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 第六章回

 

第三回

 

一九八五新的一年來臨，「從重從快運動」已成過去，但社會雖然不像從前，監內仍像過去中國一樣，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一九八五年的運動，叫「檢舉揭發」。怎樣「檢舉揭發」？就是自我檢查，認清自己犯罪事實及根源，還有未給揭發的要自己乖乖上報，否則日後查出，加刑對付。同時，還要將知道別人犯刑的，揭發出來，知情不報，日後一樣要問罪加刑。且說這梅州監獄自開始「從重從快運動」後，斃了好些犯人，過去無政府主義的氣氛一掃而空，人人都學得乖乖巧巧，等閒不敢造次。

這「檢舉揭發」運動來後，自是人心惶惶，不在話下。在「檢舉揭發」期中，又有一段插曲。且說有位六十多歲客家人教師，人人稱為老師，本是共產黨外圍分子，參加宣傳隊活動。殊知文革一到，全家給人殺清，屍體還要斬開幾截，他自此便與共黨不共戴天，血海深仇。

他是反革命罪入獄，判十年，早我七、八年進監。在獄中，他恃老賣老，常說共黨無人性。此公還有一段笑話，便是性慾强，白天在蚊帳裏手淫，給人檢舉到幹部處，對此幹部不了了之，只說你那麼老了，莫要丟臉，後來有犯人說他出獄後，因為身子好，需索多，結果連老妻也搞壞了，引得人人大笑，當是娛樂。

「檢舉揭發」期間，運動本與老師無關，他卻自動獻身，檢舉一宗罪案，說文革期間，他鄰居全家給捉去殺頭，幹部對其中一個少女說，你要是獻身我便放你，這鄰居少女不知人心險惡，竟然信了，賠了身子，一樣難逃一死，老師檢舉的這個幹部，還在做官，而且做大了。

幹部一見這檢舉，當然不處理，官官相衛，河水不犯井水，是大陸官場慣例。可這老師也算是名硬漢，一天到晚想着幹部，要他們認真處理；共產黨虛偽，幹部的無惡不作，彼此的護短昭應，在這例子中暴露無遺。

當年我將判決書給老師看時，看到上面指控我說共產黨墮落腐化一節，老師拍手稱道，說得好，說得好，共黨的確是墮落腐化。我想到了八九民運時，共黨墮落腐化，早已成為全國共識了。

一九八四年，還發生了另外一件大陸監獄史無前例的事，便是勞改犯參加區人大代表投票。當時有兩個人給提名，都是梅監副獄長。原來共產黨制度，往往有副無正，想是方便日後「卸膊」之類。投票前獄方自然做過些宣傳醞釀，犯人很多仍不知就裏，但是上頭叫做的，只得人人去投。以我覺察，不少勞改犯卻十分重視選舉，有些有知識的則說，這投票權是難得啊，要珍惜行使投票權。

論氣氛，我也認為有點民主已算是共產黨做的一點好事。至於我，跟中隊內十多個勞改犯，都是連選舉權也被剝奪，比一般勞改犯尚有投票權不同，所以只能作為旁觀者。那年早已沒有發生過捉拿監內勞改犯去槍斃，因為運動已過去了。只是，有趟操場貼了張紙，上面是被槍斃毒犯的人頭照片，以示警戒。我一看，認出其中一個老頭子，在譚江看守所時囚在我斜對面，他終日要與同室囚犯下棋，獄卒不准就發怒大吵，甚麼也不理，大概當時他已知難逃一劫吧。

且說有天，在廁所看見地上一大灘血，奇怪得很。後來其他人告知，這是因為在聆訊時期，有人給公安毒打得厲害，內部出血，由尿道排出。說起來，當時倉內有個渾號「黑仔」的，聯訊時也是屡遭毒打，後來小便常失禁，幾次不知不覺撤下，怒得下格林姓的犯人大罵。原來我在聆訊時，受的只是精神虐待，一般國內刑事犯一給公安抓住，甚麼文明全部放諸腦後，動輒拳打腳踢，暴力迫供。

看守所時亦看見過獄卒幾個人一起打人，監獄中也有幹部打人，「從重從快」時更厲害，後來逐漸少了。在工作方面，那年我表現頗佳，得到生產幹部表揚。這隊長常叫我認罪吧，你劉山青有幾多個頭，怎麼比蔣介石還要反動？但是，在工作上，他卻表揚我，認為我勞動改造可以，只欠思想改造，若是認罪服法，當可减刑。我也知道，這是事實，但我偏不睬不理，幹部最頭痛就是我對認罪服法的態度，其他勞改犯懂看風駛裡的，於是有機會便搞我，累得我常要罰值班，即去負責送菜飯、搞清潔之類的衛生工作。

上面提到「檢舉揭發」運動時，幾乎漏了說一件，便是幹部要犯人每天「過電影」，就是將犯案的過程每天反省一次，重溫一次。這是精神虐待，我當然沒問題，越想自己越英雄，那些打家劫舍，或是一時糊塗的，則越想越心傷，無端日日要受折磨一次。

