨陣縮頭的。他說要回香港見我,在德國也是沒事做的。

Your Darling

山青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

下午二時零六分

 

 

 

親愛的阿清:

已有兩天沒有寫信給你了。星期二早上沒有什麼事,我寫了一個早上的信給你。二時呂南來找我出門,我尚未吃午餐,草草虎嚥了兩個快食麵,便去趕火車。這裏的恐怖份子有些能耐,早上引爆了一個炸彈,使往修塞斯的直線火車中斷,我和呂南轉了二班火車,好在剛於六時趕到修塞斯大學,陳婉雯在門口等我,她幾歲便來到英國,現就讀於修塞斯大學,修人類學,明年獲學士學位,之後想回香港當記者學好中文。她是一位很漂亮精靈的女孩子,是一位活躍份子骨幹。講座有約一百人出席,八十四座位的講室坐滿了,還有些坐地上。由於講室歸一,呂南說我的發音很清,人們聽得很集中。會後我們去學生大樓的PUB(酒吧)吃了一些便食。有一位留學生,他是來自大陸農村的,他的意見比較保守,我來後主要的討論大都環繞著史太林主義的解體後,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前途的問題。我雖然有些不高興,但還是讓了他表達他的看法和簡單地闡明自己的看法。我說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見解,並不妨礙我們一起爭取民主。這本來是民主的法則,他聽後很感動,說上年方勵之來講學,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一無可取,只有資本主義可以救中國。這位大陸青年認為我民主得多,他說聽了我的話後想跟我一起走。我們九時起程,坐火車回倫敦時已可以乘直線了,但回到家裏很晚,第二天早上七時便被Jabez吵醒。我、Jabez、呂南和鄭煥治一行四人,乘坐JabezBMWJabez認真唔話得,揸了三個多鐘頭車去列茲根叔的家去。根叔已在門口等我,根叔對我很好,與我們一起談了很久。在上午談了二小時,我們之後去了列茲大學演講,回來後又談了二小時。Jabez見他很累,我們出去買食物,轉了一個圈子兩小時,回來吃夜飯時,根叔很健談,一邊吃飯,一邊說話。據Jabez說,根叔對我的寄望很大,他對一般的訪客只說兩三句便裝聾,這樣集中的談話是絕無僅有的。他還將他的法寶展視給我看,不愛聽的話便在耳機前塞上棉花,關掉耳機裝聾。他們希望我留下與根叔過幾天。但由於我要在第二日早上接受香港電台的訪問,Jabez與呂南都說可以FAX給香港,轉到根叔家裏接電話。但根據我的經驗,凡事改來改去必定唔妥。我堅持要回倫敦,根叔在晚上本來不能交談的,但今晚他不斷的說話,而且思維很清晰,我在旁錄了音。鄭煥治也在拍錄像。他對林希翎的印象很好,他對岑建勳的印象也很佳,他特別欣賞岑的口才,說他能夠在短的時間裏在自己的身邊團聚著一個小圈子。這在犯人的術語即是會混,他還說岑為人誠實,說了的話就算數。岑來到根叔家,說自己已不在革命隊伍了,說自己要搞電影,搏得根叔的稱許。根叔一反以往的厚道作風,在我面前品評了很多人,當他說到那班老傢伙時很氣憤,說他們開父子店、父女店,每人都滿足於自己的Corner Shop(即街角小店)。他說周恩來是一個十分優秀的行政人才,能把很複雜的事處理得頭頭是道,但沒有學識,不讀書,寫也不會寫,說起話來又長又臭,反反覆覆。毛澤東是個人才,但他是不學無術,他只看過兩本馬列的書,就是共產主義ABC,和一份由別人給他作的讀書心得,但他給中國人一種民族自尊。毛以前的所有領導人都只會崇拜外國。

根叔的說話很重要,我們提出要整理刊登,他不同意,說怕影響我。我說不怕,我什麼都敢向外說的,他最後還是同意了,但要經他本人過目,他還說岑以前是極左派,要每一個成員捐百分之十,一些沒有工作旳成員也要迫他們從家裏匯錢來。根叔笑他「點得架?」。他最後對我說,他忘了說的一句話是棒打不死我,怕我被捧死。我對他說,不用怕,由於我說自己是馬克思主莪者,沒有很多少人捧我。根叔說他怕出風頭,我說我不怕出風頭,因為我對那些電視、報紙連看都不看。他說到以前的大陸學生都是很有抱負的,但這幾年很少有人探他,來的都只會探聽如何落籍。

