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3日 星期五

第七章 八六至八八年: 監獄改革

 

第七章八六至八八年:

監獄改革

 

「親愛的父母:

我於五月八日收到八罐食物。請你們不用再寄食物給我了。但我想得到一盒檸檬果子鹽(瓶裝或包裝都好,視乎便宜的)

我現在已聽你們的話。就是認罪服法,爭取早日回家看阿清,請代我給阿清問好。我實在沒有甚麼話想說,不過,我以後會多些寫信回來,匯報我的改造進展。

再見。

山青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

 

 

我一度認罪服法這一節,是十年監禁生活中最掃興的插曲。其實監獄方面除了整個制度逼我認罪、不斷提醒我要供養父母外,還向我父母做了不少工作。後來父母每趟來,總叫我認罪。有次還給我打眼色,說爭取減刑,出來再算云云。我在裏面獃得久了,又不知外面真的搞了聲援,加上周圍個個都認,唯我不認,日子久了,總覺得有點突兀。總之就是心中一軟,又開始胡思亂想,便對父母說,好呀好呀,我認了算吧。這樣過了個多月,便胡亂寫了二百多字,說認罪希望改造咸刑之類,還問指導員有沒有特赦。幹部並無進一步要我提供些資料,說真的我也沒有甚麼可以提供的,香港這邊的運動是公開的運動,大陸那邊其實也頗公開,沒有搞甚麼陰謀詭計,過去與他們頂,其實也是意氣之爭。我想這是為何他們沒有向我套取甚麼資料吧。

獄方知道我改變態度,高興極了。因為全梅州監獄,絕少人自始至終不認罪,羅副政委還在監犯大會中特別表揚我,說四中隊的劉山青也認罪了。他在上面吹嘘時,我正在瞌睡得甜甜蜜蜜,所以知道,還是會後其他勞改犯告訴我的。認過罪後,我基本態度還是不變,不做點灰,不寫東西對共產黨歌功頌德。只是獄方對我態度轉變,放鬆得多了,不會像過去般動輒罰我戴鐵鐐值班,所以這一年我過得特別活潑佻皮。

舉一個例子,就說年終學習運動的考試吧。一九八六年的運動是學習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大家照例大小會議學足一年後又考試,經過上年教訓,幹部這趟鬆得多了,很多囚犯藉口大小便去廁所出貓。我最大膽,走回倉找書便抄,幹部口邊要我不要那麼「狼」,實在也容我亂來,其他犯人聽聞莫不目張舌咋。

更佻皮的,便是我跟人比武的插曲。

那時我工作的車間,相當獨立,人少方便玩耍。閒來無事,一便是練翻励斗、練後倒臥,即像僵屍般平身向地拍下去、練鯉魚翻身等。雖然還做不來空翻,但前手、後手和側手翻已做得不錯,在獄中數一數二。窮極無聊,想起以前聽聞過甚麼金鐘罩、鐵布衫,無人指點,也來運氣紮馬試練,運起氣來,自己播打腹部,那時我翻励斗翻得有些日子,已練就相當紮實的腹肌,竟然很快上手,打打又覺不痛。過些日子,膽子大點,竟然叫其他勞改犯試打,又過了關,覺得沒問題。這樣練練試試,膽子又再大了,叫人家放心大力抽,也抽不入,一時在勞改犯中,打肚腩打出個名堂。其他有想學我的,給一抽便叫痛或心怯了。

話說有個修車仔勞改犯,長得魁梧,打架有聲名。他與我互打肚腩也捱不住,心中自然有點不暢快。且這佻皮玩耍的,就如我們香港人聽音響 ,總是越聽越高檔,大隻佬便提出,不如「隻揪隻」比武。我初時只說不,他打架出名,又長得高大。但他求得我多,我便答應,方法是各自坐在凳子上互掀,不准打面。他雖然體形像水牛,力又比我大,還有實戰經驗,只是我有一個優點,便是心中不怕、夠狠,他拳來我胸口照承不擋,拳頭卻照打他。大隻佬心中一怯,翻身而逃,敗下陣來。

