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專輯 1992年1月16日
山靑依舊 ，民運仍留 十年無悔，鑄志春秋
劉山青出獄後，立即重投民運，馬不停蹄，刻下正整裝，準備前往歐美，進行人權演講，爭取國際支援中國民運，正視中國政治犯狀况。以下訪問，集中披露劉山青十年黑牢内幕；也旁及八十年代民運政治犯的獄中處境。本文以劉山青自述形式整理，三小時訪問沒有增刪，也不修飾，力求使劉氏的性情和監獄生活大概，接近原貌。劉山青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廿七日到廣州，探望何求家屬，被秘密拘捕，秘密審訊，所謂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十年。據劉氏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在香港舉行記者會表示，欽定律師聞判後緘然無語，法官受劉山青錚言：「你自己也經歷過文革的！」，竟然對庭落淚！
俄國詩人在革命前夜有詩云：
「在牢獄裏入睡的時候，你
大概會夢見天國的幻景。
但是，沒有比擁著絲綢
更使人感到驚恐和被遺棄的愁苦……」
古米廖夫：《幸福》
詩人在革命後，被蘇聯政府控以反革命陰謀活動而槍決。到一九八六年，經六十餘年寒暑，被宣佈無辜而平反！這詩人不是革命黨，却也預見了歷史的無情公正︰民運犯雖繫牢獄，而良心坦蕩，浩氣長存；而中南海或克里姆林宮擁絲綢之輩，却注定活在永恒的驚恐和遺棄中，萬劫不復。
八一年十二月——八三年中･・看守所時期
在看守所與人隔離，不見天日
從被捕到判刑之間，我有一年半時間被單獨囚禁在廣州黃華看守所。收押我的囚房，在看守所二樓。房裏面積很小，橫度比一張床稍寬，長度不足三米。在墻的一端，擱了一張木板在地上，就是床，也是全部擺設。在另一端，房門的右角，有一個蹲地活廁，活廁旁有一個小灶頭般大小的水池，梳洗沐浴，全靠這水池進行。囚房天花離地面很高，深約有五米，要擱起木板，整個人攀上去，才看到窗外。窗外邊也没有甚麼好看，是一條甬道，偶然有人來去；甬道的對面，大概是提堂室，總之不是犯人房。據知，這看守所已經改建，十年前情形已經無存。在看守所的日子很難過，熱天有蚊子咬，冬天則冷得像雪房。我只有一張棉被，全不管用。膳食很差。每日三餐，不外是稀飯、鹹菜頭，一星期有一兩片肉，完全不夠營養。看管人的態度惡劣，不過卻没有特別整我及虐待我。據黎沛成後來説，他在看守所的日子，看管的態度已經大有改善。
在這一年半裏，我完全接觸不到外面世界，不知外面發生甚麼事。没有人交談，没有書報（到了中期，才有《南方日報》），甚至連鏡子也没有。裏面也没有鐘，我完全失掉時間觀念。我甚至不知道每日三餐在甚麼鐘點送來。對文明人來説，没有時間觀念，真是慘事。我在墻上畫了一個日影，可是窗外的陽光不直照，太陽跑得很快，日光遷移的幅度很大，每日落在不同的位置，我根本無法判斷每日的時辰。白天還好，有自然光；一到晚上，只有一個三十火燈泡，天昏地暗，完全不能閱讀。每天就關在囚房，没有「放風」時間。