讓我回過頭來談談列茲大學的演講吧。它由那裏的國際特赦組織的成員主持,照顧根叔多年的Greg Benton (中國問題專家,講師)安排的,坐滿了人,約一百人。會後所討論的大都是政治問題,我當然無意詳談。這些理論問題,有些人還要我在經濟制裁上表態,我說它不是一個原則的問題,要考慮很多因素。我剛出來,還想看多些,最有趣的是一個叫Alex Wong的學生,他熱誠有餘,頭腦簡單,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SWP是國家資本主義派,是一個極左派,他老是糾纏在中國是否社會主義。他的論點是中國工人反對這個政權,因而它一定是資本主義國家。我說,我從來不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我認為這個政權不代表人們,鎮壓人們,人們當然反對她了。Alex Wong(亞歷士.)有一個趣聞,有一個托利黨(英國保守黨)的人,由於愛滋病死去,大概他是列茲大學的教授吧。大學為他舉行一分鐘的默哀,在一分鐘的中間裏,一個人大叫「只有死了的托利黨人才是好的托利黨人。」那人就是他,他是Greg Benton的學生,Greg 對他也只有搖頭。但雖然社會主義工人黨行徑荒唐,她可是一個嚴密有紀律的黨,行動性很強,每個大學都有她的支部,聽說是一個一二千人的大黨,所有的重大活動都有他們的人進行宣傳,爭取暴光。所以她流失的人多,加入的人也多,我對Jabez說這種做法是正確的。Greg對根叔說今次的會議很成功,在回來路上,Jabez談到你,談到你來英國接受訪問,他說你很成熟,答得很有分寸。Jabez、呂南等人很尊敬你,這也是我所意料不及的。Jabez說十多年前他們說話多多,說了未必就去幹,但你在會上雖然口水多,但辯不過人,會後還是能執行大會的決定。他反省說,是他們錯了,那時他們一班人笑你,說你不成熟,其實十多年後,回顧起來,是他們自己不成熟,你那時所說的很多話,很有道理,只是他們不理解而已。你的地位在他們的心目中很高,我十分高興。阿忠也怕你在我回到身旁時受不住壓力,我說不怕,你出身工人,受過社會洗禮,思想比較實際。我再次對你說,我回來後越來越覺得你成長了。今朝雄仔又來電話,問我去不去德國演講。

好了,我在九時接受曼城的日落電台的五分鐘中文電話訪問和BBC的五分鐘英文電話訪問。今天除了去附近買了些三文魚、橙子、肉類造晚餐外,整晚都在寫信。

我還要寫信給根叔和整理講稿。

Your Darling

山青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

夜十時半

 

 

親愛的阿清:

1.民陣分部沒有什麼兵,實務都是夏原和他女友幹的。

李瑞娟叫夏原帶她回港探親,不想惹麻煩。無論我們怎樣看,都應該尊重別人意見,對嗎,就速辦。

2.馮愛玲FAX我要求索回去荷蘭的未用的機票,看可否回水。我忘了,至今才想起,也請你交給她。

我的旅程很滿意,我吃得很好,很衛生。朋友對我很好,特別是英國,很多朋友,我沒有缺錢之虞,旅行支票還未兌過,而且一路上餘下一些瑞士法朗、法國法朗、英鎊等,帶回香港給你們玩。

好了,我要趕吃午餐。

呂南下午要帶我去玩和打電話給你。

山青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四日

上午八時三十分

 

 

 

親愛的阿清:

星期六早上呂南和Kitty約我去劍橋一遊。Kitty在港讀完中學,出來做了秘書一年,之後又去了銀行工作了幾年。她隻身環遊了地球一周,發覺香港實在無意思,便以讀書為名,落籍了英國結婚生仔。她原讀修女學校,反叛得很,在銀行工作時,我們去搞運動,她們去Disco,飲酒通宵達旦,第二天返工。她揸架雪鐵龍一行去劍橋,在英要去遊覽一處,坐車來回幾小時,濕濕碎。在劍橋只能逗留一、二小時,坐車坐得我頭昏眼花。英國劍橋大學全是古蹟,學生們就住在裏面,很寬大的亭園,修道院般的風格,呂南讚口不絕,說在這裏讀書無得彈,可見他很好讀書,我也羡慕得很。呂南說我可以申請一個獎學金在這裏進修一年,學習修補自己的東西。我說上有高堂,下有妻子。在這裏吃了一頓英國式下午茶,味道好極了。忌廉入口鬆化,又不太甜,咖啡也很好。晚上去了Jabez家去吃飯,在座有他夫婦和張紹錄夫婦、呂南與Kitty本來打算不來的,但既來之即安之。我訪問了紹銘一小節,要求他介紹一下他的搞運動的出身。他在中文運動時在英國,受到一些啟蒙的意識,在學時出席些演講會,但並不活躍,他教書時入了教書工會。英國的工會運動很左,而且大都是托派傾向,他便開始政治化了。紫紅也是工會的,他們那時在社會主義工人黨,但社會主義工人黨很僵化,少數派的意見沒有得到尊重,他們不是自動退出,便是被開除。紹銘的政治表達能力不高,很混雜,可能是長期在政治上不太活躍的原因吧,也和他自己的政治有一定關連的。他認為老托在保衛社會主義在保衛蘇聯的問題上有些過左,他認為這些官僚已形成一個階段。我說這種想法是馬克思主義所不能支持的,因為一個新生階級在歷史上有一個很長的存在的合理性。中國、蘇聯的幾十年事實在長遠的歷史發展上並不過是一小點而已。我在Jabez家過了根叔的錄音帶給林懷耀,他事後對我說,他對那些無休止的政治爭論沒有什麼興趣。現在他們的一班人只有紫紅還在進行政治活動,而且她是王希哲迷,我對他說英國的托派可說已經瓦解的了,他也同意。我於星期六打電話給你,你說出書一事被阿忠拖住了,是否他又鬧情緒?雄仔在電話說他軟弱,不知是否屬實。我不管他什麼,總之,他答應了的事便要做好,這是做人之道,沒什麼好解釋的。星期日晚上約了劉衛平(工自聯的)談話,他大罵了學生一頓,說工人在六四之前要支持學生,被學生們排斥,到六四前夜,學生才想起工人。工人們個個有妻兒子女,有事才找他們,他們當然不出頭了。他的這番話也很有道理,他希望出一個中國工會,但籌不到錢。鄭煥治叫他睇餸食飯,他又不願意,說什麼要有保存價值。他對香港的一班人有很大意見,說他們在國際勞聯會上爭取有五分鐘的發言權,不知被香港的什麼人打掉了,他很希望我回港為他做些事。我當然不會表態拍心口應承的。事實上,我也不清楚怎樣在海外搞一個獨立工會運動。好了,下次再談,很高興你照料我的父母。請考慮我們的婚事如何舉行,我想回港後便結婚。