大隻佬輸了,正所謂面子攸關,過去打架英名豈非盡喪,於是又要求升級,自由比武。我初時還是不答應,見他央求得多,又順了他意,規定不打面不用腳,打了七、八次,還是我贏多輸少。越比越有點聲名,還傳到其他中隊,甚至有人走來挑戰。我說這只是玩玩,不是比英雄。如是者到了第二年,當時我已反口不認罪,幹部開始要炮製我,跟大隻佬最後一次打,這趟是自己心怯,方寸大亂,給他打到人仰馬翻,洗澡時發現胸口黑了一片,最慘是心怯之下,轉身便逃,殊不知背心無眼給他結實的打了一拳,痛得我五祖出世,六祖升天。

那時不知何時學曉,給人打了,不要擦藥酒,應該像日本人般跪坐通氣,過段時間血管會自然散瘀,只是輸了這仗後,幹部因我反口,已派人跟我,等閒不敢造次,於是結束了比武的插曲。

打擂台是武,文的方面,我竟在文藝晚會參加唱歌。其實我沒甚歌喉,但勝在大聲夠膽,不怯場,晚會時大唱「大地恩情」,竟然得到最多掌聲,眾勞改犯說我唱得最棒。其實在這之前以排練晚會為名,早點收工籌備,也是暢快。書也讀了很多,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可夫、高爾基、巴爾扎克、雨果、左拉、大仲馬、小仲馬、狄更斯、川端康成、井口靖、海明威、傑克倫敦等的經典,大部分都看過,對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最喜歡。但是,邏輯性强的著作,例如馬克思、列寧的經典,我還是未能看得入,未恢復過來。當時看書的另一轉變,是從文學名著改而讀報刊,我訂閱了國內十多份報刊,日夜啃讀,所以放監後,認識我的老朋友都說我常識豐富了很多,想是讀報刊之功吧。

這時連陳裕業也走了,我當了師傅,收了徒弟李國勇。他是個二十左右的羊城仔,糾黨行劫港客遭反抗時,教唆同黨刺傷事主,初被判死刑。據他說,替他辯護的律師與法院爭論激烈,幾給趕出庭,最後上訴得直,改判無期徒刑。從他的辯護故事我才知道,原來幾年之後,律師不再全是官方附庸,開始有獨立辯護。其實這是基本人權,本來就應有的。過去沒有是錯誤,今天有是糾正錯誤,不能單純認為共產黨又促進了甚麼法制進步,只是糾正本該不存在的錯誤而已。

徒弟李國勇跟另一中隊幾個白話仔過從甚密,原來這幾人密謀逃獄,暗中製造匕首繩索,後給人點了灰,受到禁閉,毒打拷問下招供,結果每人加刑兩年。李國勇則僥倖逃過一死,他是無期犯,稍有差池,便是槍斃。

這年還發生過一宗勞改頭公然毆打勞改仔事件。在過去我未入監前,在一般情况下,即是無政府主義狀態時期,為虎作倀的勞改頭公然毁打勞改仔,是時有發生的事。文革時打死人則是經常事。入梅監後,這樣的事已很少發生。

話說有個叫阿丙的,家窮無文化,神經質氣有點弱智,犯了强姦親母罪入獄。入得監來,由於做人傻兮兮的,當中給人欺負踐踏,不在話下。有天在文化室因電視轉台問題與人衝突,竟給幾個勞改頭用繩縛起打了一頓。收工時,我當眾收容他,給他藥酒療傷,其他勞改犯看見,大家同一命運,本來已心中不忿,現在見我出頭,便來支持我,當然也有支持勞改頭的,不過是少數。事情就這樣鬧大了,第二天我找到劉科長和駐監獄的檢察員投訴,搞到一貫維護包庇勞改頭的指導員也不敢貿然表態。檢察員也說句公道話,說法律規定不能縛起勞改犯,後來還是劉科長做好做歹,才將事情扯平了。我相信經此一役,勞改頭要毆打勞改犯人,心存更大顧忌。

法官亂判的事例,又發生在一個白話仔劉偉文的身上,他搶劫判七年,不服上訴,適逢「從重從快」運動,法官不理刑法,但求追上運動,有所表現,竟然加判十五年,氣得劉偉文有冤無路訴。

