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青兄：
前數日曾寫過一信，不知收到否？
你近來怎樣？新聞熱過後，在一個商業時代，總可能會有些讓人感到寂寞和無聊的感覺。好在仁兄十年鐵窗，對人生世事該早已另有所感，所以俗事某些方面的卑小和頰俗，也就隨他去吧。其實，從大陸出來，因當時某些具體原因，我滯留香港，很晚才獲自由，也早早體會了這世界冷酷無聊的一面，只是信念不倒，才撐至今天。我們都可能是一群注定安於某種悲劇形式來完成我們真正人生的旅途的。不過，我們感受到的東西或許他人也感受不到了。
因無法聯繫，想托你給黎沛成、李龍慶兩先生代我轉達一信，兩位「八九」年曾深入內地搭救我，後來被捕，我一直惦念，今年獲釋放，我十分高興，所以寫此便信致意，請你代轉。
有空來信，代問劉千石、朱耀明、張文光等港支聯朋友好。
祈祝 夏安!
弟 張倫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
於巴黎
金子的心
----托爾斯泰
二十九年前的一天裏，出生了一個患上先天性免疫系統失調的嬰兒。他在學校裏讀書時常常告病假。也許，他的畸形的身軀令他無法融入同學的圈子裏，他常常到球場與街童結伴。
直到一天……
他認識了一群社工系的大學生，他和他們一起站了八小時在街上收集問卷。
隨即參加街工的一個研討營，他的腳已腫得站不住了，我就是在那天認識他的。
他滔滔不絕的發表他的意見，可以看到其他人當他是個白痴。我對一位營友說：他是個天才。
他找到了理想，他看馬克思的書，自此之後，他只幹一件事，就是參與社會運動。
他思考，他依據自己的邏輯在每次的會議上與人激辯，但他的意見從來沒有被別人重視過。在功利的社會裏，他本應就是一個孤獨者，我沒有見過他為此而發怒。
他為了爭取全面普選而找到一本老掉牙，厚厚的有關各國憲制的書本，成立了「全民制憲學會」。這學會將與他一起逝去，作他的陪葬品，這不打緊，他幹的事本來就不起眼。除了一件……
他毀區旗。他衝擊了國旗法。他比長毛激進，因為在開始時，長毛是反對的。他自辯，很認真地閱讀所有的文件和寫他的陳詞。從法律觀點上，他的陳詞不足一哂。這不打緊，他不相信法律，他認為法律為當權者服務。
他灑脫。
他為了幫助我參選地區議席，捲了簞笠與我在新蒲崗的辦事處裏住了九個月，不收分文。每個晚上，他單指一個個鍵地打宣傳單張。幸好，沒有街坊知道他和我住在一起，因為街坊把他當作小姑娘。自此後，他蓄鬚。
競選後，他頭也不回地離開辦事處，繼續他的抗爭之路。
他天真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裏，他要求他的兩個摯友看在他的份上結合。他不明白破裂的碗始終有隙，不理解人情世故本來是他的特色。
他革命
入手術室前，他寫道：「我對工運民運無悔」。他是一個邊緣人，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當工人不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當壯健的巿民不去爭取民主，他的工運民運有前途嗎？
他愛
他愛小孩子，因為他擁有一顆金子的心。他是一個小孩子。他愛和我的姨姪「恩恩」玩耍。
五月二十七日支聯會遊行是他最後一趟參加活動。他老遠從元朗跑到維園，默默地看著大隊出發，他告訴我不要等他，因為已不能參加遊行。在我身旁的五歲的恩恩基於小孩的直覺，拒絕和他合照，她看到他是一個快要離世的人。
他不單上愛小孩，他有愛情。他知道不可能有女孩子愛他，他便把這份愛深深的埋藏在他的心底裏。
他不能出巿區了，每天在家咳嗽數小時，他還想用互聯網投稿到June4.org。為此，他開了一個電郵，可是他從來用不上。
他很照顧他的朋友，因為路途遙遠，他不讓我們到他家裏探他。他讓山青為此而遺憾。
他希望得到尊重。
他埋怨媽媽不尊重他的朋友。因為他的朋友都是社運參與者，不尊重他的朋友即是不尊重他的抉擇，即是不尊重他。
他的爸爸在三年前因癌病逝世。在彌留前要求家人抬他到投票站投民主黨的一票，家人以票站沒有此設施而婉拒他爸，投票的第二天他爸便去世了，民主黨大概不知道這個故事。
在衝擊立法會後，他在法庭上表示不接受罰款，有錢寧願捐給支聯會。這故事支聯會是應該知道的。為此，他坐了七天的牢，坐政治牢，被他認為是一生中最光榮的事。
他曾為長毛入獄在天星碼頭前絕食七天。別的人不讓他絕食，他便偷偷的不吃東西，在天星碼頭前被蒼蠅叮了七天。報章上當然不會賣他的這段新聞了。這也不相干，他曾經幹過無數次的毫無社會效應的行動，多了這一次又何妨。
他高尚，他比所有的政客高尚，他為正義而戰，從來得不到回報。
這顆單純、高尚、赤子之心，離開我們了。
有一首歌，歌詞有一句是：「他們說所有的好人都有一天要死，秋天的樹業都要落」。
這世上沒有好人俱樂部，沒有，沒有。
劉山青
27-7-2001 深夜
山靑依舊 ，民運仍留 十年無悔，鑄志春秋
劉山青出獄後，立即重投民運，馬不停蹄，刻下正整裝，準備前往歐美，進行人權演講，爭取國際支援中國民運，正視中國政治犯狀况。以下訪問，集中披露劉山青十年黑牢内幕；也旁及八十年代民運政治犯的獄中處境。本文以劉山青自述形式整理，三小時訪問沒有增刪，也不修飾，力求使劉氏的性情和監獄生活大概，接近原貌。劉山青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廿七日到廣州，探望何求家屬，被秘密拘捕，秘密審訊，所謂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十年。據劉氏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在香港舉行記者會表示，欽定律師聞判後緘然無語，法官受劉山青錚言：「你自己也經歷過文革的！」，竟然對庭落淚！
俄國詩人在革命前夜有詩云：
「在牢獄裏入睡的時候，你
大概會夢見天國的幻景。
但是，沒有比擁著絲綢
更使人感到驚恐和被遺棄的愁苦……」
古米廖夫：《幸福》
詩人在革命後，被蘇聯政府控以反革命陰謀活動而槍決。到一九八六年，經六十餘年寒暑，被宣佈無辜而平反！這詩人不是革命黨，却也預見了歷史的無情公正︰民運犯雖繫牢獄，而良心坦蕩，浩氣長存；而中南海或克里姆林宮擁絲綢之輩，却注定活在永恒的驚恐和遺棄中，萬劫不復。
八一年十二月——八三年中･・看守所時期
在看守所與人隔離，不見天日
