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兩則重大新聞是梁振英被指收受5,000萬港元，和大律師公會的聲明。
能在此時此刻放這一消息，絕非等閒之輩。這可能表示中央一個主要派系希望放棄梁振英。佔中運動發展至今，梁振英下台和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是其主要呼召力量，2017民主選舉反而是次要口號。其政治提升和訴諸理性尚淺，在這一階段梁振英下台意味著林鄭月娥當特首。這一轉變有能力消退民怨。筆者認為運動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應該是讓年青人關心社會，明白到如愛爾蘭劇作家喬治·伯納德·蕭所言：「當一個政府在行使政令時不向其人民解釋，或其解釋無法令大部份人明白，人們越認真地深究其權威，越不能接受這權威支配。」筆者認為，梁振英在這階段下台，反令運動泄氣，因此無益。
第二個值得重視的是大律師公會聲明。劉江華表示雙方同意議題限於「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和法律規定」。學聯反駁，但其後又認為公民提名符合基本法。這表示要討論法律規定。但學聯隨後又表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是「玩弄學生和市民的花招」或「瑣碎的法律細節」。大律師公會指其言論詆毀法治精神。學聯繼而回應，學聯尊重法律，亦認同普選應按《基本法》框架進行。這意味著學聯必須在兩個法律議題上與政改三人組對壘。周永康對袁國強，勝負立見。大律師公會聲明的另一重點為：它引用了兩個案例和認為：「已開始對不少市民帶來過度的損害和不便。」，因此行動不合理。它是沖著戴耀廷而來的。戴耀廷身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絕對明白，他一天不宣布佔中行動結束，他便要承擔其所有後果，而其部份，特別是旺角對峙，是他不同意的。
人民日報不再評論佔中；香港事務似乎可由香港解決。這只是一個表象。人對事物進行判斷可分為兩大範疇。一是自己的日常範疇。人們在第一個範疇都通常有熟識的生活經驗和自己的思考方法。另一範疇是非恆常性，但又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如目前的政治局勢。人們的習慣法在此行不通。經驗性的、直觀的和感性的容易引來無謂爭吵。康德論證單靠經驗不能引發思維。每人有不同閱歷，必有不同立場，不是一時三刻可由爭辯解決的。
柏拉圖在《泰阿泰德篇》提出知識必須為真，並為我們相信為真，但還不夠，人們還必須為之找到理由或證明。
存在不等同合理。例如，「金鐘和旺角兩大佔領區的主要參與民眾截然不同。」這是客觀發展使然。只有在共同的目標之下，討論才可進行。舉例而言，在2017的有限空間中，爭取最大的民主形式，這是其一；局勢膠著會帶來最大抗爭，這是其二。不同前提必然導致不同結論。不同的終極目標有不同的形勢分析。作為非決策者而言，我們只能回到柏拉圖的，了解他們的理據和理據之間的邏輯。試以陳日君、黃之鋒、學聯及佔中對撤與不撤的論述為例。
陳日君的主要問題是：「要拖幾耐？等乜嘢？」
學聯及和平佔中回應是：「未取得任何實質成果之前，堅持留守。」
黃之鋒之回應是：「撤離現場，就是放棄談判籌碼！」
兩個回應是立論，當中沒有「理由或證明」。兩個聲明所代表的三個集體同樣墜入喬治·伯納德·蕭所言：「沒有向人民提出理由」。而且，所謂「實質成果」是抽象的，這便不能怪樞機爺爺問：「係咪大家嘅事？」
劉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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