在最初九個月，差不多每天都受提訊，每次提訊歷時數小時。不過，卻没有連續十數小時的疲勞審訊。這段時間過得很艱難：不知外面世界、没有時間觀念、没有讀物，不熟悉他們的作風，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對待我。日常生活也很艱苦：半年分一枝牙刷、三個月派一枝小號牙膏，一個月一塊小肥皂、一張一米大小的廁紙。無紙、無筆、無讀物。最初每日只給一杯水，到後來應要求才多給一杯。
這種艱難日子過了大概一年，提堂官才肯答應我的不斷要求，用我被捕時身上的一點錢，買了幾本書（馬恩著作《資本論》、《紅樓夢》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也買了一點牛肉乾和奶粉。到了晚期，看管不知是否「皇恩大赦」，竟然主動來對我説，看守所有圖書館，可以借書。我便借了兩本，卻是政治八股，讀也多餘；另一本是散文集，雖然也是八股，尚有一兩篇有可讀性。
一年半後，我被轉送到梅州監獄。他們特別用一輛豐田汽車把我單獨載走。至於其他犯人，卻是十多人同坐一輛車送去的。看到沿途風景，令我很開心。一日車程後，抵達梅州監來到梅監不久，又到中秋了。
八三年中——八八年中：梅監時期
政治學習和承包制，累得要死
梅監的獄政科科長專門等候我到來，向我訓示：不要和別人來往！此外，又指定了一個勞改犯做我的「師傅」，實際上是對我特別監視，不得和犯人接觸。這意味着，梅監方面對我作了特殊處理。不過，一旦進了監獄，就是普通犯人，由監獄的向有制度管理，所以對我的特別監視就無法抓得緊。梅監的制度，理論上是按一般工人（制度）爲標準，如工作時間、勞工保障。我們在監獄裏上班，也和普通工人一樣，早上上班，晚上下班；工餘之後要搞甚麼政治學習，宣傳和吹牛會。星期天放假，可以看電視、下棋、打波，偶然還有電影看。
在梅監，犯人編配以一中隊爲一個單位，每中隊有百多人，自成一個工作車間。我被編入第四中隊，在機械車間工作。每支中隊囚在同一個監倉，監倉分樓上樓下，每層六個倉房。每間倉房住上十二、三名囚犯。倉房由勞改頭管理，就由他主持「政治學習」。
黃昏，犯人放工後，返回倉房。幹部每晚七時來點名；點名後，就要開始甚麼政治教育，東拉西扯。說來說去都是同一套，不外叫人認罪服法、爭取改造、向壞人鬥爭和匯報思想，監獄術語把後者稱爲「點灰」，即是告密。幹部講完後，就由勞改頭主持所謂的「小組討論」。這種「政治學習」每晚進行，非常惡劣，要强迫人表態。我通常拒絕發言，所以處境更壞。有時，整支中隊百多人要一起站在操場，聽幹部講話。這也是政治學習。幹部一講就講上個把鐘，講完之後是「開會」，一直搞到晚上八九點。晚上本來是給人休息的，實際上每晚卻給了這伙人吹牛。
我和其他犯人同囚一起的日子，每天的時間大致是這樣度過：天一亮起床，大伙便打衝鋒，在十數分鐘内完成漱口洗臉。遲到而被發現，就會給人整的。當然，你可以早些起床，不會有人不准的！不過大家累得要死，不會有人這樣做。飯隊把早飯送到樓下，由我們倉房小組輪更開飯。吃飯時間也很緊逼，須在十多二十分鐘內完成。到七時左右，大伙便集隊，操出伙房，一直操到工作間。我已經說過，囚犯被組成中隊來管理。每中隊成一大倉房，兩層；上下各有六小倉。每小倉住十二人，上下搭成兩排木板爲床，各睡六人。中隊裏有獨立的休息間和空地，假日就在此耍樂。各中隊互相緊貼，奏合成大監房（伙房）。