從被捕到判刑之間，我有一年半時間被單獨囚禁在廣州黃華看守所。收押我的囚房，在看守所二樓。房裏面積很小，橫度比一張床稍寬，長度不足三米。在墻的一端，擱了一張木板在地上，就是床，也是全部擺設。在另一端，房門的右角，有一個蹲地活廁，活廁旁有一個小灶頭般大小的水池，梳洗沐浴，全靠這水池進行。囚房天花離地面很高，深約有五米，要擱起木板，整個人攀上去，才看到窗外。窗外邊也没有甚麼好看，是一條甬道，偶然有人來去；甬道的對面，大概是提堂室，總之不是犯人房。據知，這看守所已經改建，十年前情形已經無存。在看守所的日子很難過，熱天有蚊子咬，冬天則冷得像雪房。我只有一張棉被，全不管用。膳食很差。每日三餐，不外是稀飯、鹹菜頭，一星期有一兩片肉，完全不夠營養。看管人的態度惡劣，不過卻没有特別整我及虐待我。據黎沛成後來説，他在看守所的日子，看管的態度已經大有改善。
在這一年半裏，我完全接觸不到外面世界，不知外面發生甚麼事。没有人交談，没有書報（到了中期，才有《南方日報》），甚至連鏡子也没有。裏面也没有鐘，我完全失掉時間觀念。我甚至不知道每日三餐在甚麼鐘點送來。對文明人來説，没有時間觀念，真是慘事。我在墻上畫了一個日影，可是窗外的陽光不直照，太陽跑得很快，日光遷移的幅度很大，每日落在不同的位置，我根本無法判斷每日的時辰。白天還好，有自然光；一到晚上，只有一個三十火燈泡，天昏地暗，完全不能閱讀。每天就關在囚房，没有「放風」時間。
在最初九個月，差不多每天都受提訊，每次提訊歷時數小時。不過，卻没有連續十數小時的疲勞審訊。這段時間過得很艱難：不知外面世界、没有時間觀念、没有讀物，不熟悉他們的作風，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對待我。日常生活也很艱苦：半年分一枝牙刷、三個月派一枝小號牙膏，一個月一塊小肥皂、一張一米大小的廁紙。無紙、無筆、無讀物。最初每日只給一杯水，到後來應要求才多給一杯。
這種艱難日子過了大概一年，提堂官才肯答應我的不斷要求，用我被捕時身上的一點錢，買了幾本書（馬恩著作《資本論》、《紅樓夢》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也買了一點牛肉乾和奶粉。到了晚期，看管不知是否「皇恩大赦」，竟然主動來對我説，看守所有圖書館，可以借書。我便借了兩本，卻是政治八股，讀也多餘；另一本是散文集，雖然也是八股，尚有一兩篇有可讀性。
一年半後，我被轉送到梅州監獄。他們特別用一輛豐田汽車把我單獨載走。至於其他犯人，卻是十多人同坐一輛車送去的。看到沿途風景，令我很開心。一日車程後，抵達梅州監來到梅監不久，又到中秋了。
八三年中——八八年中：梅監時期
政治學習和承包制，累得要死
梅監的獄政科科長專門等候我到來，向我訓示：不要和別人來往！此外，又指定了一個勞改犯做我的「師傅」，實際上是對我特別監視，不得和犯人接觸。這意味着，梅監方面對我作了特殊處理。不過，一旦進了監獄，就是普通犯人，由監獄的向有制度管理，所以對我的特別監視就無法抓得緊。梅監的制度，理論上是按一般工人（制度）爲標準，如工作時間、勞工保障。我們在監獄裏上班，也和普通工人一樣，早上上班，晚上下班；工餘之後要搞甚麼政治學習，宣傳和吹牛會。星期天放假，可以看電視、下棋、打波，偶然還有電影看。
在梅監，犯人編配以一中隊爲一個單位，每中隊有百多人，自成一個工作車間。我被編入第四中隊，在機械車間工作。每支中隊囚在同一個監倉，監倉分樓上樓下，每層六個倉房。每間倉房住上十二、三名囚犯。倉房由勞改頭管理，就由他主持「政治學習」。
黃昏，犯人放工後，返回倉房。幹部每晚七時來點名；點名後，就要開始甚麼政治教育，東拉西扯。說來說去都是同一套，不外叫人認罪服法、爭取改造、向壞人鬥爭和匯報思想，監獄術語把後者稱爲「點灰」，即是告密。幹部講完後，就由勞改頭主持所謂的「小組討論」。這種「政治學習」每晚進行，非常惡劣，要强迫人表態。我通常拒絕發言，所以處境更壞。有時，整支中隊百多人要一起站在操場，聽幹部講話。這也是政治學習。幹部一講就講上個把鐘，講完之後是「開會」，一直搞到晚上八九點。晚上本來是給人休息的，實際上每晚卻給了這伙人吹牛。
我和其他犯人同囚一起的日子，每天的時間大致是這樣度過：天一亮起床，大伙便打衝鋒，在十數分鐘内完成漱口洗臉。遲到而被發現，就會給人整的。當然，你可以早些起床，不會有人不准的！不過大家累得要死，不會有人這樣做。飯隊把早飯送到樓下，由我們倉房小組輪更開飯。吃飯時間也很緊逼，須在十多二十分鐘內完成。到七時左右，大伙便集隊，操出伙房，一直操到工作間。我已經說過，囚犯被組成中隊來管理。每中隊成一大倉房，兩層；上下各有六小倉。每小倉住十二人，上下搭成兩排木板爲床，各睡六人。中隊裏有獨立的休息間和空地，假日就在此耍樂。各中隊互相緊貼，奏合成大監房（伙房）。
工作間在伙房外的另一幢建築物。我們一支是機械車間。到了中午十二時，午飯時間，我們又操回小倉内，吃飯和午睡。二時，大伙又操出去工作，五時許下班，結束一天工作。從五點許到七時，幹部來點名之前，大約有個半小時清靜時間。在這段時間内，除了洗澡、吃飯，人們可以下棋等。我通常利用午睡小休和黃昏的這段時光讀書報，爭取文化自修。然後又是「政治學習」，往往搞到八、九時許。十時關燈，是睡眠時間。不過，這只是我到梅監初期的作息時間表。
從八五年開始，監獄也搞起承包制來，以一中隊爲承包單位，超產有鼓勵獎金，由幹部和犯人攤分。幹部佔四成，餘者由百多犯人按表現分。這一來就慘了！幹部由於有利可圖，便强迫犯人不停日夜加班開工，連吃飯時間也壓縮掉！本來，工作分日夜兩更制，七時到五時一更、五時許到午夜十二時一更，上下倉犯人每星期輪替轉更。承包制後，日更往往要加班到九時，夜更則加班到天亮，變成了二十四小時不停開工。這種做法非常不對！
有了承包制，犯人每月可以多得二十多元獎金。我由於堅持不認罪，甚麼都倒霉，只給多評幾元。（我出獄之時，積攢了一大筆伙食費，但我没有拿走，因爲我不需要這些錢）我們的機械間，是生產汽車後軸。據我估計，由於生產質素不高，生產品應是用來内銷，無資格出口。在梅監，除了機械生產，還有農業、木工。基本上，梅監自成一個工業生產綫，各工序由不同中隊擔任，連鑄造、鍛鐵也有車間，譬如溶爐車間、打鐵車間。打鐵後，就送到我們的車間再加工。
關黑房和戴腳鐐，慘無人道
同倉内，絕大部分是流氓刑事犯。只有小量政治犯，但屬於拿着槍桿子跑上山做小皇帝那種；譬如一個民兵，就是這樣企圖拿槍去搞「武裝起義」。也有一些，糾集一伙人企圖用手榴彈炸共產黨人；更有的是做國民黨特務。總言之，政治意識和文化水平很低。在梅監，像我這種性質的政治犯，可説是絕無僅有。
幹部從囚犯間挑出勞改頭，專門管理倉内犯人和點灰，與一般囚犯的關係很壞，而囚犯也巴結勞改頭，兩相好辦事。我和他們所有人的關係都壞，因我堅持不認罪，而他們也説我極端反動，比蔣介石更反動。我很倒霉，甚麼壞事都會算上我一份。一般而言，犯人間會有小爭執，我若碰上這種事情，錯方必定屬我，而且也必定受重罰。他們知道幹部不喜歡我，常整我，便也常找碴子惹我：無緣無故地跟着我，作出彷彿我要逃跑的聲勢；用言詞挑撥來激我。我如有反應，就抓住把柄懲罰我。
