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廣州被捕
回來香港後，很多人都像我遇見的一位家庭主婦街坊般問我：「劉山青，十年前你已大學畢業，前程錦繡，為甚麼要去搞民運，無端白坐十年監呢？」的確，如果十年前我是一個一般的大學生，這實在是難以理解的。問題是，十年前我根本不是一個一般大學畢業生，而是一個充滿浪漫主義的革命者。
在出事前整整兩年內，我懷着這種革命浪漫主義，冒險出入大陸十四次，主要與大陸南方的民運分子一起，為社會主義民主而共同奮鬥。十年前如果我在街上對普通人說，我正在為中國的民主前途而努力，我不相信可以找到很多共鳴的人。但在十年後的今天，經過八九民運的洗禮，我相信很多人可以理解像我這樣為民主的明天而奮鬥的人。歷史總是有先行者的，不是我，也有其他人走這樣的路。不過，現在還是先細說十年前的往事。
一九八一年的聖誕節是否寒冷，我已記憶模糊。但我卻記得另外一宗小事。在這之前三兩年來，每逢二十四日平安夜，我總是與女朋友阿清去尖東趁熱鬧，看燈飾，在人潮和開市繁華中徜徉。這還不止，我還往往算好時間，在子夜十二時來臨時，乘搭天星小輪渡海，在風聲浪聲中迎接十二時正的鐘聲。阿清常根據我在平安夜的習慣，說我其實是頗為浪漫。那年平安夜，大抵我知道可能要很久才能再陪她度過聖誕，所以黄昏下班後，雖然覺得疲倦，還是堅持帶阿清去尖東。吃飯時，阿清看得出我疲憊不堪，教我不要去算了。但我不想白白渡過，堅持要去。
我們坐巴士去尖沙咀碼頭，準備先去中環。但半途中我已倦得不能再支持，所以馬上嚷着要回家。阿青提議我們從尖沙咀散步回油麻地的住所，浪漫一番，也給我粗暴地拒絕了。於是，我們坐巴士返家。
日後我在黄華看守所閱讀《南方日報》才曉得，那天晚上，中環爆發暴動，油脂仔跟警察衝突起來。回到家後，我入房倒頭便想睡，阿清準備抄油印紙，我說，不要搞了，平時不努力，睡吧！阿清知道，明天我要去廣州。在過去幾個月，我常嚷着要回大陸，看看政府鎮壓民運後的情况，或許阿清聽慣了，也不以為意。
直到平安夜三兩天前，我和她去買了件安哥拉羊毛(Mhair)底衫，說要帶給何求，她才覺得我真的決心去。從那夜開始，她已非常不安，清楚表達不願我上去。可是，當時我和阿清的關係，一言以蔽之，是以大男人主義鎮服她，她亦知道，就算她要阻撓也無用。其實剛巧在這個關節上，阿清的判斷卻錯了。當時對於此行，我心中其實是十五十六。如果有人可以勸我不上的話，我想只有阿清她一個人。如果她真的這樣做，我是有機會打消上去的念頭。
第二天清晨我應該摸黑起床時，我賴在林上，不很願起行，但阿清多次地催促我「夠鐘起床了」，沒辦法，我只好起來。阿清心裏肯定矛盾，躺在狀上對我說：「早點去吧。」沒說出來的下句是：「早點回來吧。」我在她額頭吻了一吻，便出門了。
一旦獨自上路，我已義無反顧，再無後悔餘地。我第一次去大陸串連民運時，可不是獨自上路，陪伴我的正是阿清。以後好幾次，她也跟我一起去，到北京上海那一趟，實際上她擔任我的翻譯，因為我的普通話認真不靈光。阿清不但是我的女朋友，我的伴侶，也是我的戰友。十年後的今天，當我返回香港時，發現她的戰鬥性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增加到我幾乎難以想像的地步。
從一九八九年至今，阿清不但一直是「四五行動」成員，還是衝鋒陷陣，走得最前的其中一個。無論如何，對於我最後的這趟旅程，當時阿清認為，頗有冒險成分，而且對大陸的民主運動沒有甚麼幫助，所以反對我貿然冒險。她還直覺我此行必然出事。她的回憶與我記得的頗有出入。阿清記得她非常直接的反對我去，雖沒喊要上吊，也提出分手來威脅。而她記得我始終不為所動，因為習慣上我決心做的，很少人可以影響我，這個特點，有時是我的優點，當然有時是我的敗筆。好也好，壞也好，個人畢竟總有自己性格上的特點。阿清記憶中認為已盡了自己的力去阻止我成行，我則不為所動。她唯一沒有做的，便是通知我身屬的組織。據阿清的追憶，第二天早上四時左右，我獨自去了紅磡火車站。這一次，她一反常例，沒有送行，因為她的直覺越來越强烈告訴她，我一定會出事。阿清的直覺，當然不是沒有根據的。