工作間在伙房外的另一幢建築物。我們一支是機械車間。到了中午十二時，午飯時間，我們又操回小倉内，吃飯和午睡。二時，大伙又操出去工作，五時許下班，結束一天工作。從五點許到七時，幹部來點名之前，大約有個半小時清靜時間。在這段時間内，除了洗澡、吃飯，人們可以下棋等。我通常利用午睡小休和黃昏的這段時光讀書報，爭取文化自修。然後又是「政治學習」，往往搞到八、九時許。十時關燈，是睡眠時間。不過，這只是我到梅監初期的作息時間表。
從八五年開始，監獄也搞起承包制來，以一中隊爲承包單位，超產有鼓勵獎金，由幹部和犯人攤分。幹部佔四成，餘者由百多犯人按表現分。這一來就慘了！幹部由於有利可圖，便强迫犯人不停日夜加班開工，連吃飯時間也壓縮掉！本來，工作分日夜兩更制，七時到五時一更、五時許到午夜十二時一更，上下倉犯人每星期輪替轉更。承包制後，日更往往要加班到九時，夜更則加班到天亮，變成了二十四小時不停開工。這種做法非常不對！
有了承包制，犯人每月可以多得二十多元獎金。我由於堅持不認罪，甚麼都倒霉，只給多評幾元。（我出獄之時，積攢了一大筆伙食費，但我没有拿走，因爲我不需要這些錢）我們的機械間，是生產汽車後軸。據我估計，由於生產質素不高，生產品應是用來内銷，無資格出口。在梅監，除了機械生產，還有農業、木工。基本上，梅監自成一個工業生產綫，各工序由不同中隊擔任，連鑄造、鍛鐵也有車間，譬如溶爐車間、打鐵車間。打鐵後，就送到我們的車間再加工。
關黑房和戴腳鐐，慘無人道
同倉内，絕大部分是流氓刑事犯。只有小量政治犯，但屬於拿着槍桿子跑上山做小皇帝那種；譬如一個民兵，就是這樣企圖拿槍去搞「武裝起義」。也有一些，糾集一伙人企圖用手榴彈炸共產黨人；更有的是做國民黨特務。總言之，政治意識和文化水平很低。在梅監，像我這種性質的政治犯，可説是絕無僅有。
幹部從囚犯間挑出勞改頭，專門管理倉内犯人和點灰，與一般囚犯的關係很壞，而囚犯也巴結勞改頭，兩相好辦事。我和他們所有人的關係都壞，因我堅持不認罪，而他們也説我極端反動，比蔣介石更反動。我很倒霉，甚麼壞事都會算上我一份。一般而言，犯人間會有小爭執，我若碰上這種事情，錯方必定屬我，而且也必定受重罰。他們知道幹部不喜歡我，常整我，便也常找碴子惹我：無緣無故地跟着我，作出彷彿我要逃跑的聲勢；用言詞挑撥來激我。我如有反應，就抓住把柄懲罰我。
我没打算向他們進行思想教育。他們是這麼一伙流氓，没文化没意識，各不同道。我是常受懲罰的一個，有兩次被關黑房（禁閉室），也不止一次罰戴腳鐐。其中一次戴腳鐐的前因後果是這樣：我在車間工作，有一個人推着載鐵料的小車經過我身傍，突然飛脚把我的橙子踢倒，我便和他吵起來。爭吵間，我拿起杯子用水撥他，他便把我抓去見幹部投訴。於是便被罰戴腳鐐，足有二十多天。平常，一般犯人只戴三、四天，我總要比他人罰得長，最少也七、八天，最長差不多近月。每次戴腳鐐，都要自我檢查思想，直至幹部滿意才解除。我没辦法，堅持久了，也要承認小犯錯，寫思想檢查文章。幹部常不滿意我的檢查報告，擲回重寫。
腳鐐有輕有重，我總是戴最重的，有十多磅，用三環串起，只半米多長，走路極難。戴上腳鐐後，還要強迫每日和囚犯一起操到車間。那一次我不服，幹部就强行拖我到操場。我跌倒爬起，唯有自己行到車間。到了車間，不用工作，但要僵坐着示衆。