我没打算向他們進行思想教育。他們是這麼一伙流氓，没文化没意識，各不同道。我是常受懲罰的一個，有兩次被關黑房（禁閉室），也不止一次罰戴腳鐐。其中一次戴腳鐐的前因後果是這樣：我在車間工作，有一個人推着載鐵料的小車經過我身傍，突然飛脚把我的橙子踢倒，我便和他吵起來。爭吵間，我拿起杯子用水撥他，他便把我抓去見幹部投訴。於是便被罰戴腳鐐，足有二十多天。平常，一般犯人只戴三、四天，我總要比他人罰得長，最少也七、八天，最長差不多近月。每次戴腳鐐，都要自我檢查思想，直至幹部滿意才解除。我没辦法，堅持久了，也要承認小犯錯，寫思想檢查文章。幹部常不滿意我的檢查報告，擲回重寫。
腳鐐有輕有重，我總是戴最重的，有十多磅，用三環串起，只半米多長，走路極難。戴上腳鐐後，還要強迫每日和囚犯一起操到車間。那一次我不服，幹部就强行拖我到操場。我跌倒爬起，唯有自己行到車間。到了車間，不用工作，但要僵坐着示衆。
關在黑房更糟糕。裏面只有約一米多乘二米多的狹長空間，没有窗。黑房有兩重門，在齊人高處開有鐵枝小窗，近腳踝位是送飯食的小活口。房内很昏暗，只一盞三十火燈。除了木板作床、蹲廁和水池，甚麼都没有。每次我被關黑房都戴腳鐐，甚麼也不能做，甚麼閱讀也没有，日夜二十四小時不見人來。黑房是個單層平房，天花頂有一個小孔眼，人們來來去去，進行監視。靠這孔眼透進來的光綫，還可以分辨日夜，但日子則模糊，數着數着，人就渾渾沌沌，胡亂數錯。我把飯粒捺上墻，一天一顆，但數着數着，再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把飯捺上。
無論如何，我勉强做運動來打發時間，可到晚上就慘了，只等蚊子來咬。我兩次關黑房都在冬天，裏面没有蚊帳，但蚊子仍多得很，同時卻冷得像冰箱。一張薄被絕不夠，而且天花頂還漏水！
第一次關黑房，是我初到梅監時候。梅監每年有一次「年終總結」，總結整年每天進行的政治學習，是大陣仗事。每人都要寫報告，對認罪服法、思想改造、勞動態度和勞動改造等各項作出交代，屬於思想箝制的方法，規定每人要寫報告表態。
第一年，我不肯寫，事件可鬧大了。由於我的情況特殊，幹部更不肯就此罷休，但又不能打我，便天天來找談話，嘮嘮叨叨。我不理睬他。
認罪反口受隔離，無愧良心
此外，每晚又被勞改頭和小組討論圍攻，我還是執意不理。搞了一個月，我終於發火，寫了報告，説我是無罪的，你們的法官亂判刑，才是有罪！幹部一讀也發了火，把我關入黑房。在黑房關了十多天，我强拗不下，唯有寫悔改，説自己不對，應該聽幹部説話等等。但我還是没承認犯了反革命罪。寫了悔改書，才出黑房。
第二次關黑房，是我托父母把起訴書偷帶回香港。這次關了個多月，由於轉送到懷集監獄，才結束黑房的日子。否則，這次不知到多久才放出。在這個月裏，是艱難中最艱難的時期。就我所知，利用犯人毆打其他囚犯，已比文革時期少。社會日趨文明進步，監獄風氣也追隨大勢，較少有毆打情形。但人打人還是有的，但没有人會打我。肉體凌虐是没有，但精神凌虐卻有。以我來説，待遇總比別人差，受歧視、監視，則是很不合理的精神虐待。在梅監，我可以閱讀書報。在整個中隊，只我一個仍然每天孜孜不倦汲取文化。倉房裏只有一支光管，約四十火。光綫暗澹，閱讀很難，我多是利用午飯小休、黃昏、臨睡前和休息日來讀書。休息日，我不打球，不下棋，全部時間讀書。不過，利用小休和黃昏讀書，只是行承包制以前的事，往後根本没時間，不可能。
在梅監，拒不認罪的，只我一人。在長期監禁下，漸漸就出現了無可免的懷疑情緒，覺得當每個人都認罪，自己堅持又如何。再者，入了獄，幹部會常常勸你認罪，説認罪可以減刑甚麼的。説得多漸漸就把人説得鬆散下來，我對生存抱有幻想，一時意志軟弱，就認了罪。
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一年後，我出於對自己良心的忠誠，反口推翻了認罪。一般認罪悔過，爭取減刑，除了承認錯誤，還要有表現，寫壁報對共產黨領導歌功頌德。此外，還要點灰，揭發他人，總之是搏表現，「將功贖罪」。我的認罪只寫了短短二百來字，要求政府寬大處理減刑云云。没多廢話，不歌功頌德，也没有點灰和作出交易。幹部對一紙認罪書覺得不滿足，也認爲我無表現。但我没有、也不會做出更多。
一年後，我看出既然不減刑，而我也受良心譴責，便改口推翻了這份認罪書。在這年裏，我的生活情況有顯著放鬆。監獄方面准許我收聽家人帶來的短波錄音收音機，我每天聽BBC和美國之音；如果天空晴朗，甚至可以接收荷蘭廣播。聽了兩個多月，因我反口不認罪，被没收了。父母帶給我小型計算機零件板，一度也容許我留。我出獄那天提着棕色的公文喼，就是父母那時送來，裝零件板。
我不再是特殊被整被擠的份子，相反，對我的管制比一般囚犯更鬆寬，不上班也可以，也没有人再恣意挑釁，和幹部吵嘴也不罰戴腳鐐。我反口不認罪後，監獄對我作出空前嚴厲的特殊處理。在十年獄中，在梅監這最後一年半，最爲艱難。幹部特別召開了囚犯全體大會，在會上宣佈對我的特別處理：（一）任何人不准和我交談；(二)派一個人整天二十四小時「照顧」我，吃飯如廁睡覺都一起；(三)與衆人隔離。
從那時始，獄方勝出一個空倉，把我調去，只有我和那「照顧」我的犯人。實際上，就開始了對我的單獨禁錮。看管我的犯人，權力比中隊幹部大，越過中隊權力範疇，直接向獄政科科長負責。我單獨囚禁在樓上一倉，不准下樓，不准工作。這種特別處理震動了整個監獄，因爲前所未有。
四中隊的幹部非常憤慨，因爲這項措施妨礙他發財。爲我特空出一倉，即意味他的中隊少了一倉勞力軍；而撥出一個犯人監視我、不准我工作，也等於再少兩個人力。從他的角度，是白養了我們。共黨幹部對他們一路人當然最優待，每每挑出他們做勞改頭。看管我的，也是共產黨人，原職消防員，强姦了一個七歲女孩，被判梅監四年。他做了我的勞改頭，居然獲得減刑一年。强姦七歲女孩的人，神智大概有些不正常，至少是心理有問題。我看不起這種人，不屑和他交談，而他也經常整我，譬如經常没由來地大叫一聲，把你嚇得半死。長期被迫和精神不正常的人一起生活，還要被他看管，自有我的尷尬和一番感受，十分不人道。在這年半裏，我仍不懈地讀書自修。
第二次關黑房，就在這段日子的晚期發生，前面已交代過來龍去脈。關黑房的日子，因轉送懷集監獄而中斷。我是被秘密送走的，連中隊幹部也無權知道我的去向。
政治犯集中地，監獄中的監獄
一大清早，科長親自來把我的東西收拾成幾小包，和我一起送走。後來發現，許多日用品和書籍在匆忙中掉失了，不知他弄到哪裡去，我也只能聽之任之。從梅州上路，先下廣州，過了一天車程。在廣州監獄禁閉室寄存了一夜。第二天，出發往懷集。
八八年中——九一年十二月：懷監時期