自從一九七八年年底北京平反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北京西單自發的湧現人民群眾以大字報形式發表言論的民主牆，以至民間自辦刊物，發表政論，針對時弊，檢討過去歷史教訓，展望更美好的未來，甚至上街遊行，公開進行大辯論，構成外間稱之為民主運動以來，北京的對策是時緊時鬆，可是到了一九八一年初，中央認識到要進行經濟開放，先須執行封口政策，全面鎮壓民運，於是拍板決定斬草除根，全面鎮壓當時僅以民辦刊物形式存在的民主運動。因此，一九八一年四月，北京當局在全國各大城市逮捕民運分子，著名的民運分子全部被捕入獄，很少倖免於難。判刑少則五、七年，長則十多年不等。至於一直以來保存民運氣息的各地民刊，一下子自然全部停刊，連帶其他相關的民主活動，也銷聲匿迹，不聞於世。
而剛巧在這關頭，當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的吳仲賢恰巧接受北京民運分子邀請，冒險上北京，於天津車站被捕，結果要簽迹近悔過書的自白，才能避過牢獄，返回香港。經此一役，當時政治上本已日漸消沉的老吳，更是意興闌珊，在八一年八月宣布退出他一手建立的「革馬盟」。老吳出事這一節，對我決定成行的影響頗大。他返回香港後，客觀形勢是北京全面鎮壓民運，香港的人再也不敢以身試法，走上去做點工作。在我看來，這情況便頗像，無事時香港的支持者上去搖旗吶喊，有事時我們卻一哄而散。這在道義上似乎過不去。老吳自己也說，對簽悔過書返港一節，他沒有後悔，沒有出賣過任何民運人士與秘密，而事實上他不是在第一線上搞民運，也不知民運內部的秘密，後來唯一令他不安的，是當時他不知道抓他時，中共正在各地圍捕民運分子，否則寧願與他們共患難，情願坐牢也不出來。而他認為最遺憾的，是如果當時他的政治狀態不是消沉，本該有足夠智慧判斷中央的政策是徹底鎮壓民主運動。
其實老吳所以北上，跟我有一定關係，關於這一點，容後再交代。但是，我認為老吳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我們跟官僚要針鋒相對，半步也不能讓。否則，在上面民運人士看來，我們香港的仿佛沒有種，一旦這樣想，我更加醞釀北上之心。
無論如何，在阿清看來，客觀形勢已十分清楚，北京對民運分子是趕盡殺絕，無異開始白色恐怖時期，況且老吳返港後，對組織及我俱說過，我名列黑名單榜首，上面會再三追問我是否革馬盟成員，他則再三否認，只說我是流離各組織的激進分子；因此，我若是貿然北上，不啻是自投羅網，所以阿清才全力反對。不過，對於自己名列榜首，我自己根本不在意，亦知道自己肯定最受注意。但正如我說過，我執意要做的，很少人可以阻攔。現在反省下，當時我在政治上的確犯了冒進的錯誤。
返港後老吳提及另一宗往事，說其實當年夏天，有趟我決心要上廣州，他力勸我不要去，在他家中談到幾乎天明，我才打消去意。對這事我則記憶模糊了。
直通車抵達廣州，一切都很順利，我也不見得特別緊張，還在車上跟三個外國青年混就了，記得一個是瑞典人，一個是加拿大人，約好日後在廣州去找他們聊天。當天下午，我先去找過去追隨「人民之路」編輯何求的一位朋友，請他代我安排跟何求妻子會面。當晚在珠海堤岸，我跟何求的妻子見面。她說公安逮捕了何求後，現在囚在黄華看守所，不過她的生活沒有問題。我送了件羊毛衫托她帶給何求，向她表示，眼下各地的活躍分子被捕，民刊被禁，民主運動實際上已沒有了，從前一切，現在仿佛白費，她表示同意。我提出現在雖然沒有可能像過去般活動，但應該考慮在更低層次工作，例如搞些讀書班之類，以便團聚有心人，充實自己，為未來做好準備，對於我這個提議，她認為很有意思，值得考慮。我們大約談了一個小時，她對我在這樣環境中跑來見她，看來很感動，臨走時跟我握手言別，說很多謝我來，說她認為我說得對。過去兩年多以來，我因為常去找何求，所以跟她見過很多面。事實上，還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以前也常跟何求夫婦見面，只是自四月鎮壓以來，香江來客差不多絕迹門庭，這恐怕是她內心感動的其中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相信是她曉得原來我還是保持革命樂觀主義。