關在黑房更糟糕。裏面只有約一米多乘二米多的狹長空間，没有窗。黑房有兩重門，在齊人高處開有鐵枝小窗，近腳踝位是送飯食的小活口。房内很昏暗，只一盞三十火燈。除了木板作床、蹲廁和水池，甚麼都没有。每次我被關黑房都戴腳鐐，甚麼也不能做，甚麼閱讀也没有，日夜二十四小時不見人來。黑房是個單層平房，天花頂有一個小孔眼，人們來來去去，進行監視。靠這孔眼透進來的光綫，還可以分辨日夜，但日子則模糊，數着數着，人就渾渾沌沌，胡亂數錯。我把飯粒捺上墻，一天一顆，但數着數着，再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把飯捺上。
無論如何，我勉强做運動來打發時間，可到晚上就慘了，只等蚊子來咬。我兩次關黑房都在冬天，裏面没有蚊帳，但蚊子仍多得很，同時卻冷得像冰箱。一張薄被絕不夠，而且天花頂還漏水！
第一次關黑房，是我初到梅監時候。梅監每年有一次「年終總結」，總結整年每天進行的政治學習，是大陣仗事。每人都要寫報告，對認罪服法、思想改造、勞動態度和勞動改造等各項作出交代，屬於思想箝制的方法，規定每人要寫報告表態。
第一年，我不肯寫，事件可鬧大了。由於我的情況特殊，幹部更不肯就此罷休，但又不能打我，便天天來找談話，嘮嘮叨叨。我不理睬他。
認罪反口受隔離，無愧良心
此外，每晚又被勞改頭和小組討論圍攻，我還是執意不理。搞了一個月，我終於發火，寫了報告，説我是無罪的，你們的法官亂判刑，才是有罪！幹部一讀也發了火，把我關入黑房。在黑房關了十多天，我强拗不下，唯有寫悔改，説自己不對，應該聽幹部説話等等。但我還是没承認犯了反革命罪。寫了悔改書，才出黑房。
第二次關黑房，是我托父母把起訴書偷帶回香港。這次關了個多月，由於轉送到懷集監獄，才結束黑房的日子。否則，這次不知到多久才放出。在這個月裏，是艱難中最艱難的時期。就我所知，利用犯人毆打其他囚犯，已比文革時期少。社會日趨文明進步，監獄風氣也追隨大勢，較少有毆打情形。但人打人還是有的，但没有人會打我。肉體凌虐是没有，但精神凌虐卻有。以我來説，待遇總比別人差，受歧視、監視，則是很不合理的精神虐待。在梅監，我可以閱讀書報。在整個中隊，只我一個仍然每天孜孜不倦汲取文化。倉房裏只有一支光管，約四十火。光綫暗澹，閱讀很難，我多是利用午飯小休、黃昏、臨睡前和休息日來讀書。休息日，我不打球，不下棋，全部時間讀書。不過，利用小休和黃昏讀書，只是行承包制以前的事，往後根本没時間，不可能。
在梅監，拒不認罪的，只我一人。在長期監禁下，漸漸就出現了無可免的懷疑情緒，覺得當每個人都認罪，自己堅持又如何。再者，入了獄，幹部會常常勸你認罪，説認罪可以減刑甚麼的。説得多漸漸就把人説得鬆散下來，我對生存抱有幻想，一時意志軟弱，就認了罪。
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一年後，我出於對自己良心的忠誠，反口推翻了認罪。一般認罪悔過，爭取減刑，除了承認錯誤，還要有表現，寫壁報對共產黨領導歌功頌德。此外，還要點灰，揭發他人，總之是搏表現，「將功贖罪」。我的認罪只寫了短短二百來字，要求政府寬大處理減刑云云。没多廢話，不歌功頌德，也没有點灰和作出交易。幹部對一紙認罪書覺得不滿足，也認爲我無表現。但我没有、也不會做出更多。
一年後，我看出既然不減刑，而我也受良心譴責，便改口推翻了這份認罪書。在這年裏，我的生活情況有顯著放鬆。監獄方面准許我收聽家人帶來的短波錄音收音機，我每天聽BBC和美國之音；如果天空晴朗，甚至可以接收荷蘭廣播。聽了兩個多月，因我反口不認罪，被没收了。父母帶給我小型計算機零件板，一度也容許我留。我出獄那天提着棕色的公文喼，就是父母那時送來，裝零件板。
