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3日 星期三

冷眼集 安徒 誰個留得青山在? 信報 1991/12/29

 

   安徒   誰個留得青山在?     1991/12/29

科幻小說一個常見的題材是,科學家發明了一種技術,讓昏迷了的人延續生命,等待若干年後,病人復甦了,他所見的世界卻已是物換星移、人面全非、彷如隔世。現實社會雖然還未有這種「長生術」,也未有這種技術所引致的,可能有的社會道德困惑,但一種長期昏迷之後那種「恍若隔世」的感覺,仍然是有的—它出現在那些坐了長牢的人身上。剛出獄的劉山青,就是我們身邊可以體會這種感覺的一個人。

歷史,對於劉山青來說,在十年前的聖誕節開始,就已像停止了一樣。十年之後的聖誕,是一個適值蘇聯帝國正式瓦解的日.子,六四也已經過了兩年多。他毫不知道香港人對他的遭遇是「多麼關注」,他更可能不知道,在六四之前,香港的「營劉」活動是曾經怎樣的黯淡。

十年,十年的變化可真能令經歷其中的人感慨萬千,但十年的鐵窗,被強迫幾乎停止(雖然絕不成功)的思想和觸覺,吊詭地卻使劉可以成為這十年歷史的一種「良心見證」。這十年,是鄧式路綫由成功走向失敗的十年,也就是鄧式改革的承諾由隱藏走向暴露的十年,也是東歐蘇聯由衰弱以致徹底崩潰的十年。

劉山青是托派?

沒有人可以斷稱(為了扣帽子還是什麼)劉山青是否一個所謂「托派」,但劉的思路,是與所謂「托派」的那種對斯大林主義強烈批判,對鄧式資本主義路綫批判的「托洛茨基主義」分析方法有所共鳴,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更且正是因為這種思想方法(又或者可以叫做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令得劉遭遇到這一段充滿反諷的歷史。正是那一點點的托派「淵源」,令得他成為香港民主運動史上,能夠見證這段荒謬歷史的人物。

什麼是托派?打從斯大林派人行刺遠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開始,這個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產生巨大制衡力量的派別,就已經在共產陣營中遭受長期死刑的宣判。中共自從陳獨秀以「托派」罪名被鬥下來之後,「托派」也成了一種萬劫不復的死罪,一種全新的「莫須有」,中蘇共的官僚對托派恨之切骨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是「左派中之左派」,是真正有潛力去挑戰官僚所壟斷的革命術語,把這些革命的能量轉化為革官僚的命的一種政治方向。所以不論是哪一個共產官僚集團,都視「托派」為心腹大患,並以此作為劃分朋友敵人的最嚴格標尺。

諷刺的是,正因為這個原因,香港的民主運動對「托派」及其一切類同物體一開始就有一種非理性的恐懼。又或者説,歷史已漸漸將這種恐懼發展成一種「文化」。沒有人以為這種傳統習慣勢力,夠膽公開辯論,但幕後小動作,卻一 次又一次行使這種排斥異見的手段。然而不幸的是,歷史總是一次又一次證明這些現實政治上有如「生人勿近」的、「偏激」的分析最終可能僅是最接近實況。十年前身體力行支援鄧派所要努力撲滅的「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劉山青,一如當時在這歷史轉折期犧牲掉的魏京生、王希哲、何求一樣,對四人幫倒台後的鄧小平,絲毫不寄任何幻想。歷史結果證明了,更大的民眾不滿、社會動盪,是在鄧的開放改革招牌下發生。如果説歷史中人真能從歷史吸取教訓的話,那香港主流民主派,在八十年代初那種對鄧小平及其路綫的一廂情願態度,實要對劉山青式的悲劇負上一定的歷史責任。除了良知上的一種自責,主流派更要認真自省民主運動出了什麼問題。

數十年流於空喊

劉山青是七十年代學運一代影響下的人,七十年代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爭議的年代。小小的學運圈培養了香港第一代的本土民運領袖。他們明白什麼是政治,什麼是思想分歧。對托派分析方法上的僵化、教條,處事作風上的空想主義,大抵對不少領袖級的人來説,已是沉悶、煩燥的象徵。主流派更也許以為,比托派「溫和」、「沉實」、「穩健」的政治作風、更為現實主義的態度,可以在「反共」而又不「極端反共」之間走鋼絲,可以在遠離這些「政治愛滋」之餘,有自己的政治「地位」。對於這些主流派領袖來説,「政治智慧」就是——我比你們高明,我明白那裏是可行到的底綫。正是這種「高明」,這種自以為了解「現實」的「現實主義」,使民主運動喪失了內部批評的機制、使民主運動慢慢變得非意識形態化,例行公事化,使民主運動在不同時期都像只是為當權者的政治分界綫做註腳甚至身體力行做了排斥、孤立異己力量的間接工具。

現實主義的政治安全島真的如此安全嗎?十年前,「營劉」運動開始時小心翼翼靠邊站的民運領袖,以中英談判,港人治港、基本法為政治安全底綫,「以港為先」,遠離「危險」的中國政治,遠離托派,遠離北京之春。十年後,這些人「安全」到哪裏?他們的政治生命可安全過渡九七嗎?

托派數十年雖流於空喊,卻也曾不遺餘力地批判過的蘇聯斯大林體制,結果也崩潰掉;六四前夕,海外爭取釋放政治犯運動中「四五行動」的「取消一黨專政」口號今日也嫌落伍;劉山青入獄前已不以為然的鄧式改革今天猶在:港台海外的親建制力量又興起一場新的鄧小平崇拜。歷史在這十年的變化大得令人驚訝。沉醉在官式「你也可締造歷史」的人,需要的可能是一種像十年牢獄生涯般的歷史距離感,才能洞悉和理解這一切。

不管你同意與否,托派的意識形態盲點(一如其他民主派的盲點)是亟需要意識形態層次上的爭辯來釐清的。捨此之外的放冷箭和扣帽子,一如陳昌、梁耀忠等在上次選舉中受的「政治質詢」,都是不道德、非理性的一如十年之後,劉山青才得到民主派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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