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事件放在陽光之下

程翔兄在6月18日在雷霆881上談及銅鑼灣書店事件時，舉例指以往有被捕家人低調配合中央，最終其子也要坐監坐十年，姚文田，劉山青就係好好的例子。他指只有將事件放在陽光之下，才有助保障港人的安全。

當年我的好友搞了一個營救劉山青委員會，有不少友人參加，召開記者會，並尋求各方援手，所以不應被視為低調。但我的家人，我相信大部份被中共政治迫害的家人都曾受騙。所以，在我與程翔通電話澄清其說法後，我答允進一步撰文解釋我的經驗。在此特別指出，我的文章不代表其他人，例如姚文田(姚勇戰的爸爸)。

廣州被捕

我在1981年12月24日因探望國內被捕的民運人士家眷而在廣州被捕。中共一直封鎖消息。我的父親奔走於廣州法院、公安局、看守所、新華社、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移民局均不得要領。一位勇敢的港大生在一次到國內的交流團，將這問題答當時的政法大學。這應是港人首次知道我被捕。據說，八二年二月港府追查我的行踪，遲至十月保安司才覆函謂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民，因「不法行為而遭當局扣留」。而我在被提訴一年之後，才得知自己被起訴的罪 ─ 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我的爸爸

十年後，我發覺我的爸爸變了，他擺脫了過往的一個忠實、勤奮而怕事老工人的那種息事寧人的小市民習氣，間中也加句評語說，搞民主在除了大陸之外，算什麼罪？他憶述當年得知保安司的回覆後，找到廣州的最大公安所。接待他的人說，劉山青觸犯了國家法律，要受審訊。我爸問是什麼罪？對方不肯透露。我爸說：「我和太太老了，希望國家體諒。對方說，如果有助他認罪改過的就可以。」

我爸爸信了那些國家人員的甜言蜜語，寫信給我，「你老錯了道路，父母已盡了力。國家是我們自己的，國家的紀律，即是我們人民的規律，要好好的遵從。我們國家日漸強大，國際聲譽日高，這是我們民族的光榮，要安份守己，你如不聽我的教導，恐怕我們今生也難團聚。」

「中國之春」

我的太太追述，一九八六年的「中國之春」楊巍一案對我的父親衝擊最大。楊巍公開以「中國之春」的身份上海大學派傳單，只是判了兩年監。我父親知道這件事後心中不忿，說有實際行動也只判兩年，山青不過是拿點錢給王希哲就判了十年，天理何在。

我的太太說，從此我父親就改變了態度，開始跟營救我的朋友和為我絕食的甘神父見面。他也開始透露我在獄中的情況和我在與他會面時的說話。在此之前，他一直小心翼翼，不想接觸外界，恐怕因此反而會連累我。

沒有幻想

事實上，我對中共一點幻想都沒有，因此獄中鬥爭是十分激烈的。在我的父親改變了認識了，入獄5年後我在探獄時將我的判決書偷偷塞給他。他在一年後才交給營劉會發表，香港人才知道對我的判詞。我為此入了禁閉室個多月。這些行為只有在義無反顧的情況下才能做的。

我的朋友在初時聽錯了程翔的話，以為說我們低調。我們從自身經驗，明白中共與黑社會沒有多大分別，沒有廉恥和信用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更加要抗爭，林榮基做得全對。

葉錫恩

當我在獄中沒法自辯時，已故的葉錫恩在我背後插了一刀。她在報章上撰文，指我事件可疑，是間諜(大意如是)。我在回港後，親自到慕光英文書院，她接見市民的地方找她。她沒有道歉，也不置可否。可見林榮基式故事，重複又重複，已發生過千千百百次。

下一步

事件發展至今，筆者的意見是，他不應在港接受訪問，因為大部份的東西已說了，只會越描越黑。他應該考慮如我當年，到各地作見證，特別是應到美國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