我在懷監被編入「反思專管中隊」；它是監獄中的監獄，遠離普通犯人伙房，完全獨立，自成一角，專門囚禁民主運動的政治犯。這小監獄特殊為我們而建。王希哲早就關在懷監（大伙房），在機械車間。小監獄建造期間，常跑去工地玩，對結構很熟悉。何求囚懷監分場，做木工。勞改局直接主持這宗建築。最初設計，牢房非常狹小，比禁閉室小。到差不多建成，發現不合規格，便搗爛重建。他們也恐怕規格太離譜將來被出獄犯人揭露而受責難，所以要改建，放寬面積規格。王希哲從一開始就目睹建造過程，知道它怎麼建建拆拆。我們估計，這是專門針對我們，旨在把廣東省民運分子集中囚禁處理。譬如，我應是直屬勞改局管轄的特殊犯人，只是寄存梅監，等特殊監獄落成。只不過，監獄一建經年，到八八年間才完工入伙。
監獄新簇簇，我們是第一批犯人。小監獄共有十戶隔離牢房，五戶一行，兩相對望；一戶一人，全部可囚十個。監獄外圍有兩人高的圍牆對鎖。圍墻只有一個出口；出口是二層的辦公樓，供專管我們的幹司辦公。隔離牢房是單層的，內部分三部份：牢房（二米乘三米面積）、連接它的天井（面積相若，上面架了鐵支）；小菜地，小菜地也有圍牆，使犯人放風時不能互見。通往小菜地的門永遠關閉，須由管理能啓才能出來放風。牢房起天井的門倒沒上鎖，可以隨意進出。蹲廁和水池設在天井，供漱口沐浴。牢房兩端有窗；要是雙方攀望，看得通透，能見通道對面牢房裡對方的樣子。有床、枱櫈；書報、紙筆間光綫足夠，晚上仍是那三十火燈泡。後來我弄到一盞百火燈，光線好多了。除電燈頭，窗子有玻璃；在這種孤獨環境，犯人要是自殺，沒人能夠阻擋，死了也不會很快發現，因看管不常巡邏。這裡先後關了我、王希哲、何求、羅海星、黎沛成、李龍慶和鄭酋午。鄭酋午是海南島人，約在八六年，被控搞反革命團體和反革命組織兩罪，判刑十四年。按推算，他還有六、七年坐牢日子，比王希哲遠久。據鄭酋午自己說，他在海南島搞的組織，有五、六百人。這是他的說法，我無從得知真假。
王希哲在八一年被捕，也被判十四年，尚有三年刑滿。何求在九個月前已滿刑出獄。羅海星去年已經釋放。黎沛成和李龍慶分別還有四年及兩年半刑期，他們兩人意志消沉，不讀書，不做體操，精神和情緒狀態很頹唐，恐怕他們很難支持到刑滿的日子。這三人因八九民運被捕，是第二批進來者。何求在刑滿出獄之前，已顯得消沉，讀書報也不及我和王希哲用功。他出獄已經九個月，却沒一點消息，大概已是心灰意冷。王希哲的身體很壞，精神狀態更差，情緒很不穩定。譬如，在我出獄前數月，幹部把我們暫時調離十天，以把牢房再改建，裝上秘密監視器。過去，是靠幹部巡邏，但老幹部懶散，便從北京搞來這種裝置。我懷疑這是特殊處理，全國民運人士的牢房都會搞這種裝置。裝置關在墻角，手掌般大，茶色玻璃。調返牢房兩天，我把它拆開看，發現有一個鏡頭、竊德器和喇叭。我們剛回去，幹部就全日大開喇叭，放譚詠麟等流行曲，吵得要命，簡直是精神虐待！但我不怕，估計他們主觀上不是為了精神虐待，應該不會維持很久。王希哲則不同，瘋癲般大叫大喊：「我受不了！要發瘋了！」精神狀態很差。此外，他常會反譏幹部，又時生埋怨，說為什麼不減刑？為什麼這樣虐待我們！久而久之，音樂的聲量調低了，播放時間也縮短。王的精神情緒差，可能因他刑期最長，同時，同期被捕的何求已經出獄，而我也快將刑滿，朋友相繼出獄，他感到孤單。
王希哲和我，分別進行過絕食鬥爭。王希哲絕食過兩次。第一次是這樣。我們因放到這小監獄初期，沒有發還書報。何求在一個月後才獲發還，我遲些；王希哲過了半年還沒有，便很生氣。他於是絕食，過了三天成功結束。
另一次，他拿瓜抛到圍牆，給在外邊開地的犯人吃，被發現了，監獄長下令坐三個月禁閉。對我們所謂坐禁閉，不會抓去黑房，因為抓出去在路上會碰到普通犯人，觝觸隔離囚禁的原則。所以，對我們的處理，是把牢房内的書報被褥統統拿掉，取消放風。
據王希哲解釋，他不是因擲瓜而受罰，而是語言得罪了監獄政委員，遭受報復。他不滿處理，宣佈絕食鬥爭。單獨絕食了四、五天便失敗。他說，是被人強迫進食。不過這是他的解釋沒人能夠作證。
我也有過一次絕食。因為種花，我用盆子盛大小便作肥料，根本不用厠所。許多老鼠從蹲廁跑上來，我氣極了，索性堵塞了它。幹部看見很生氣，我不理睬他。他對我坐禁閉，我不服，便絕食。絕食了三天，我挨不過來，自己結束了。
每天，囚犯有兩三小時放風時間，但不會同時放風。隔離囚禁的用意，是在任何時間任何情形，都不容許犯人有碰上的機會。最初，我們都是同時放風的。我們把字條放在瓶裡，一出菜地，常把瓶子擲給對方互通消息。王希哲和何求冒冒失失，抛得不亦樂乎，把瓶子抛出了圍牆，差點碰着幹部的頭。這麼，他們被拿住了。此後，他們把我們分批放風，在斜角兩端，交叉進行。隔得遠，斷絕了擲瓶的可能性。利用來抛掷的瓶子多是藥瓶。
不能擲瓶，我們改用大聲叫喊交談。最初，我們只敢趁放風時間小聲交談，漸漸膽大，爬上牢房的窗，大聲和對面說話。牢房間的圍牆不高，攀着上格窗，我可以看到王希哲，他也看到我。通訊方法，主要就靠這樣。幹部漸漸也不管我們。對他們來說，調來這裡最倒霉。我們不准工作，他們就沒撈油水機會。我們是特殊犯人，不能打。他們人員少，要不停輪更工作，怨氣通天，所以索性「罷工」了。本來，應該檢查我們看的書報，他們敷衍就算；應該巡邏，漸漸也懶得理。再者，這是個新設的特殊監獄，他們不知怎樣管理才對；所以，當一切上了軌道，就不大理會我們。我們喊什麽都沒人管，大叫打倒李鵬、鄧小平該死也可以！
民運政治犯討論「六四」，幹部認同
八九民運期間，每晚吃過飯，我、王希哲、何求、鄭午便齊齊攀上窗，大聲開討論會分析形勢。從一開始，我們通過人民日報，立即就察覺形勢異常。王希哲說，這年四五，肯定出事，會爆發運動。我不同意他，認為不會在四五，而是在五四。因為，從年初開始，人民日報已經天天報道學者的討論，我分析他們想催谷在五四爆發運動。我有訂英文中國日報，便把人民日報沒刊載的消息告訴他們。當時英文中國日報有冰心等人簽名要求釋放政治犯的消息。我說：「冰心媽媽沒有忘記我們這班孩子！」王希哲聽了也笑。
到民運爆發，我們便討論運動的策略。我們一致肯定這是一場民主運動，只是大家的估計和判斷不同。王希哲和何求老是強調這是愛國運動，我則不同意。我說：「學生如何愛國？他們如果眞是愛國主義者，就會置國家利益於所有利害之上，不會搞得整個國家都垮台。」
那時，我們每晚討論個多小時，直到天黑才罷休；大概比你們香港的討論還要多！六四前幾天，新聞消息一度沉寂。王希哲和何求估計運動勝利，他們說：「共產黨還搞得出什麼花樣嗎？」我反駁：「流血之前必然會有一段靜寂。」
王希哲便用粗話罵我！搞過政治的都知道，對不同意見，常常會用粗話駡。我不管他，仍要說：「兩軍對壘，還未發生會戰，根本不能決定勝負。譬如拿破崙戰史裡，滑鐵盧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是一次總會戰。」又說：「學生一輪衝鋒撲出，政府基本還未作過反應，未有反撲。如兩隻手掌，要拍起來才算數，我認為：（一）會進行流血鎮壓；（二）因為趙紫陽去勸說學生，已是最後一步。學生當時如果接受趙的勸說，就會令他在黨內威信大增，有可能上台，可能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讓步。趙的一番講話很精彩，可是學生不聽，趙被迫下台，學生只剩死路一條；（三）歷史上從沒有不流血的革命。解放後的中國，這是第一次大型羣衆運動，不可能一次就勝利。」