說起「過電影」，獄中真的有電影看，且多是武打片，上面已說過。有晚做了齣西片，叫「麵包師的兒子」，說這主角給人陷害，法官明知也判他死罪，來保住權貴人士，有個法官挺身而出，最後取得皇帝赦令，趕到獄中，時辰已到，麵包師的兒子已赴黄泉路上。這兒子在電影中鮮明突出，他沒有罪，有罪的是法官。罪犯看後，感觸很大，一來因不少是小罪輕判，甚至無罪亂判入獄的，但最意外的，便是那位出賣姚金水而獲減刑的「大灰佬」陳裕菜，他是因為與數十個女人發生過性關係，給冤成强姦而入獄二十年的，一直以來馴馴服服，而且認罪服法，大做點灰報寸，減了十年，這晚看罷電影他也大聲說，他沒有罪。實際上，當時情況可說群情洶湧，可見監內人心。這是大陸司法糊塗的結果。話說這傢伙，替幹部打得人多，自有天收，後來右手萎縮，煩得幹部多，撿得便宜，「保外就醫」，又早走了。

這年還認識維修中隊兩個「反革命」。一個替台灣當小特務，綽號「肥豬」，坐過兩次牢，出獄後沒錢，索性寫信去台灣國民黨特務機構聯絡處要錢，給中共當局截了，再度判刑。

說起這國民黨，當年在大陸身敗名裂，現在在監獄卻頗有威信。例如有個年青客家人騙子，便對我說給共產黨打過騙過，出獄後要去當國民黨特務。在不少勞改犯眼中，原來國民黨特務是大英雄，國民黨是大救星，因為與共產黨對着幹，所以很多勞改犯都想投靠國民黨。

另外一個綽號「高佬」的反革命，人頗有才幹骨氣，原來在十年八年前糾同六、七個人，準備軍火，計劃在鄉間先殺掉幹部而起義，後來同謀告密，一網成擒，被判無期徒刑。我對他說你這樣子起義，根本沒有出路，同謀的人想到這點而反悔，也不稀奇。

獄中還有一個真的帶過國民黨兵的軍醫。大戰時他帶過兵去緬甸打日軍。解放時他留下來，後來想去台灣，跟台灣的家人聯絡而被補，被打成特務，坐過兩次牢，第一次在大西北。據他說那裏完全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官階以他最低。他雖然常罵共產黨，還是說當時幹部比較開明。

這國民黨軍醫，跟劉賓雁有過一面之緣。他說十多年前，劉賓雁已是才子，當上編輯，口多多便給整下來去北京工作。劉去到文化部找部長報到，當時大陸官還是平民化得很，門禁並不森嚴，他直找部長，後者在開會，叫他吃過飯再來，劉說他沒錢，部長便給幾元。劉到飯館吃飯，偶遇軍醫，道及此事。

我跟軍醫來往交談時，他有兩次無端在談話中說他不要人同情，當時我不明白意思，後來才弄清，這是自卑心理作祟。

返回香港後，有朋友問我，上面監獄可有搞同性戀的，我說也有。例如，有位綽號「蘿蔔頭」的，便專爱搞同性戀，還要講心，不是戀愛的就不能碰他。試過光天白日，人家在下隔床打撲克，他跟人在上格床搞，弄上幹部處理也不了了之。那位性慾强的老師，也好此道。這是我對他敬而遠之的其中一個因素。

眨眼間一年又過去了，到了年終總結，今回我學乖了，沒有硬拼，免得又要禁閉受苦，也寫了份總結書，左談衛生，右談勞改，就是不談認罪服法。幹部也知我在這點死頂，硬壓也不是辦法，於是做好做歹，又平安過關。

獄中過年是一大盛事。平日獄中伙食，是一日三餐。早餐只有蘿蔔乾或咸菜之類，午晚都是白菜之類，油也沒多一滴，每星期才有一次加菜，來二兩豬肉，不過瘦的已給伙房的勞改犯及幹部刻扣分掉，只剩下肥的。過春節時，另有伙食錢支付，餐餐有肉，煤爐又大開，犯人可自搞小菜吃，泡工夫茶嘆，放假三天。

除吃外便是看電影電視，下棋玩牌，還有搞晚會，五百元人民幣請來一隊歌舞團，團中有姑娘表演，看得個個勞改犯口水直流，大拍手掌，好不暢快。過春節時還有一個優惠犯人制度，便是放犯人十天八天假期，回家探親。表面上這制度十分文明，實際上你不替幹部做盡壞事，假釋免問。

這年由陳裕業獲得，出去嫖賭飲吹，不在下話，還當了幾天小販，賺了幾百元，回來後少不免又吹嘘一番，惹得同倉犯羡慕不已。

到了一九八五年，「檢舉揭發」運動又成過去，新的運動是「學習社會主義法制」運動，主要內容是中共當局認為所有罪犯，是不懂法，是法盲，所以要提高法律意識。當時勞改局編印了一本小册子，每人派發一本，大會小會都學習，一章一章地學，年尾要考試，及格才過關。每人又要寫些應酬話，例如認罪服法之類，我也亂七八糟寫了，單是不提認罪。