不過,一九八六年對梅州監獄而言,最大的轉變是開始承包制。而且,不單梅州監獄在變,全國監獄也在變,我覺得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監獄最大的一次結構性轉變,轉變的結果,是以後的監獄,幾乎一點也不像以前的監獄。從監獄權力分配,管教勞改犯的目的,犯人的生活,全部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最能概括這場轉變的,是自此監獄拋開了政治思想改造,與社會上其他階層一樣,盡量向錢看。我想歷史上沒有一個社會,它本身熾熱的黃金夢竟然能夠無孔不入到鑽入牢獄,還根本改變了牢獄的精神面貌。

承包制就是以監獄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在新冒出來的市場中競投承包合同,目的在於生產利潤,監獄的目的本來便是要來懲罰改造犯人,與製造利潤無關。現在引入這承包制,以製造利潤為目的,彼此間必然發生衝突。監獄過去的經費,當然是由國家下撥。可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這些經費開始承受到龐大的通脹壓力,如果監獄方面不想辦法,壓力就越大,監獄情況就會越差。這其實是很多其他國家單位遇見的共同問題。但監獄的幹部,恐怕自己要承受更大的經濟壓力。幹部的薪酬微薄,一樣承受通脹壓力,過去不開放,沒有人有發財機會,大家一樣苦,有問題也變成無問題。現在政策開放,要搞市場,要賺錢啦,經貿機構的幹部,自然先蒙其利,大有捞油水機會。甚至地方掌權的小幹部,也利用本身權力,鑽新生事物的空子。這種種改變,

可以在下列各方面得見。

首先,監獄原本集中的權力必須下放到中隊,因為生產是以中隊為單位的。随着生產所佔的重要性越大,中隊的權力就越多,監獄中央相對的權力就越少。其次,中隊和中隊間,因為利益分配上可能發生衝突,因此不同中隊的幹部的關係也開始轉變,多了分配利益這個因素。

中隊掌握更多權力,但中隊原來的傳統領導指導員的權力,卻實際上逐漸受到削弱,長遠而言,他的地位或者會乾脆被淘汰。原因是現在中隊主要不是政治掛帥、以思想改造為目標,而是經濟掛帥,以爭取更多利潤為指標,所以生產隊長(即廠長)的地位便提高了。利潤越重要,廠長的地位就越高,權力就越大,相對地指導員的地位就越低。

     對勞改犯來說,過去勞動是為了改造,勞動得好是改造好的指標,與利潤基本上是不直接掛鉤的,但現在勞動是為了利潤,幹部便改變了原先的安排,實行迹近現代奴隸式勞動,從原來每日八小時勞動,一下子便提高至十二小時,每日分兩班,早九晚九一班,晚九早九又另一班。有時還要加班。

加强勞動强度,延長勞動時間,和改用十二小時兩班制後,犯人過去的生活自然大為改變。最大的不同,是政治學習之類,基本上要取消,十二小時工作後,誰還有時間、精神去搞學習?況且,在利潤掛帥下,這些學習現在對幹部已不再重要了,監獄賺不到錢就甚麼都是假的,監獄本身已淪落為爭奪利潤這無情市場中的一個貪婪的生產單位,希望有機會剝削勞改犯奴隸式勞動的剩餘價值。

 最初開始承包制後,為了刺激犯人的勞動積極性,也採用犯人與中隊承包制,即完成基本定額產量的便有獎金,是乾脆的物質刺激。最初出現過的笑話,是定額定得低(這是因為過去的生產效率是偏低得很厲害),所以超額多,接承包合同犯人可分七、八十元一個月。在王希哲所在的懷集監獄,甚至有犯人可以分得百多二百元,令監獄大為猶豫,扣下不發,觸起不滿情緒,最後要獄長出面請客大吃一餐補償,無論如何,後來犯人每月有十多二十元收入,已成平常事,特別拼命的有三數十元。在量方面,勞改犯很多很努力,因為生產效率高,已代替了思想改造,有助減刑。有些犯人,甚至搏命到要用維他命丸來支撑。