鄭酋午也有參與討論，但水平不高，還有點右傾，我們不怎麼理會他的意見。懷監時期，已不用做什麼政治教育。一來我們七嘴八舌，幹部說不過我們，此外他們亦無心看管。六四之後，倒有過一次教育。官方攝製了六四錄像帶，在全監獄播放。我們被個別領到幹部辦公室去看。有坦克車、放火、打死人、擲石頭的場面。我一看，笑死了！表現出來很正面呀！我才是第一次看見六四的火鬧場面！看完錄像帶，幹部也不敢叫我們表態！我邊看邊喝采，說打倒共產黨好極了，他們也不敢說什麼。幹部也很反對六四鎮壓殺人。我對他們說：「毛澤東時代殺人比李鵬更多啦！」他們說：「和平時代不同，不該殺人！」那段時期，我們有我們討論，他們也嘰呱大吵，在辦公室裡大聲討論。何求的位置最近他們，聽得很清清楚楚。我這邊聽不問，只聽到機呱叫。即使在六四後，監獄管理也沒收緊。
建這所監獄的原意，是不想搞肉體和特殊的虐待，怕傳到聯合國引起反應。但當然，單獨禁錮本身就不人道，極不人道！所以，我會認為，我出獄後說些什麼，我們做些什麽，也不會給王希哲等人加添困難。整整十年，父母探望過我八次。第一次，是我關在廣州看守所的後期，判刑之後。接着，大概半年見一次。據規定，只能見半小時，他們因事忙而少來探望，沒其他原因。
通信方面，梅監規定，凡犯人迪信都要大談改造。我不肯，只談家事。他們便不寄出。大部份信都寄不出，一年只一兩封，被媽媽怨我不寫信。他們的信能入，我的信不能出。久而久之，我索性不寫，反正寫了也被扣。梅監的通信極差；到了懷集，改善多了。因懷監專對付我們，有一套制度；有制度，通信順暢多了，基本每月都能發出一信，收回一信。信件内容當然受檢查，但不再強迫我寫改造。
在刑滿前幾個月吧，獄政科科長來，說已替我辦理出境手續。過了些時日，他說上面把事退了下來，說還要看表現，否則「留場就業」。之後，政委和科長又來過幾次，說你能否出獄、出境、視乎你的改造態度。至冬節（十二月廿二日）前後，還是這番話。我繼續堅持自己無罪。我已忘了刑滿的準確日期，他們不肯告訴我，也不肯說幾時出獄。至廿四日吧，他們最後一次來，態度有變，我就知道很快能出獄。不過，還是沒人告訴我出獄日期。
廿五日下午，獄政科數人來宣讀釋放證明書。由於宣讀中沒有「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一條，我便詢問。他們說，已替你在肇慶法院取銷了這一條，否則你不能出境。
廿六日上午，他們用我的錢，包了一輛車。我獨自一人被載到大路，登上一輛被安排等候的公車，和普通乘客一起，在傍晚到了廣州。我立即到紅棉大酒店，和父母會合。
後記
在一九八一年三月，香港人吳仲賢接觸中國民運人士，在北京被捕。他以「詐降」方式換取釋放。一年後，吳在本刊撰文表示，「一位好友不相信自己名列『黑名單』。。。
。。在八一年貿然北上.. ...至今音訊全無」（百姓八二年三月一日；另見同年二月十八日報道）。
十年來，不少人揣測，劉山青北上前，有否受過吳君勸諭警告？劉對吳的「詐降」，會有何評價？此外，也有人耳語，說劉是托派，而不必營救。
劉山靑在這次訪問結束前，解答了上述疑團。他說，八一年底上廣州，出發前沒有通知任何人，也沒徵詢過其他人意見。在他記憶中，出發前未找過吳仲賢談話，也沒受過吳的勸諭警告。
至於「黑名單」的事，他說以前或有聽聞，但年月已久，已記不清楚。而對於吳仲賢的抉擇與他不同；劉山靑說，吳當時的狀態與他不同。吳當時實際上已相當沉寂，很少參與民主運動，「既然大家的狀態不同，就很可理解了。」
至於是否托派，劉山青表示，托派是一種思想體系，脈成馬列主義。而非一種派系。如果要問到，他會承認自己是托派思想的成員。
劉山靑總結八一年底之行。現在回顧，他認為當時是作出了錯誤判斷，冒進行動，是錯誤行為。要是在今天，就不會冒失前往。他解釋，若今天是八九民運蠭起時期，他同樣會毅然北上；但現在是鎮壓之後，前去只是無謂犧牲。而無論如何，對於過去十年獄中的堅持，劉山青斬釘截鐵，只簡短一句：「堅持是值得的！」
20220721
李兄：
很多謝你聯絡我想約一個訪問，我差不多每天在家，主要活動是在撰寫我的自傳，只是進度很慢。目前正在努力完成在十年裏，外邊的朋友，尤其是甘神父如何進行營救，它已大致完成。之後會寫其他章節，大意是從少寫到老，檢視一生，從而希望寫出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和視野。我之所以沒有直接與你通話，是想先了解你的看法，也如我向區龍宇所說的，書面回答可能更準確地表達我的意見。果然，我看了你的論文，流傘和你的提問，我想可分別地回答你的意見。
關於你傳來的論文
我想其中心是托派與群眾運動的關係，我相信事物的發展必然有其理由。人類發展史不以個人意志或石以最好的方向發展。暴力和極權不斷重覆，看看古羅馬史、猶太史就清楚不了。當年的猶太被迫害數世紀，同樣地我們看著史太林主義的橫行，似乎沒完沒了。可是在歷史長河之中這必完結，如羅馬的完結。如何介入群眾運動一直是香港托派當年的主要爭論，即革馬盟和十年評論之爭，一方指對方是群眾尾巴主義；另一方指對方是冒進主義，這些指責多少有點道理，但陳獨秀主張捲入抗日的群眾運動可以改變托派的命運，只要肉體上消滅對方，就可以政治上解決了問題。這在歷史上的滅族戰爭中證實了。但托派是左派反對派，當然地不可以接受這觀點，甚至運用這手段。但在蘇東波裏，在戰後的不斷的社會事件中，在香港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裏，為何不見托派的觀點呢？
何謂托派觀點？我以自己作為研究對象吧。在我回港後，也就是你關注問題的那時期，已沒有托派運動，但我仍然持有過去的觀點，主要是分析方法：唯物史觀、辯証法，更簡單的是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和列寧主義對革命的實踐。托派相信工人國家，也就是重視工人運動，以罷工手法啟發工人，從而奪取政權，改變生產關係。在我們的一代的觀眾裏，這當然地不是事實，可以說托派思想是一個全面論述，而戰後散落全地的群眾運動是局部的，反送中運動不是一個奪取政權運動，更不是所謂獨立運動，它之中的群眾領袖不需要列寧主義，而列寧也幫不到他們。可是對我來說，托派思想則幫助我分析當下的紛爭。
回到流傘