最好笑是有個新到的潮州青年，是個強姦犯，寫時詳細說明犯罪細節，貼在倉內壁報板上，傳為笑話。

在運動中我發現原來有些犯人，果真相當投入勞改制度，平時樂於練習試題，亦以運動中學的作為日常話題。年終考試時，由於幹部認真，犯人水平又不高，幾乎全部不及格。我則在認罪服法，認清罪行根源這點不答，也不及格。事後才曉得，其他監獄大多幹部放水「出貓」，分數很高，勞改局比較下，梅監幹部有難，分低即幹部工作不力，或管教不得法。經此教訓，日後梅監幹部也學乖了，一於投入說謊國懷抱。

這時監獄又引入一個新制度，便是操練，放工後還要在操場練，我視之為剝奪休息玩要或學習時間。

那年發生的新生事物，便是接見外賓探訪。外賓主要是國外華僑，那時開放政策，外國關係開始重要，從商賺錢已成新的目標，梅監幹部也蠢蠢欲動，想利用監獄唯一資源，即勞改犯的勞動力，試試撈點油水，所以招待過幾次外賓。見外賓，對犯人有好處，至少態度上文明點，有個在馬來西亞坐過牢的華僑，還說要多些搞探訪，很有意思。

聽聞法國標緻汽車廠本來想與梅監合作生產些配件，派兩個洋人來參觀，害得幹部大為緊張，因為幹部視我們為狗，累得我們清潔操勞了三數天，誰知告吹了，氣得我們叫打叫殺。

另外一類訪客是大學生，主要是汕頭大學法政系學生。第一次數十個學生來到，我在車間，主動跟他們談話，自動介紹是香港的劉山青，他們好奇問為何在此，我答是搞民主運動。問判多久，答十年。問後不後悔，則答不後悔。此語一出，眾學生嘩然，勞改制度下不後悔，他們來做法政工作，也知是「大件事」。有個女學生很同情的說，「你母親一定很傷心」。事實上，依我當時旁觀，女學生多較同情，男的則態度惡劣。

第二年汕頭學生到訪時，想是劉科長吸收了早年經驗，再也不讓我接待他們，留我在中隊內。我在中隊大閘看見他們行過，誰知其中一個教師朝我行過來，問我是否香港大學的學生，我很愕然地問他怎知道，他同情的說，你們的校長跟我們大學也有聯繫。

那年另有一次意外，是一名被判七年的國民黨特務，在監內學電工，算有特權，可聽電台看電視。他問清楚我是劉山青後，說台灣電台報導香港青年作家劉山青被大陸重判。 我心中卻在笑，我幾乎是文盲，怎算得上是作家。

這年發生的另一件不尋常的事，是父母與妹妹和她的兩個兒子來訪，還用寶麗來給我照相。我希望她將這些獄中照片帶回香港給阿清或其他朋友，拿來宣傳用，誰知離開時幹部全沒收了，只留下一張，他們帶出香港後，也沒有依我意思發表，以支持营劉運動的聲勢。

我幹了一件的不尋常事，偷偷將判決書給了母親。在一次父母探訪時，我已帶了判決書在身，誰知那天幹部特別多，原來都是走來抽父親的免費烟。當時我坐在母親旁邊，父親對面，想將判決書給他們又怕被發現，心生一計，望着父親，手便將判決書往母親毛衣塞。誰知她的口袋小，判決書露了出來，母親更不知所措。我索性走近父親處，引開注意力，母親會意，除下毛衣便將判決書捲起來。第二次接見時，母親大罵，說以後不要亂來。再下一次接見時，已隔了一年，我叫父親發散出去，叫香港朋友大搞，越大越好。問父親有否給阿清，他說只准她抄，我很憤怒，於是次次會見都想說服父親放出去搞大。大概是在這時，父親轉述一事，說梁耀忠、劉子廉游說李柱銘向魯平過問我的事，魯平說這個香港後生仔很硬，想跟上面說也說不來。後來我終於說服父親，發放判決書，於是便在香港發放。此事一出，我在裏面自然遭殃，又坐了禁閉。但這些是年多兩年後的事，而且我也早有心理準備。

一個十一億人的國家對付我一個人，連判決書也不傳出去，誰是誰非，誰對誰錯，誰是心虛，誰是理直，不用調查研究也知道道理盡在何方。

這時師傅蔡千快要走了，幹部便從基建中隊，調來盧協、唐肇興、陳裕業三個「灰佬」入來跟蔡千，接替他走後監視我的工作。前兩人只跟了兩、三個月便調走，陳裕業則跟我一年，還接替做我師傅，雖然我技術比他還好。過了一年，最後我也當上師傅來。就這樣的在獄中過了二年多，雖然足不出獄門，倒也增加了不少對說謊國的了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