何求是一九八一年四月初在北京被捕的。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前後獲釋。當年三月二十二日晚上，就是我出事前最後一次旅程，何求跑來旅館找我。向我表示中央現在下了二號文件和九號文件，全面掃蕩民運的意向已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反正怎樣也會受到鎮壓，所以倒不如串連其他地方民運人士齊齊去北京，搞些公開活動，給抓也抓得轟烈烈。他還特別委託我在香港替他們大搞支援，越大越妙。
面對相同情況，廣州另一個最著名的民運人士王希哲(七十年代中期《李一哲大字報》作者之一)則有不同反應，他認為自己一向表現出擁護共產黨，按理拿不到他甚麼把柄，所以不贊成像何求般主動冒進搞事，而是心存幻想，希望明哲保身，逃過劫難。後來的結果卻說明，最早敢於爭取社會主義民主、批判毛澤東思想的王希哲，判刑更重，達十四年之久，反而何求只坐十年，跟我一樣。
話說當夜我聽了何求的意見後，馬上表示贊同，還將所有錢給了他(是二千多元港幣)，給他作旅費，我後來在懷集監獄才曉得，何求接着便聯絡上海民運分子傅申奇等，到北京與「四五論壇」的楊靖等聯合行動。上到北京後，何求沒有依原先的打算，馬上公開發難，用他的打趣話說，他反而先想撈點「政治油水」，先在北京玩要幾天再辦正事，結果還沒有機會公開發難，已在北京給抓了。
回說見過何求太太後第二天，即二十六日早上，我直接去小港新邨王希哲家。在過去兩年多以來，這是我在大陸踏足最多的地方。應門的是王希哲外母，我既是熟客，所以一開門便逕自入內。王希哲太太一看見我，神情十分緊張，甚至可說是慌張，態度上似乎不情願我入去坐。我和她交換過三兩句話後，心中馬上有一個十分鮮明的判斷：她跟何求太太不同，我跟何求太太所說的一切，根本沒有必要跟她說。但我又不好意思立刻離去，所以便坐下來跟她閒聊客套。我带了件風褸給王希哲，她最初也不想收下，後來在我堅持下，才勉强接過了。坐了一會，王希哲太太說要出去一會，囑咐我等她一等。沒多久，她回來了。但神情態度看來已有所改變，忽然間她變得更緊張和激動，說話間忍不住呜咽起來。根據她斷斷續續的透露，公安局的人在四月的一個晚上來抓王希哲時，他一向好辯，跟公安理論，抓他的公安說他不老實，所以那夜雖然很冷，卻連大樓也不讓他穿上便押他走了。到我找他太太時，公安已許可她帶東西給王希哲了。
臨走時，王希哲的太太更加緊張，一面流淚，一面再三囑咐我要千萬小心。一出王希哲家門，我立刻給人公然跟踪。當時我有點驚慌，因為上去這麼多次，未試過給人這麼直接和明顯的跟踪過。於是我沒有轉左走出大路，而是右轉走入一幅菜地，在菜地看見一叢水葱時，心中還暗自忖度，莫非我要很久才可以再見如此水葱。在菜地拐入民居，再轉出小港新邨，還是不能擺脫跟踪。於是我便搭巴士返回市區，左走走，右走走，黃昏時才仿佛擺脫了尾巴。
後來回想，恐怕這時他們已做好拘捕我的部署了。很久之後，回想起來我才覺得王希哲太太當天表現有點失常，她出去所謂走走，是不是按照公安事先要求，要她去通知公安或是街道委員會之類，倒是有點疑問。但是，就算真的出現了這樣的事，我對她也沒有半點怨恨之心。為甚麼？
一來，她如果真的這樣做，不是害怕公安，就是誤以為對王希哲有好處，這只不過是給官僚欺壓愚弄下一個小民的表現而已，沒有甚麼值得怨恨。
二來，其實我這次上去，本來便是冒進主義作崇。要是這次以身試法得以全身返港，我除了很可能炫耀一輪，還是會再去，一直到出事為止。所以，這一次就算沒出事，亦遲早出事，根本不應該怪任何人。
且說當天下午我以為虛驚一場，晚上便去流花賓館，跟火車上結識的三個外國青年聊天。我記得去時大概是晚上十時多，就在他們的房裏談，十一、二時左右離開。走出流花賓館後，街上早泊了一部小汽車恭候，五個人走過來，一個人開腔問：「你是否劉山青？」我答是。他便說，沒甚麼事，跟他們走一趟吧。後來我接觸得共產黨多時才曉得，當他們向你安慰說沒甚麼事時，其實往往是「大件事」。說着說着我便給帶上車，直駛黄華看守所(即廣廣州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