我看了一點文章，也回了。我當日寫的一文，《請告訴我們你們要帶領香港往何方》。我看不到在運動當中有誰撰文批判運動中的不足，錯誤觀點尤其重要的是反送中運動的本質。我在另文指出雨傘運動延至反送中運動是基於歧視運動。一個本土族群對新移民的不滿，不客氣地說流傘的努力有點讓人想起群眾尾巴主義，只為運動的不足解說而無視不足本身。我認為秉筆直書是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不是要「歷史後來證明我對了」，這是沒有意思竹旳；也不能因為「說了，沒有年青人聽的」，只要有意見，就不能擔心得罪運動的主流，否則何來托派運動呢？那怕後來證明了那意見如何錯，也應把它寫下來，而且要即時。反過來，正確的意見不表示可以改變一場運動，或帶領一場運動，這也許是托派思潮一直不能冒起的原因，人們把它當過時，過時是因為戰後沒有工人奪取政權的運動，當然地不需要閱讀列寧選集了。
香港托派運動
香港托派運動大概是革馬盟、社青社、十月評論為如也為終。革馬盟的我、劉子濂、李懷明、吳仲賢等參與。大概李懷明最清楚，他和吳仲賢、田惠貞等是我們的思想領導。社青社即是區龍宇；十月評論只留下陳昌。介入運動則以革馬盟最活躍，革馬盟介入了工人運動，如四反「反失業、反貧窮、反加價、反壓迫」；介入金禧運動和中國民刊運動，後兩者我是主要介入者。十月評論則以出版刊物或思想介入為主，從後看革馬的群眾介入和十月評論的思想介入都不十分成功，這是客觀局限非戰之罪。
回答你的幾點問題
如我所說，我回港後已沒有托派運動。吳仲賢因為我回港後公開表示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請我吃飯，因為很多年他已沒有人說這個詞。
四五行動和後來的社民連絕對地不是托派組織，因為他們的主要思想並非傳統左派，非馬列托。我回港後問四五行動的第一個問題是，它是否一個組織？回答為「不是」。它基本上沒有組織，沒有常委，沒有成員名單，沒有恒常會議，可以說是一個空殼，但不表示它沒有活躍成員，大概有劉子濂、(長毛不在港)、唐婉清、黎紹珍等，他人門中的不少來水源於革馬盟，只是革馬的主要成員已離開了運動，因之，我從來不是四五行動的成員，沒有參與過任何一次會議，也對之了解不詳。
我回港後當了支聯會常委，組織了不少到新華社的抗議。這時長毛已回港，我們以四五行動的名義組織到新華社的活動，但都是即興的，以新聞報導國內鎮壓民運人士為主，我是主要組織和發起人。
陶君行的少壯派源於學聯、源於民主黨，和源於少壯派不滿黨內立法局議員不肯交接。
港人在八九翌年已對新華社門前抗議不耐煩，開始加諸限制，其時學聯與支聯會關係還是很密切的。學生們不滿警權過大，開始衝擊文化和不接受遊行需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後來學聯的一部份活躍份子參加民主黨，當了區議員，可是他們如陶君行、陳國良、王仲祺等已當了區議員，尚無望參選立法局，於是邀請了立法局民主黨的陳偉業助陣，成立社會民主連線，我也是成員之一。這就是少壯派，但他們只是一個利益集團，無意真正地成為一個思想或社會派別，一年多後不活躍了。
社民連與少壯派關係不大。在多年後，黃毓民從傳媒人轉從政，伙同了陳偉業、長毛等多人另起爐灶，我參與了早期部份，它是一個政黨規模的組織，主要目的也是參選立法會，它更加不能稱與托派有任何思想關係，黃毓民所主張的是孫文的三民主義和孟子的民為貴思想。
我曾組織了兩個工會，一個是行業性的福利工作員協會；另一是我工作機構的香港心理衛生會、福利工作員協會，以梁耀忠的街工作會址，我邀請了林志良、譚亮英加入作第一屈理事，後來兩人另起爐灶，把福利工作員協會改名為前線工作員協會，譚亮英以此活躍社福界多年，我則以香港心理衛生會主席身份出席大聯盟會議。但大聯盟的主要成員是社福機構的中高層，手法較為妥協，我在此運動的角色是較激進，在會議中多提較基層的意見，主要是不相信政府，也不信機構(NGO)，我可不見譚亮英等的和應。
最後，我當然地樂意在視頻上會面，你的黃昏似乎是我的早上，我想你或可以安排一次你方便的時間，例如23、24日的周末可能對你較合適。
山青
2022.7.16
副本:區龍宇
Interview
(圖片說明：在中學時代，我完全不知外間發生何事，而實際上，當年已出現了青年進化運動，莫昭如、陳毓祥、劉千石等人早已衝上街頭。)
「我的信念很簡單，工人和老闆的利益是對立的，一群人若要爭取利益，只能靠自己，所以工人及低下層在變革過程中，若希望掌握自己命運，變得更加好，便要靠自己爭取。」
在中學時代，我完全不知外間發生何事，而實際上，當年已出現了青年進化運動，莫昭如、陳毓祥、劉千石等人早已衝上街頭。
七十年代是香港波瀾壯闊的學運年代，當年著名的學生領導者，現在大多身處高位，高官厚祿，或成為所謂民主派，結黨納社，在立法局内司其擴音筒之職。當年國粹派、社會派之理想——為工人為群眾為基層之忘我精神，早已轉化為爭名逐利的競選籌碼。
在筆者所知的七十年代學運領袖中，真正堅持理想至今天，強立而不返的就只有兩人，一是民眾劇社的負責人莫昭如，另一便是劉山青了。無獨有偶，若以普通人的目光去衡量，他們二人在經濟上都是朝不保夕，但筆者卻深深地感到，他們比起腰纏萬貫之人更富有。
劉山青剛出獄回港的一個月内，將時間全數編排給記者訪問，所以或許讀者已對他入獄過程或牢獄生涯所知極詳。直到今天，劉山青仍堅信馬列主義，但另一方面，他又正在積極爭取本港九五全面直選，究竟他現時所堅信的理想是如何植根？
現正值中英爭議、紛亂之秋，提出九五爭取全面直選在許多人來説無異是作繭自縛，但他横眉冷眼面對一切批評，這就是劉山青。
Playboy：請問你何時開始植根民主思想，是否和成長背景有關？
劉山青：我父母是戰後重建香港的第一代年青人，他們都是工人階級。當時的社會一切正在萌芽，充滿朝氣，雖然他們對政治仍有一定程度的冷感，但卻對社會現象有其一定的看法。如我父是年青工人，自小就非常獨立，培養了一定的民主色彩，崇尚科學，希望兒子能接受高等教育，所以我自小便從父親身上感染到西方民主色彩，比較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個人意見，理解到人人各有異同。
Playboy：在教育方面，對你有沒有影響？
劉山青：我小學及中學都是接受西方教育。小學就讀聖約翰，而中學則是英皇，都是教會學校，追求真理；加上父母的樸素工人意識，但卻從沒有政治化，對民主理論十分模糊。但在那年代的年青人都希望走進社會，認為應該改變社會中之不公義，永遠保持樂觀，認為社會總能改好。在中學時代，我們完全不知外間世界發生何事，而實際上，當年已出現了青年進化運動.莫昭如、陳毓祥、劉千石等人早已衝上街頭。
但我們對這些事卻彷彿毫不知情。當我走進大學校門，衝擊便十分巨大，我突然發覺彷佛整個世界都完全變得不同，這世間原來有政治這碼子事，原來早有人提出要關心社會，要為工人為人民服務。最新鮮的是對祖國的看法為在那年頭，殖民政府有意製造政務出治冷感，一般人提出祖國這名詞.就會被視為「左仔」，所以民族主義和國家概念，亦是由當時開始。
