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從10月1日的殺氣騰騰的「極少數人執意挑起事端」，到10月4日的《堅決維護香港的法治》的對特區事務指手劃腳，到10月08日以記者身份 尹世昌發表的 “占中”讓香港商家黃金周難“掘金”，有明顯的降溫跡象。“掘金”一文的內容是「經濟性」的和「客觀數字性」的。事情發展如回到梁振英在9月30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的談話中的：『與此同時，香港社會尤其是這些受「佔中」影響地區的市民和商業，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和實質的準備，就是「佔中」這場運動會比較長時間持續下去，是會比較長時間持續下去的。』這算是沒有消息的好消息。
讓愛與和平佔中運動的抗命手冊為：「參與者不單不訴諸暴力，還主動承受法律的後果。」其行動設計為公民抗命。公民抗命有其獨特模式，不等同所有的社會抗爭方式。
甘地認為「公民抗命」應符合以下特徵：
- 公民抗議者不懷有憤怒情緒；
- 忍受對方的惱怒；
- 即使遭到處罰也不屈從；
- 面對逮捕，公民抗議者將配合拘捕；
- 不咒罵；
- 不侮辱對方；
- 如果有人侮辱或攻擊官員，抗議公民將保護該官員。
公民抗命者的行為是邀請拘捕，以具體行動反對惡法。因此，所謂「保護學生」的口號並不成立。組織者應清楚明白地向學生參與者解釋，若學生要參與公民抗命，他便要放下學生的角色，承擔公民的角色，主動承受法律的後果。
作為公民抗命的信徒，保衛旺角的口號並不成立。堅持留下則合理，參與者是希望在被捕過程中彰顯「無權力者的權力」，而不是堅守某一地方。公民抗命是接受文明社會的最後防線，餘下的只有直接反抗暴政。
寫下《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的英國左翼作家喬治·歐威爾曾對公民抗命演繹：「當法令未被推翻時，假設其為合法。」它是不屈服而甘願受罰的原因，但更加重要的是，我們不假設自已行使公義，便不用尊重別人看法和權利。公民抗命者絕不無限上綱，無限合理化自己，隨意稱呼反對者為暴徒。這是對毛澤東之流以公義之名行使暴君之實的反叛。因而也是最直接刺痛以人民之名行使暴政的中共。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也曾說過：「甘地的公命抗命之所以能在印度成功，只因為英國人尚算文明。」甘地若在蘇聯，他早已人間蒸發。香港人呀，趁現在還有點自由的時候，要珍惜！
劉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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