我不再是特殊被整被擠的份子，相反，對我的管制比一般囚犯更鬆寬，不上班也可以，也没有人再恣意挑釁，和幹部吵嘴也不罰戴腳鐐。我反口不認罪後，監獄對我作出空前嚴厲的特殊處理。在十年獄中，在梅監這最後一年半，最爲艱難。幹部特別召開了囚犯全體大會，在會上宣佈對我的特別處理：（一）任何人不准和我交談；(二)派一個人整天二十四小時「照顧」我，吃飯如廁睡覺都一起；(三)與衆人隔離。
從那時始，獄方勝出一個空倉，把我調去，只有我和那「照顧」我的犯人。實際上，就開始了對我的單獨禁錮。看管我的犯人，權力比中隊幹部大，越過中隊權力範疇，直接向獄政科科長負責。我單獨囚禁在樓上一倉，不准下樓，不准工作。這種特別處理震動了整個監獄，因爲前所未有。
四中隊的幹部非常憤慨，因爲這項措施妨礙他發財。爲我特空出一倉，即意味他的中隊少了一倉勞力軍；而撥出一個犯人監視我、不准我工作，也等於再少兩個人力。從他的角度，是白養了我們。共黨幹部對他們一路人當然最優待，每每挑出他們做勞改頭。看管我的，也是共產黨人，原職消防員，强姦了一個七歲女孩，被判梅監四年。他做了我的勞改頭，居然獲得減刑一年。强姦七歲女孩的人，神智大概有些不正常，至少是心理有問題。我看不起這種人，不屑和他交談，而他也經常整我，譬如經常没由來地大叫一聲，把你嚇得半死。長期被迫和精神不正常的人一起生活，還要被他看管，自有我的尷尬和一番感受，十分不人道。在這年半裏，我仍不懈地讀書自修。
第二次關黑房，就在這段日子的晚期發生，前面已交代過來龍去脈。關黑房的日子，因轉送懷集監獄而中斷。我是被秘密送走的，連中隊幹部也無權知道我的去向。
政治犯集中地，監獄中的監獄
一大清早，科長親自來把我的東西收拾成幾小包，和我一起送走。後來發現，許多日用品和書籍在匆忙中掉失了，不知他弄到哪裡去，我也只能聽之任之。從梅州上路，先下廣州，過了一天車程。在廣州監獄禁閉室寄存了一夜。第二天，出發往懷集。
八八年中——九一年十二月：懷監時期
我在懷監被編入「反思專管中隊」；它是監獄中的監獄，遠離普通犯人伙房，完全獨立，自成一角，專門囚禁民主運動的政治犯。這小監獄特殊為我們而建。王希哲早就關在懷監（大伙房），在機械車間。小監獄建造期間，常跑去工地玩，對結構很熟悉。何求囚懷監分場，做木工。勞改局直接主持這宗建築。最初設計，牢房非常狹小，比禁閉室小。到差不多建成，發現不合規格，便搗爛重建。他們也恐怕規格太離譜將來被出獄犯人揭露而受責難，所以要改建，放寬面積規格。王希哲從一開始就目睹建造過程，知道它怎麼建建拆拆。我們估計，這是專門針對我們，旨在把廣東省民運分子集中囚禁處理。譬如，我應是直屬勞改局管轄的特殊犯人，只是寄存梅監，等特殊監獄落成。只不過，監獄一建經年，到八八年間才完工入伙。
監獄新簇簇，我們是第一批犯人。小監獄共有十戶隔離牢房，五戶一行，兩相對望；一戶一人，全部可囚十個。監獄外圍有兩人高的圍牆對鎖。圍墻只有一個出口；出口是二層的辦公樓，供專管我們的幹司辦公。隔離牢房是單層的，內部分三部份：牢房（二米乘三米面積）、連接它的天井（面積相若，上面架了鐵支）；小菜地，小菜地也有圍牆，使犯人放風時不能互見。通往小菜地的門永遠關閉，須由管理能啓才能出來放風。牢房起天井的門倒沒上鎖，可以隨意進出。蹲廁和水池設在天井，供漱口沐浴。牢房兩端有窗；要是雙方攀望，看得通透，能見通道對面牢房裡對方的樣子。有床、枱櫈；書報、紙筆間光綫足夠，晚上仍是那三十火燈泡。後來我弄到一盞百火燈，光線好多了。除電燈頭，窗子有玻璃；在這種孤獨環境，犯人要是自殺，沒人能夠阻擋，死了也不會很快發現，因看管不常巡邏。這裡先後關了我、王希哲、何求、羅海星、黎沛成、李龍慶和鄭酋午。鄭酋午是海南島人，約在八六年，被控搞反革命團體和反革命組織兩罪，判刑十四年。按推算，他還有六、七年坐牢日子，比王希哲遠久。據鄭酋午自己說，他在海南島搞的組織，有五、六百人。這是他的說法，我無從得知真假。