當時我知道終於出事，但還是輕鬆镇定，知道要與共產黨進行面對面的鬥爭，也不當是甚麼一回事。所以，在車上也不作聲，心想這些勞什子公安只是奉命行事，要問也不會問出甚少花樣。為甚麼我不當被捕是怎樣一回事呢？因為我從開始搞民運，已知道可能被抓，但我以為最多會被判五年，不知道最後坐了十年。况且，我當時對上面的處理方法，還是心存幻想。我記得老吳出事回來後，我曾向他指出，如果他始終不加理會，上面也會拿他沒辦法，到頭來始終要放他出來。由此可見，僥倖的心理的確存在。
到了黃華看守所後，我留意到一個特別現象，便是他們顯然將我的案件作特殊處理，從我到看守所，一直到第七晚夜審結束以前，抓我的人將我和看守所其他犯人及公安幹部都統統隔離了，大概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才要在半夜才提審我，天光才結束。這段時間，不用說，看守所最少人出入。不過，夜審過後，這種特別看待取消了。且說我到了看守所，他們先逐一點算我隨身攜帶的東西物件，要我簽拘捕證。最初我不簽。他們便說，不簽對你可無好處，我想想也有道理，反正人已抓了，所以便簽了。給我換過藍色囚衣後，他們便帶我入二樓囚室。十二時過後，我竟然給馬上提審。提問我的有三個幹部，一個外省人看來是總負責的，級別應該相當高，一個較老的，怕有五十出頭，另有一個女的，年紀頗年輕。從第二晚開始，女的已沒有再出現。這種提問，其實是種變相審訊，只不過不在法庭進行而已。我一入提問室，幾乎便馬上破口大罵，罵他們為甚麼抓我，憑甚麼抓我，對於我這連串尖锐的質問，他們統統不答，也不反罵。論態度，他們不算嚴厲，亦不算客氣，只以無言來作心理恐嚇。他們不答我正面質問之餘，反覆強調的，便是只要我交代清楚，便無問題。我問：「要交代甚麼？」他們不答。我問：「是不是關於與外國朋友的事？」他們說不。
磨了好些時間，他們才說，要集中交代的，是我上來廣州目的何在？誰人主使？想搞些甚麼？正如我說過，那時我還是心存幻想，認為只要他們拿不到我的把柄，便奈何不了我，所以我便直說，我上來可沒有甚麼別的目的，沒有人主使，亦不準備搞甚麼，只是來探望王希哲和何求的太太而已。我的確說了實話。可他們就是不信，於是便這樣糾纏下去，忍耐不住時我便破口大罵，他們照例無動於衷，兒來兒去，又重複逼我清楚交代，態度要老實，集中我上來的目的等問題。這樣直鬧到幾乎天光，害得我幾乎筋疲力盡才收科，還押我回倉去。胡亂睡了一覺醒來，我自然覺得不習慣，心中只盼返回香港。我在想，只要我死頂幾天，他們總要放我，畢竟捉我對他們來說是愚蠢的。事實上，在這七堂夜審中，我也曾向他們說過，你們要是放我，就可能算數，不放的話，我一定跟你們搞下去，意思是只要你們放我，我也可能消沉不再搞運動了。
第二晚半夜提審時，我改變了對策，明白罵他們沒用，所以基本上不理睬，很多時候都是沉默不言。這後一連六堂，我都持着這樣的心態，遲早你要放我，眼下只是鬥拖，所以犯不着與你惹口舌是非。這次天晚上，那個外省幹部叫我想罵便罵，我偏不罵。他們有時又使出另一種戰術，便是故意說些有破統的話，逗你反駁，待你攻擊，總之打開話匣子便有希望，但我看出其中道理，還是不理不睬，由他們自說自話，仿佛旁觀者。有時他們看見我閉口不言太久，大概想搞清楚我還是否神智清醒，或是否神遊太虛，便問：「你叫甚麼名字？」我答：「劉山青。」有時，我乾脆插口說：「我想回去。」除了第一晚的審訊外，以後一連六晚，我的表現都是這樣。後來，他們給我的缄默搞得動火了。說時間無多了，要我快講，我就是不講。如果他們用刑，我的反應如何，我不知道。但當時我很快搞清楚，他們大概是奉命不得打我，有了這張皇牌，我喜歡怎樣應對他們，便怎樣應對，沒有任何牽掛害怕這皮肉之痛。總之，便是這樣再容了六晚通宵。
在整個名為提問實為審訊的過程中，他們始終說普通話，但到了最後一堂，即是第七個晚上，他們才用廣州話狠狠地嘲諷我幾句，大意是，你想走？很快可以走嗎？看看怎麼吧！當時，我不曉得，這一看可非同小可，竟是漫長的悠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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