犯人要長時間勞動,伙食自然改善了,肉也多了,還晚晚有加班粥,有肉片吃,用來補充犯人體力。犯人經濟改善,自己也會加菜,對此監獄已放鬆控制了。

   洗腦式的政治教育、思想改造,已名存實亡,監獄方面怎樣補救呢?這便倚靠雙聯制,即勞動與改造結合。犯人每天依據勞動及思想表現來評分。新條例推出時,有獎分的條例十多條,扣分的百多條,令我想起孔子的「苛政猛於虎」。最初規定,一分就可減一日,後來發現,不少犯人獎分很多,便將一分減為零點一分。我則自始至終拒絕參加這個制度,多坐三數十天於我已不在乎了,正如我常對幹部所說,我不逃獄,坐滿十年待你們送我出去。後來果真坐足十年,一天也不少。

在「向錢看」的新風氣下,最滑稽的便是幹部曾經打過勞改犯主意,鼓勵過他們家屬投資或包銷之類。例如有個香港人陳劍雄,因走私被判無期徒刑,為了減刑,便教家屬承包木工中隊的傢俬,還從香港運來機器,他則在木工中隊當了管工,誰知產品質劣銷不出,滞貨不要緊,關係反而搞得很壞。我對他說,要打通幹部關節求減刑,不如乾脆拿三兩千元出來更實惠。事實上,在「向錢看」的大趨勢下,幹部腐化得很快,有錢真的使得鬼推磨了。話說回頭,後來聽聞勞改局也知犯人投資這一招,鬧得太過分,若是犯人在監內當了老闆,還成世界?所以下令禁止了。

   另外一個笑話,便是在集體發財夢中,不知哪個幹部提出一個鬼主意,建議在梅監發展一間酒店,名為梅州大酒店,甚至監倉也可考慮出租,說不定有人喜歡住。正是財迷心礙,甚麼荒唐離奇的事也想得出來。

到了一九八七年,震動監獄的,當然是胡耀邦下台事件。監獄跟早期工廠一樣,早晨有廣播,我則一向沒聽。有天鬼推神使,竟然聽見胡耀邦下台,知道事關重大。我記得還說給姚飛福知,他見我一向大罵共產黨,當我吹牛開玩笑。這時,學生運動的消息已見諸於報了,監獄犯人第一次知道外面社會動盪。

說也奇怪,原來這社會一亂,黨上層路線方向一日未完全清楚,黨的下層便不知所措。例如我中隊的指導員,雖是四人幫出身,但學運及胡耀邦事件一出現,卻一反常態,叫我們自由討論,這還不止,有天這指導員單獨召見我,說想跟我談談胡耀邦問題,我以為他想了解我思想,便說沒有甚麼可講。那指導員知道我誤解他的意思,連忙說是想跟我交换個人意見,並無其他。我說這沒有問題,便說你們共產黨混亂,甚麼第三個浪潮,根本是右派思想。他說這也未必,是科技而非政治問題。他問我胡耀邦下台會否搞另一個文革,我說不會,根本沒有這個條件。我還說到,趙紫陽與胡耀邦是同一類人,他則不同意。我問他有甚麼意見,他說已講了,就是怕再搞文革。無論如何,當我知道外面社會又爆發學生運動,心中自然高興。後來據另外一個中隊幹部輾轉傳出的消息,原來梅州大學也想造反,後來給工作隊鎮壓下去。可是,我怎樣也想不到,竟然在獄中跟新的學生運動其中一個活躍分子見面。

有天我在醫療室附近工地遇見一個年青人,跟他搭亂,問他為甚麼進來。他吞吞吐吐,反過來問我,於是我直說是搞民主運動。他聽後眼睛一亮,說他也是搞民主運動的。原來這姓葉的惠陽人是大學生,學生運動雖是一九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在中國蔓延各城市,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學生醞釀站起來說話爭取,已有一段時期。這姓葉的是典型活躍分子,與其他學生北上北京大學串連,給公安暗中抓了。初時不知如何處理,怕鬧出事來,後來才輕判二年,可知當時中共當局已知學生不滿情緒高張,等閒不敢刺激。