王希哲在八一年被捕，也被判十四年，尚有三年刑滿。何求在九個月前已滿刑出獄。羅海星去年已經釋放。黎沛成和李龍慶分別還有四年及兩年半刑期，他們兩人意志消沉，不讀書，不做體操，精神和情緒狀態很頹唐，恐怕他們很難支持到刑滿的日子。這三人因八九民運被捕，是第二批進來者。何求在刑滿出獄之前，已顯得消沉，讀書報也不及我和王希哲用功。他出獄已經九個月，却沒一點消息，大概已是心灰意冷。王希哲的身體很壞，精神狀態更差，情緒很不穩定。譬如，在我出獄前數月，幹部把我們暫時調離十天，以把牢房再改建，裝上秘密監視器。過去，是靠幹部巡邏，但老幹部懶散，便從北京搞來這種裝置。我懷疑這是特殊處理，全國民運人士的牢房都會搞這種裝置。裝置關在墻角，手掌般大，茶色玻璃。調返牢房兩天，我把它拆開看，發現有一個鏡頭、竊德器和喇叭。我們剛回去，幹部就全日大開喇叭，放譚詠麟等流行曲，吵得要命，簡直是精神虐待！但我不怕，估計他們主觀上不是為了精神虐待，應該不會維持很久。王希哲則不同，瘋癲般大叫大喊：「我受不了！要發瘋了！」精神狀態很差。此外，他常會反譏幹部，又時生埋怨，說為什麼不減刑？為什麼這樣虐待我們！久而久之，音樂的聲量調低了，播放時間也縮短。王的精神情緒差，可能因他刑期最長，同時，同期被捕的何求已經出獄，而我也快將刑滿，朋友相繼出獄，他感到孤單。
王希哲和我，分別進行過絕食鬥爭。王希哲絕食過兩次。第一次是這樣。我們因放到這小監獄初期，沒有發還書報。何求在一個月後才獲發還，我遲些；王希哲過了半年還沒有，便很生氣。他於是絕食，過了三天成功結束。
另一次，他拿瓜抛到圍牆，給在外邊開地的犯人吃，被發現了，監獄長下令坐三個月禁閉。對我們所謂坐禁閉，不會抓去黑房，因為抓出去在路上會碰到普通犯人，觝觸隔離囚禁的原則。所以，對我們的處理，是把牢房内的書報被褥統統拿掉，取消放風。
據王希哲解釋，他不是因擲瓜而受罰，而是語言得罪了監獄政委員，遭受報復。他不滿處理，宣佈絕食鬥爭。單獨絕食了四、五天便失敗。他說，是被人強迫進食。不過這是他的解釋沒人能夠作證。
我也有過一次絕食。因為種花，我用盆子盛大小便作肥料，根本不用厠所。許多老鼠從蹲廁跑上來，我氣極了，索性堵塞了它。幹部看見很生氣，我不理睬他。他對我坐禁閉，我不服，便絕食。絕食了三天，我挨不過來，自己結束了。
每天，囚犯有兩三小時放風時間，但不會同時放風。隔離囚禁的用意，是在任何時間任何情形，都不容許犯人有碰上的機會。最初，我們都是同時放風的。我們把字條放在瓶裡，一出菜地，常把瓶子擲給對方互通消息。王希哲和何求冒冒失失，抛得不亦樂乎，把瓶子抛出了圍牆，差點碰着幹部的頭。這麼，他們被拿住了。此後，他們把我們分批放風，在斜角兩端，交叉進行。隔得遠，斷絕了擲瓶的可能性。利用來抛掷的瓶子多是藥瓶。