Your Darling

山青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六日

下午十二時十二分

 

 

 

親愛的阿清:

明早八時我便要出門飛去美國了。英國之行十分成功,因為這裏有一班友友,呂南、留學生、社工,都是有一個長期的實幹傳統的。根叔的訪問,由鄭煥治做的。根叔很怕它被隨意出街,所以我已叫鄭寄給阿忠,由你們保管。我還附上根叔的信,我已覆了他,你的三月十二日的信已收到了。我那裏有那些海外地址,有的都是支聯會提供的。找阿忠再找Rita郭看看吧,她熟悉美加的人。星期二去了倫敦的大學演講,結識了徐永祥。他是和吳錦祥一同學醫,即是很早很早的元老,港大七二年的畢業生。後來去了聯合國幹了幾年官,現在倫敦讀書,他為人誠實,很佩服我。我在會上說自己也不是什麼理論家,什麼社會主義的見解有些也不會說的,他很欣賞,說我講得誠懇,還有一個老華僑,叫James Yu,在英國的簽証部做官,他老是說什麼最要緊是軍隊要怎樣才調轉槍頭。我那會在大庭廣眾說這些要推翻XYZ的話,我只答最重要是人民,估不到他相當支持我們。James Yu參加了今晚的大使館的抗議,還說我將來要簽証便找他。

星期二去了AI總部,她們(洪淑煥,Laduguie)很熱情,我為AI做了一個紀錄片,談到你。她們都以很羡慕的眼光看我。我還在AI接受了英國觀察家的梅兆贊博士的訪問,就是搞了老吳一煱的那個鬼佬,他也自己承認當時的標題做得不對。他雖然是聲勢洶洶的,其實也無什麼。他也不算咄咄迫人,他根本不能掌握問題的重心,他很佩服我,因為我對他說並不很怕,要堅持民運,而且我的態度很坦然。原來AI會發給獲釋的良心犯五百英鎊的生活費,我已實收了,回來可以結婚用。之後便趕火車下曼城,今次用廣東話講,因為這裏很特別,他們全是中國人,可能他們的團體全是中國人吧,有很多是教友,由K.K.Yau出面主辦,他很年青,己經是流體學的博士了。我住在鍾山樵夫妻家過夜,鍾是一個生意佬,賭贏了五家餐館,便轉去做傳教,是個傳奇性人物。他太太是新界大埔人,來了十多年,還常常嚷著回香港。老鍾說有很多話要對我說,原來是要向我傳教。我晚上已很累,坐一下便去睡,第二朝早醒了也去睡,洗個澡,下來剩下十五分鐘吃早餐,便上路。他的傳教宏願便只有等下一次了。

星期二早在絲語雜誌的總部接受了它們的採訪。絲語是不收錢送的,但靠廣告和一些捐助還可維持十多個青年的生計。下午趕回倫敦首相府,見了John Major的秘書。我那裏會客氣,便逐一數落他。第一,香港政府沒有保護它的公民,即是我;第二,要多些直選;第三,香港警察打人不利於民主;第四,要它的賀維代表團探訪懷集監獄和會見王希哲;第五,香港巿民黎、李還在那裏。他說,四五行動的事他不清楚,但答應「看一看」。他對懷集監獄似乎有些興趣,我們見了四十五分鐘,便由他親自送到門口走頭。

在晚上去中國大使館前示威,有三十多人,都是些老兵,那班左友都出動了,他們很支持我,我演講了,由慧霞做翻譯。之後,由大陸來的英國唯一活躍的民陣成員金曉炎帶唱歌,其後呂南雞尾酒會,不同的是有幾人持燭,不是持酒杯。雞尾酒會在室內溫和和的,我們在室外吃大西北風,吹到我咳。好了,我要瞓了,明天上飛機。

Your Darling

山青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九日

晚十二時半

倫敦最後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