他知道我本是香港大學的學生後,便說他也認識港大、中大的學生,還說香港大學生不政治化。我說我做學生時亦政治化的,以理工科的為多。他的印象卻相反,文科的較關心,理工科的不開心。最初他以為我也是他們這一幫搞民運的,我說不是,是十年八年前,他表示從未聽聞。問他聽聞過王希哲沒有,他說沒有。知不知道托派,也不知,政治上很幼嫩。我當然不放過這個機會,向他進行政治教育,對他說,其實社會主義不是失敗,社會主義是人類的理想,是要消除剝削與壓迫,解放社會與個人,失敗的只是官僚們,是官僚敗懷了社會主義的實驗。他也表示支持這種看法,要認真回顧馬列主義正統。可惜很快我便給隔離了,再也沒有機會跟他接觸了。

學生運動往往是社會改革或革命的開始,歷史已充分說明的。可是,學生運動如果不和其他社會階層結台,就注定要失敗,這也是歷史定律。在我參加過的學生運動中,最大的是一九七八年金禧事件,而正好金禧是以失敗為終結。

金禧最初當然是金禧師生與校方、與教育司署間的鬥爭,但隨着運動的發展,很快已到了這樣的地步,即如果金禧不從一場特殊的、個別的鬥爭上升為普遍的、針對中學制度種種不合理現象,鬥爭會走向失敗,當時實際上已出現擴大鬥爭的社會條件,我記得有次我們已動員了陳樹渠中學百多二百位中學生響應,當時張文光也偶然在座,但由於金禧以教師為主的領導核心不選擇鬥爭社會化的方向,動員廣大中學生的大好時機便錯過了。

金禧鬥爭走入死胡同的另一個特點,可見諸領導核心的排他性,以他們為主體,所有支持的為客體,只有參與,甚至沒有民主討論的權利。結果托派固然一早排斥,就是建立了聯席會議後,教師核心對司徒華同樣排斥。回港後偶然才知道,惡化的程度,是教師頭領陳松

齡十年後在八九民運期間,才再上教協,至於金禧教師心想一校改革,早於運動早期已給「革馬盟」批判,後來於三育中學時不單一一應驗,而且以更墮落的方式暴露一校改革的死。

學生運動在鎮壓,胡耀邦下台成定局後,上面路線清楚了,局面也明朗了,獄中幹部也回復正常了,態度也改變了,中隊大會時,指導員支持上面政策不用另表能態,還說有些犯人平日不看報,動亂時動看報,不知居心云云。

這一年因承包制已在發生作用,運動雖然也搞,形式而已,令我也不記得是甚麼運動。

胡耀邦下台後,自然要響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只是當時獄內幹部勞改頭都在做發財這春秋大夢,正在發自由化財,例如開小組會時,連幹部組長也不知如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小組政治學習會議成為吹牛大會,大家敷衍馬虎了事。這在過去,是從未發生過的。

對於學生運動,勞改犯的反應究竟怎樣,可從我身邊找三個典型說明,第一是張德裕這判了四年的小偷,他可說是勞改場長大,社會經驗豐富,平日也說官僚高高在上,騎在人民頭上,當然表示支持學生。

第二個典型是上面提過的姚飛福,他平日雖然也罵共產黨,有點正義感,但恐怕太亂不成,於是在官僚與學生間,搖擺不定。

第三個典型是個鄉下馬的書記老頭,正統共產黨出身,提出學生要的是甚麼自由,來質疑運動,支持官僚。

我乾脆答他,這自由其實很簡單,你坐監便是不自由,如果這還說不是,放監時你休出去吧!多一點社會經驗的人,總是傾向支持學生,而出身特權的,就算淪落,也是偏向支持官僚。

一九八七年這一年,我反口不認罪了,這改變了我繼後年多的梅監牢獄生活。

我自早一年認罪後,並無做違心事,或去昔共產黨塗脂抹粉。爭取心意也是減刑一兩年,我乾脆不要,立刻釋放則看來無望,可是早已決定反口,會見父親時,他一反過去勸我認罪的態度,當時我心想,民運期間,衝鋒陷陣,險是我冒的,我幹甚麼要你們的原諒,你們又憑甚麼資格來裁判我,心中頗為憤怒。無論如何,我還是對父親說我要反口,他也知事關重大,我一旦反口,肯定不會好過,但他已做好心理準備,對我說發生甚麼事也不要緊,阿清會照顏他下半生。