不能擲瓶，我們改用大聲叫喊交談。最初，我們只敢趁放風時間小聲交談，漸漸膽大，爬上牢房的窗，大聲和對面說話。牢房間的圍牆不高，攀着上格窗，我可以看到王希哲，他也看到我。通訊方法，主要就靠這樣。幹部漸漸也不管我們。對他們來說，調來這裡最倒霉。我們不准工作，他們就沒撈油水機會。我們是特殊犯人，不能打。他們人員少，要不停輪更工作，怨氣通天，所以索性「罷工」了。本來，應該檢查我們看的書報，他們敷衍就算；應該巡邏，漸漸也懶得理。再者，這是個新設的特殊監獄，他們不知怎樣管理才對；所以，當一切上了軌道，就不大理會我們。我們喊什麽都沒人管，大叫打倒李鵬、鄧小平該死也可以！
民運政治犯討論「六四」，幹部認同
八九民運期間，每晚吃過飯，我、王希哲、何求、鄭午便齊齊攀上窗，大聲開討論會分析形勢。從一開始，我們通過人民日報，立即就察覺形勢異常。王希哲說，這年四五，肯定出事，會爆發運動。我不同意他，認為不會在四五，而是在五四。因為，從年初開始，人民日報已經天天報道學者的討論，我分析他們想催谷在五四爆發運動。我有訂英文中國日報，便把人民日報沒刊載的消息告訴他們。當時英文中國日報有冰心等人簽名要求釋放政治犯的消息。我說：「冰心媽媽沒有忘記我們這班孩子！」王希哲聽了也笑。
到民運爆發，我們便討論運動的策略。我們一致肯定這是一場民主運動，只是大家的估計和判斷不同。王希哲和何求老是強調這是愛國運動，我則不同意。我說：「學生如何愛國？他們如果眞是愛國主義者，就會置國家利益於所有利害之上，不會搞得整個國家都垮台。」
那時，我們每晚討論個多小時，直到天黑才罷休；大概比你們香港的討論還要多！六四前幾天，新聞消息一度沉寂。王希哲和何求估計運動勝利，他們說：「共產黨還搞得出什麼花樣嗎？」我反駁：「流血之前必然會有一段靜寂。」
王希哲便用粗話罵我！搞過政治的都知道，對不同意見，常常會用粗話駡。我不管他，仍要說：「兩軍對壘，還未發生會戰，根本不能決定勝負。譬如拿破崙戰史裡，滑鐵盧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是一次總會戰。」又說：「學生一輪衝鋒撲出，政府基本還未作過反應，未有反撲。如兩隻手掌，要拍起來才算數，我認為：（一）會進行流血鎮壓；（二）因為趙紫陽去勸說學生，已是最後一步。學生當時如果接受趙的勸說，就會令他在黨內威信大增，有可能上台，可能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讓步。趙的一番講話很精彩，可是學生不聽，趙被迫下台，學生只剩死路一條；（三）歷史上從沒有不流血的革命。解放後的中國，這是第一次大型羣衆運動，不可能一次就勝利。」
鄭酋午也有參與討論，但水平不高，還有點右傾，我們不怎麼理會他的意見。懷監時期，已不用做什麼政治教育。一來我們七嘴八舌，幹部說不過我們，此外他們亦無心看管。六四之後，倒有過一次教育。官方攝製了六四錄像帶，在全監獄播放。我們被個別領到幹部辦公室去看。有坦克車、放火、打死人、擲石頭的場面。我一看，笑死了！表現出來很正面呀！我才是第一次看見六四的火鬧場面！看完錄像帶，幹部也不敢叫我們表態！我邊看邊喝采，說打倒共產黨好極了，他們也不敢說什麼。幹部也很反對六四鎮壓殺人。我對他們說：「毛澤東時代殺人比李鵬更多啦！」他們說：「和平時代不同，不該殺人！」那段時期，我們有我們討論，他們也嘰呱大吵，在辦公室裡大聲討論。何求的位置最近他們，聽得很清清楚楚。我這邊聽不問，只聽到機呱叫。即使在六四後，監獄管理也沒收緊。