Playboy：你如何面對當時的轉變？
劉山青：我當時只是一個喜歡彈結他的活躍青年，眼見當時院校內兩派互相競爭，毛派（即國粹派）兇狠霸道，不尊重別人意見，搞小圈子，黨同伐異。我們則由非政治化成長到政治化，希望關心社會，並進行實質行動，但他們卻反對走進社會，只聽最高指令，而當時中共亦希望香港學生運動不要再發展
Playboy：當時毛派最出名有哪些人？
劉山青：陳毓祥、崔綺雲及鍾瑞明。
Playboy：你面對當時如此霸道的毛派，內心有什麼感覺？
劉山青：我覺得毛派誇張，毫不民主，自然地便站到社會派的一方去。但當時抱著玩玩的心態比較大，沒有像毛派般的宗教式崇拜。到我大學三年班時，四五天安門事件發生，當時我雖然和毛派是死敵，但私底下也是朋友。和他們正議論紛紛之際，外電傳出血洗天安門。毛派分子堅持是外國人捏造的，但過兩天，有相為證，官方亦有報道。當時第一個念頭便想到為何人民政府會屠殺人民，從而開始。認為中國需要民主。當時我亦對毛派徹底脫離幻想，事實上當年天安門事件到毛澤東逝世到打倒四人是一連串發生的，亦令全港毛派學生醒覺，毛派完全崩潰，香港毛派亦開始轉化為中國民主運動力量。
Playboy：當時社會派究竟有什麼主張及立場？後來學運為何有如此大的轉化？
劉山青：其實香港學運是從外引入，莫昭如可說是先驅，帶動青年學生運動，到我那年代已進入低潮。早期的學生運動十分統一，很快毛派便從外介入，令青年運動嚴重分化，因為他們早有組織經驗，加上有結實理論基礎。當時托派（托洛夫斯基主義）雖然也有理論基礎，但和整個國家支持的勢力實不可同日而語。毛派介入學生運動，很快便奪得領導權。所謂社會派，其實只是最初的學運精神，希望融入社會，為群眾為低下層服務。毛派提出的是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實質只是令學生成為四人幫信徒；而在關心社會方面，亦只是扶貧式的感性工作。結果是兩派人爭取學生會領導，原來上街爭取的學生運動，亦因而轉化為校內鬥爭的學生會運動。到我入大學時，學生運動已混成一團，在校園內針鋒相對，鬥爭激烈，對外工作便完全停頓。當時的社會派如曾澍基和黎則奮等人也有上街，但規模已十分細。
(圖片說明：學運低潮後，我獨力支撐搞運動，第一個是反失業集會；後來搞反英女皇訪港、反港人支付軍費、反儲備金放在英國…)
Playboy：除學生校内鬥爭外，你認為有沒有社會客觀因素令學運式微？
劉山青：早期學生有任何不滿便上街，很大原因是戰後的香港是傳統的殖民社會，英國政府忽視及不懂得疏導社會矛盾，加上失業危機，迫令當時青年走上街上（包括蘇守忠）；但後期社會得到反思，政府主動調整政策及疏導，加入勞工法例及社會福利政策，失業問題亦緩和，社會外在因素的學生運動動力可說完全消失。我當時便是處於這轉折期。
Playboy：面對這轉折期，對你有沒有影響？
劉山青：進入大學後我開始關心社會，知道社會需要改革。當時社會派被迫由運動型轉化為學術型，搞學院、搞報紙、搞書屋，如當時的一山書屋等。他們的第一份雜誌是《批判》，但沒有銷路，最後甚至走嘻笑怒罵的路綫，搞《文化新潮》等。當時毛派和社會派實際上已變成非政治化，只有我們這批散兵游勇，覺得需要搞運動、政治化，我仍是樸素的左傾青年，希望搞工人運動。
Playboy：當時有什麼原因令你左傾？
劉山青：我們這一代入大學的，有種探索真理、批判矛盾的理想，完全不能接受現存社會的結構，認為社會是可以改變的。這些實質上便是左傾思想。
Playboy：面對學運低潮，你當時怎樣做？
劉山青：當時獨力支撐搞運動，第一個是反失業集會，當年
的戰友有麥海華，但他不是個行動型的人；後來搞反英女皇訪港、反港人支付軍費、反儲備金放在英國等，但都是小規模活動。這些政治化運動漸漸式微後，我們便開始搞民生性活動，第一個是和天主教學生聯會以及甘浩望神父搞的，當時政府要興建牛池灣地鐵站，我們為當地居民爭取合理賠償；跟著是艇戶事件，當時中大學生如張文光等亦開始介入。當時雖然有數次居民鬥爭，但不足以帶動學生運動。事實上，數次居民鬥爭後，學生運動亦處於停頓真空期，不少學生畢業後便進入了社工、教師等有關意識形態的行業，種下了今天民主派的根。學運停頓一年後奇蹟出現，突然爆發金禧事件。
Playboy：當時情況怎樣？
劉山青：金禧是一所很特殊的學校，它的校長和教師全是青年激進化運動出身，多少有些左傾及進步思潮，希望搞一些校內民主改革，學生可以挑戰老師，上課也不如傳統學校般，他們搞了很多小組討論，充滿實驗性。有些學生民主化後，發覺校長將錢不明不白地撥進教會，於是提出挑戰，群眾運動領袖終拿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金禧中學已有一定的民主化政治化組織，有能力帶動運動，而當時大專生參與支持，使這次學生運動延續了一年。張文光便是藉這次運動起家的。這次運動令人覺得奇怪的是由金禧學校帶動大專界，是突然出現的，完全沒有政治背景。
Playboy：當時你怎樣參與其中？
劉山青：當時我已畢業，但也有參與其中，因為金禧雖是學生運動但卻震撼著整個社會，差點兒帶動了整個中學生運動
Playboy：金禧事件為什麼會有如此強的領導力？
劉山青：因為那群骨幹老師全是青年激進化運動人物，有豐富經驗加上同是毛派出來，多少有點同志式的色彩。
Playboy：我記得當時看過報道曾經有人説是托派策劃的。
劉山青：當時如有人想攻擊任何激進行動的人，都會以托派來做口；而事實上，革馬盟亦有介入此事，但真正來説，當時的領導全是毛派出身的教師。
Playboy：當時對你有何衝擊？
劉山青：其實衝擊是打從我進入大學時開始，明白到社會的不公義；這是一個心路歷程。在大學時，見到兩派鬥爭，思想開始左傾；到四五天安門事件，便反省到中國要民主化。畢業後，加入革馬盟，這是一個全面性的政治組織，有嚴格的政治爭論。當時國際托派剛出了幾個決議案，其中一個談到社會主義民主，是一篇很嚴格的政治文獻，在討論過程中，我開始建立較嚴謹的政治思維。這些事對我來説更重大。而金禧給予我的，反而是實質上怎樣介入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以及怎樣組織自己的力量、分析及提出政治主張。
Playboy：其實你是怎樣加入革馬盟的？