那趟會面收下父親帶給我的收音錄音機,聽了個多月後,就寫張紙條說我不認罪,甚麼罪也沒有,指導員說,這可不行,多少也要認點嘛,我說一點也不認,於是獄方震動,報告獄政科、上呈勞改局,準備認真對待我。

從這開始,對我自然加緊了,處處為難,還從禁閉室調了個第一號勞改頭陳樹生來監視我,此人原為消防局隊長,强姦鄰居七歲女孩,但因身為幹部而照例輕判四年,一兩個月後,正式決定來了,在中隊大會宣布,我由陳樹生負責,其他犯人不得與我交談來往,倉中其他勞改犯全部調走,只留住我和陳樹生。

這種隔絕政策,對我精神打擊很大,我成為勞改犯中最低下的,連如廁洗浴也要被人監視,覺得人格受到很大侮辱,不用說,我受的隔絕對待,震動全獄。

當時有些人以為要搞文革那一套,要搞牛棚,我則看得清楚,知道不會,工作已不用做了,但對此,生產隊長很不滿意,中隊既損失我這高級技工,又要指派一個人陪我,還要調走我倉內十一個勞動力,對勞動力損失太大。所以,後來還要千方百計,弄了幾個勞改頭來我倉,減少勞動力方面的損失。勞動力削弱,產量下降,資金便減少,幹部便少了油水,如果這生產隊長有權決定,我想他寧可罰我日日加工,化壞事為好事。

工作不用做,劉科長叫我不如學習吧。那時我已讀完《資本論》,便說想學《列寧選集》,他便帶我去圖書室找,這圖書室浪得虛名,其實是幹部用多,幾年前我見過有馬列全集,我跟劉科長入去一找,竟找不到,劉科長便問伺候圖書室的勞改頭馬列書籍收在何處,後者答已當廢紙賣了,劉科長聽見勃然大怒,因為這趟在我面前可出了大醜,共產黨政法機關將祖師爺的經典去當廢紙賣,知道我心底下肯定會開心地嘲笑他們,於是厲言疾色,說要提他去坐禁閉。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要不是幹部主張,這勞改頭怎敢賣去呢?當下我便請求劉科長替我買,他連忙答應,找了管教幹事去辦,後者後來走來跟我說,叫我不要留難他,因這梅州書局,根本沒馬列著作賣了,廣州那裏可能有。

回港後,想去左派書局買本列寧的《怎麼辦?》也沒有得賣,詢問店員時,她聽見書名,還面有鄙夷之色。可憐這中國共產黨,現在還在說四個堅持,連書也買不到,且看如何堅持馬列主義。

話說過了一輪,幹部為了加强中隊勞動力,便挑了幾個勞改頭頭與我同倉,但聲明,不准與我談話,我實行物質政策,用食物收買他們,所以在陳樹生去點灰前,也可交談。

其中有個船長大漢鄭大成,走私台灣刊物,判得很重,坐了十年八載,還有十多年。他一身武藝,也打出名堂,只是年紀漸老,外面太太跟了人,留下一子一女學壞,憂心不已。有天他穿上籃球衣,直向大門走,門衛問他何事,他說打球,於是給拉進禁閉,相信照例要毒打一頓。後來怎樣,不得而知。總之犯人有兒女,在裏面是很難安心坐監的。

隔離政策對我的打擊真的非常大,有時心中不其然閃過自殺的念頭,但沒有自覺的想自殺,腦中常盤旋莎士比亞的名句:「 To be or not be , this is the question    」。晚上就常常發惡夢,夢見自己變了一頭牛,給活剝了皮,不斷喘氣。不講大家可能不知,國內有些地方有種做法,是在地上挖個坑,把牛翻在坑中,四腳朝天,然後活剝皮,先切肉,就在牛邊開火炒肉,人家說這樣炮製的牛肉特別鮮甜,至於這頭牛,則一直眼巴巴在坑中惨叫,我想這夢意是慘遭宰割吧。總之精神是日夜備受折磨,苦不堪言。