建這所監獄的原意，是不想搞肉體和特殊的虐待，怕傳到聯合國引起反應。但當然，單獨禁錮本身就不人道，極不人道！所以，我會認為，我出獄後說些什麼，我們做些什麽，也不會給王希哲等人加添困難。整整十年，父母探望過我八次。第一次，是我關在廣州看守所的後期，判刑之後。接着，大概半年見一次。據規定，只能見半小時，他們因事忙而少來探望，沒其他原因。
通信方面，梅監規定，凡犯人迪信都要大談改造。我不肯，只談家事。他們便不寄出。大部份信都寄不出，一年只一兩封，被媽媽怨我不寫信。他們的信能入，我的信不能出。久而久之，我索性不寫，反正寫了也被扣。梅監的通信極差；到了懷集，改善多了。因懷監專對付我們，有一套制度；有制度，通信順暢多了，基本每月都能發出一信，收回一信。信件内容當然受檢查，但不再強迫我寫改造。
在刑滿前幾個月吧，獄政科科長來，說已替我辦理出境手續。過了些時日，他說上面把事退了下來，說還要看表現，否則「留場就業」。之後，政委和科長又來過幾次，說你能否出獄、出境、視乎你的改造態度。至冬節（十二月廿二日）前後，還是這番話。我繼續堅持自己無罪。我已忘了刑滿的準確日期，他們不肯告訴我，也不肯說幾時出獄。至廿四日吧，他們最後一次來，態度有變，我就知道很快能出獄。不過，還是沒人告訴我出獄日期。
廿五日下午，獄政科數人來宣讀釋放證明書。由於宣讀中沒有「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一條，我便詢問。他們說，已替你在肇慶法院取銷了這一條，否則你不能出境。
廿六日上午，他們用我的錢，包了一輛車。我獨自一人被載到大路，登上一輛被安排等候的公車，和普通乘客一起，在傍晚到了廣州。我立即到紅棉大酒店，和父母會合。
後記
在一九八一年三月，香港人吳仲賢接觸中國民運人士，在北京被捕。他以「詐降」方式換取釋放。一年後，吳在本刊撰文表示，「一位好友不相信自己名列『黑名單』。。。
。。在八一年貿然北上.. ...至今音訊全無」（百姓八二年三月一日；另見同年二月十八日報道）。
十年來，不少人揣測，劉山青北上前，有否受過吳君勸諭警告？劉對吳的「詐降」，會有何評價？此外，也有人耳語，說劉是托派，而不必營救。
劉山靑在這次訪問結束前，解答了上述疑團。他說，八一年底上廣州，出發前沒有通知任何人，也沒徵詢過其他人意見。在他記憶中，出發前未找過吳仲賢談話，也沒受過吳的勸諭警告。
至於「黑名單」的事，他說以前或有聽聞，但年月已久，已記不清楚。而對於吳仲賢的抉擇與他不同；劉山靑說，吳當時的狀態與他不同。吳當時實際上已相當沉寂，很少參與民主運動，「既然大家的狀態不同，就很可理解了。」
至於是否托派，劉山青表示，托派是一種思想體系，脈成馬列主義。而非一種派系。如果要問到，他會承認自己是托派思想的成員。
劉山靑總結八一年底之行。現在回顧，他認為當時是作出了錯誤判斷，冒進行動，是錯誤行為。要是在今天，就不會冒失前往。他解釋，若今天是八九民運蠭起時期，他同樣會毅然北上；但現在是鎮壓之後，前去只是無謂犧牲。而無論如何，對於過去十年獄中的堅持，劉山青斬釘截鐵，只簡短一句：「堅持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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