劉山青：我讀書時革馬盟已存在，但在學生中並非主流。當時主流是毛派及社會派，毛派有嚴格的綱領及思想體系，但社會派卻只是一個社會運動的組合，這組合多少建基於反毛派。我讀書時已非常激進，當然不會選擇毛派，因為它和民主原則對立，而且他們行為荒唐。另方面，社會派也不能吸引到我，他們在中國問題上完全沒有綱領。於是我便開始走訪院校以外的政治組織，如激進毛派「揭露社」，他們不會像院校內的毛派如此墮落，堅持走進工人內搞鬥爭。還有無政府主義者，但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實質在拆自己的台，從否定政府到否定一切，例如否定搞組織，否定搞運動，變成個人主義，不能成為體系，於是也不能吸引到我。最後是托派，托派當時分成兩派，一派是吳仲賢的革馬盟，另一派是十月評論的社會主義青年社，社青社較注重搞理論和出版刊物，亦不是我的傾向；而革馬盟強調走向工人，思想和我較吻合，而且他們批判當時中共不民主化及出賣工人利益，符合我的思想。但當時我仍是學生，選擇出路的迫切性不強，所以只和他們保持友好關係。畢業後，我們這群人選擇一條新出路，搞了一個工人夜校，希望在工人中做東西，我對政治出路的選擇更嚴，便參與革馬盟。
Playboy：從加入革馬盟到入獄為時多久？
劉山青：約兩、三年。
Playboy：這段時間做過些什麼？
劉山青：介入金禧運動，但絕不是領導角色，還有搞一些工人運動及參與中國民運。在中共鎮壓四五民運後，中國民運沉寂了一年，一年後中國各地都出現了民間刊物。王希哲、魏京生、王軍濤就開始冒起，香港青年激進化分子立時要決定怎樣面對這些正在出現的運動，第一點要明白的是首次涉及國內運動，有高度危險，要有很大的決心和勇氣才能參與這運動，當時社會派沒有這能力。另一方面這運動對當時的活躍分子產生很大壓力，就是如何看中國。對中國官僚全面否定和不存在幻想的，就只有托派；社會派一直動搖不定，一直迴避中國問題。所以當民運出現，香港搞了這許多年波瀾壯闊學運的地方，竟沒有一派能擔當支援角色，當時只有托派負擔起這工作，向香港大學生推廣這民運訊息，並支援國内活躍分子，透過香港這大門將訊息帶到世界。
(圖片說明：我認為東歐骨牌倒台的主要原因是史太林式暴力一黨專政，這和中國完全一樣，所以中國現正步蘇聯和東歐後塵。)
Playboy：你出獄後，八九民運又再陷入低潮，你是否感到失望？
劉山青：作為活躍分子，當然希望運動持續，但最重要的，倒是你怎樣認識運動的規律，要有政治分析力。我感到中國民運掀動香港，是由中國內在矛盾引起。中國和香港社會事實上有兩種不同的內在規律，所以八九民運後，香港很快便能回到自己的軌道。加上八九民運不同本港早期學生運動，早期學生運動有政治深化，而中國八九民運沒有真正政治深化，不能建立一堆人及一個政治體系，由一群人追隨一個政治理想，所以很快向下坡走。
Playboy：看中國大陸有一明顯現象，自鄧小平南巡後，整個國家都朝著一大方向，就是以經濟為主導，現在不要説民間力量，就算中南海老人，也不能改變這事實，甚至很難影響其步伐。在如此強化的經濟主導體系中，你怎看民主前途？
劉山青：我再看民主運動的出現，是四人幫倒台後，鄧小平走所謂鄧小平經濟改革路綫，民主運動就是和這經濟改革一同發生的。這説明毛澤東用史太林主義，用強力將民主運動壓制，但卻不能令其消失，終在四五爆發出來。所以中國不單需要經濟，還需要政治重組。四人幫倒台後，經濟和政治改革要求一同出現，令致一連串的民主運動出現，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七九年民主牆事件，雖經鎮壓後但内在需要並沒有解決。
八五年上海學生運動及八九年民主運動後，問題仍沒有疏導。現在全國走向經濟，主要原因是八九年民運沒有出現一個有系統的思維和綱領體系，好帶動群眾走。另外是八九民運以前王軍濤，陳子明，甚至中南海內的知識分子，都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綱領存有幻想，但八九暴力屠殺令他們理想幻滅，又沒有另一個領導性的政治綱領，所以全國向經濟看。這是信念真空的年代，官僚化公為私將人民血汗納入袋内，形勢一片混亂。
Playboy：你認為在這紛亂年代，大學生搞個體戶，幹部貪污，民主還有前途嗎？
劉山青：民主有沒有前途建基於社會矛盾是否仍然存在，事實上現時的無秩序經濟狀態十分不健康，化公為私的過程隱含更大社會矛盾如中國現正開始出現工人運動，居民開始上街示威，警民衝突大規模化，而且最重要的是表面繁榮只是特權分子和特權地區得益，不斷損害內陸經濟，對立矛盾更形赤裸
Playboy：我們比較東歐和中國，東歐沒有人有能力從國家規劃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採用經濟大爆炸政策，一次過全私有化，原本腰纏萬貫的官僚有能力收購國營企業，但原本的國營企業工人卻面臨失業，引致貧富懸殊更加劇烈；反觀中國經濟改革較有系統及有秩序得多....
劉山青：其實東歐現象在中國正在重複....
Playboy：你認為在重複？
劉山青：當然在重複，貪污情況連中央也承認。
Playboy：但東歐經濟大爆炸政策令貧富懸殊加劇，引致政治陷入極度混亂，有些國家甚至處於無政府狀態，相較起來中國國情穩定得多。
.劉山青：似乎穩定得多只是因為中國民主傳統比東歐小得多，中國發展規律亦較緩慢，所以在東歐發展得如此急劇，中國相對來說沒那麼明顯，而且東歐縱在史太林時代文化交流也沒有停止，不像毛澤東閉關鎮國，加上東歐的經濟實力及生活水平上，都比中國為高，條件遠遠優於中國，所以變得更快。但我認為東歐骨牌倒台的主要原因是史太林式暴力一黨專政，這和中國完全一樣，所以中國現正步蘇聯和東歐後塵。
Playboy：你有沒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理想？
劉山青：我的信念很簡單，工人和老闆的利益是對立的，一群人若要爭取利益，只能靠自己，所以工人及低下層在變革過程中，若希望掌握自己命運，變得更加好，便要靠自己爭取。所以我理想中的是一個托洛夫斯基主義工人主導的國家
Playboy：西方式民主只是二百多年前從法國大革命衍生而來的，馬克思主義亦是一位猶太人在數百年前一個英國圖書館内的空想產品它們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脈絡明顯地，二次大戰後，阿根廷的貝農曾有光輝時刻，但因被美式民主強行佔據下，阿根廷步向歷史最黑暗時刻，而美國支持右派農諾政府在柬甫寨奪權後，更造成三百萬人被殺，這些可怖歷史都是由於意識形態錯誤灌輸下造成的。你現在爭取民主，堅持最終馬列主義，不擔心這對中國也是意識形態的錯誤灌輸？
劉山青：我認為不是，共產黨在中國奪權，是結合了社會轉折，由少數變多數，經過鬥爭過程，經過重組，洗去一些不適合國情的東西將脫離於中國現實的東西取消，用了符合中國現實，符合中國發展的東西，這個鬥爭過程符合歷史規律，取代了要取代的東西。所以任何鬥爭都會在過程中調校，直至符合歷史規律和原則為止，沒有所謂意識形態的錯誤灌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