過去每趟父母來探我,問我生活如何,除去禁閉那次外,我常說可以。這回他們問,我說生活慘。那時我也從父母一言半語,知道外面有聲援,他們也說過,甘仔(甘浩望神父)為你絕食,只是不是長期的,每年一次。何俊仁寫給中國的律師信,我也見過,我記得裏面說我是電子工程師,我心想這是作大了,說我是社會棟樑,我想這更滑稽。他們還對我說,本來有張聯名的賀年卡,司徒華也有簽,我說好。父親說司徒華本來不想簽的,是甘仔迫他簽的。我說這也就算了吧。我父母其實不知,外面有沒有支持對裏面的我是挺重要的,這種道義上的支持,在獄中的人來說,是很實際的支持,因為藉此我們可以更堅强地、更有決心地、更樂觀地鬥爭下去。

在這段期間,我生病去醫療室,對獄中的特權階級又有了新的了解。

原來這梅監竟有個犯人,原是汕頭地區地委書記,犯了經濟罪,但因汕頭地區的幹部都是他管的,所以中央騙他要升官,離開汕頭上路時用軍車截捕才捉拿了,周章之處,簡直笑話。他屬於監中的老人中隊,開了個潔淨房間單供他住宿,日常生活有勞改犯服侍,閒來獄長也要來拜訪閒聊散心。

老人中隊又有另一個威赫人物,竟是汕頭市公安局長,也是犯經濟罪。有個移民局科長,還是貪污罪。還有個大貪污犯,姓名忘記,可他的案卻上過電視,很有名堂。另有一個老人强姦犯大肚皮,弟弟是《人民日報》編輯,以及另外些幹部子弟。這些人,判多少年是一回事,坐了一會,等外間風聲不緊,也就一個個「保外就醫」,逍遙法外。在獄中,他們跟一般勞改犯,根本不是一回事。階級差別的程度,比資產階級監獄肯定更厲害。

事實上,一般「老人中隊」的犯人也有福氣,因為行承包制後,這些老人沒有勞動價值,所以很快老人都也保外就醫,只留下幾個,替獄方省下一大筆白蝕的支出。

這老人中隊裏,最出名的是一對傳教兄弟,已有相當年紀,他們不是梵蒂岡的天主教,也不是一般基督教,因不稱神父牧師,只稱教長。兩兄弟真的傳道,出入監獄數次,每次放出去都去傳福音,在汕頭收了二千多個門徒,判了十多年。後來弟弟病死,我問他哥哥可傷心,他說不傷心,這回更好,不用活着受難。

到了下一年,即一九八八年,陳樹生這勞改頭壞事做盡,減刑走了,另調王炳南來看管我。他原是汕頭警察,也是經濟罪入獄。他比陳樹生正常,跟我約法三章,大家識做,也不為難我。此人文學很好,專心在獄中寫武俠小說。其實捱到此時,我也學乖了,正所謂苟且偷生,有時也陰聲細氣,免傷和氣。只是對這反口一事,可絕不後悔,罪是肯定不認了。胡混到後來要上路去懷集監獄時,王炳南跟我差不多已成朋友,與我說到了那邊,恐怕你要認罪了。

這段時期的隔離生活,除了精神難受和寄情學習外,乏善可陳,胡胡混混地,日子也竟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到了中秋前個多月,暗傳判決書的事,終於穿了,父親終於在香港發放。想是勞改局知道,責成劉科長,到科長便與其他幹部,連夜捉我提審,我說不害怕,直認是傳了出去,這樣便開始坐禁閉了。

可幸這趟的禁閉沒上次那麼辛苦,王炳南還是會來禁閉室看我,實際上有時也關照我,讓我好過點。例如偷運蚊香進來,免我受蚊針之苦,閒來有機會還與我談天解問,看管禁閉的兩個勞改頭,都是幹部出身,一個是汕頭地區出入境教導員,另一個是出入境科長老馬,兩人都是與公安局長同案受刑,他們特權之大,可於晚上出監去街,只是身上無銀,覺得外出也無謂,所以常敲勞改犯竹槓,向他們要錢,也問過我,我則推說沒有。

到迎月那天,我請王炳南偷放我出來賞月,他說可以呀,只等幹部走了就放我。只是幹部飲酒談天到凌晨二、三時才散,這才錯過那夜良宵。但有沒有機會賞月,梅監生涯也成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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