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二回

 

第六章第二回

 

事實上，開始這「從重從快運動」後，在社會新捉的，或是獄中鬧事的，一抓就不斷槍斃，惡人給斃了固然有，在寧枉毋縱下，也有無端送了命的。判刑重，加刑重的例子更多不勝數。

在這段時期，阿清在香港留意大陸動態，對我的安危擔心得流淚，害怕我遭遇不測。情緒的波動不安，跟我最初失踪時期一樣。但我在裏面卻看得很清楚，這運動的矛頭根本是要恢復秩序，打擊刑事犯與經濟犯，肯定不會碰我們這些政治犯。

話說回頭，吳亞太調梅監後，還是喜歡打架鬧事。有趙與其他幾個勞改犯給捉了去坐禁閉室，三更半夜，他竟然妙手解開腳鐐，挑開禁閉門，還放了其他幾個禁閉難友，一齊蛇行鼠伏，走去附近農業中隊處，順手便偷了一隻活生生的鴨子，回來拔了毛，宰掉煮熟便吃，飽食一頓後，又悄悄返回禁閉室，正所謂神不知，鬼不覺。後來幹部偶然發現鴨毛，辛苦追查下，才曉得這午夜偷鴨的故事。其實當時他們就是沒有鴨子吃，坐禁閉也不害怕，反正日間其他犯人走過禁閉室時，總有些會些香烟郵包之類給他們享用。

「從重從快運動」來臨時，吳亞太有點怕，抬屍前早已給捉出去批鬥一番。況且，依我看，吳亞太過去鬧事表現出來的反叛性，本來便不是從思想上、政治上出發，而是自幼無人關心的結果。共產黨恐嚇他一番後，幹部又施用軟功，仿佛挺關心他的樣子，要他乖乖做人，便給他減刑，帶給他新的希望。他感動之餘，漸漸真的相信起共產黨來，真的乖乖做工，也不再撩是鬥非，後來真的減了一年刑。我跟他原是好朋友，他離開監獄時還送了些衣物給他。只是他開始天真的靠攏共產黨後，我便逐漸跟他疏遠了。人總是有幸有不幸的。

如果說吳亞太幸運，沈雪奇的那一夥可沒有那麼走運了。這姓沈的二十多歲，犯搶劫，判無期徒刑，他身體壯健，一看便知是個體操員材料。他沒甚文化，好出風頭，頑皮不知死，也不怕死，打架竟然打出個名堂，甚至梅監分場，也知道這沈某擅打。他最憎恨「灰佬」(即向幹部點灰的勞改犯)與共產黨，有次有個幹部講他，他一聽不合耳，一手便握住這幹部下部，差點握死他，這便種下禍根。對政治犯他倒挺尊敬，喜歡跟他們交往，因為他們反對共產黨，所以閒時他便跟我談天說地，下棋耍樂。梅監另外幾個政治犯，都是給國民黨打小報告的小特務。運動到時，已有風聲說要殺沈雪奇，因為他除了打架鬧事外，一年到晚也不做工，日日推說這裏病那裏痛，監獄怎樣也拿他沒辦法。有趟他又闖了禍，給戴上腳鐐，他便拖着脚鐐，跳上圍牆，爬上屋頂，大聲說要自殺，也不准人上來，誰上來便殺誰，鬧到監獄大亂。屋頂附近有個哨崗，幹部說你再不下來就從哨崗一槍打死你，他倒半點也不怕，顯見早已立下死心，後來還是獄長羅副政委狡猾，心知運動正來，正在做他材料，要法院整死他來敬猴，便好言勸他下來，也不留難他。不用說，我的師傅蔡千，心中極不願意我跟他來往，只是又實在怕他，所以不好發作。跟他衝突可不易受，有回姓沈的在電視房與人爭看電視，順手執起椅子向人頭上一拍，那人便頭破血流。

有個星期天，我跟沈雪奇在下棋，有人叫他下去。我問他甚麼事，他說老闆(即幹部)叫他去工廠，有事找他。他一下去便再無踪影，那局棋始終沒下完。原來幹部找了四個勞改頭迎接他，我師傅蔡千是其中之一，要他受绑，沈雪奇怎願給人折辱，於是便跟他們打起來。這四個勞改頭本來便是幹部找來替他們行私刑的，於是二話不說，合力將他毒打一頓，打到他身體腫脹，昏迷過去，吊起來還給勞改頭用屈指拳插他筋骨間的胸部，結果私刑毒打過後，以打架出名的沈雪奇休克過去。幹部眼見他已氣若游絲，才抬他進了醫療室，打了口強心劑，才勉强保住他性命，將不像人形的他投入禁閉室中等候下一次公開大會和槍斃。這頓毒打原來是那位下部被襲的幹部報這一抓之仇的。至於在監獄中幹部利用勞改頭行私刑，在過去倒是尋常事，不足為怪。當然，無政府主義時期又作別話。

跟沈雪奇一夥的，有個叫姚松齡的潮州人，因搶劫判了七年。在汕頭看守所時，他與其他犯人，曾因搶另外一個犯人的錢，用被蒙起人家的頭便打，結果打死了人，加刑十五年，我到梅監前，他已長期坐禁閉，我到後他也放過一陣。我覺得他這個人有想頭，善解人意。有趟我跟他下棋，他輸到意興闌珊時，我故意輸給他，竟給他看破了，他也不動氣的說，你無意再下就算吧。當時他打架已受過處理，坐過禁閉，一心真的想改過自新，找條生路。只是運動一來，無端又把他抓去再坐禁閉，還冤枉的陪沈雪奇給槍斃掉了。

另一個與沈雪奇一夥的是個二十多歲的潮州人大眼仔，此人因打架搶劫入獄，服刑六、七年。我一入監，便認識這位自幼闖蕩江湖的大眼仔。原來他七歲已因打架入獄，在獄中長大。他全身蚊痕，倒是個風趣人物。有回勞改犯醫生依例到了操場，病的出去診治拿藥，這老醫生好開玩笑，像在榕樹頭講古般，與犯人有說有笑，還對大眼仔說不可再打架之類。大眼仔笑着回答，我們這是人民內部矛盾，跟醫生卻是敵我矛盾，因為那犯人醫生是國民黨。

大眼仔夥同沈雪奇等撩事鬥非，對灰佬也是特別痛恨，一有機會便動口動手。運動到後，大眼仔便給捉了去坐禁閉。後來加刑至十五年，流放大西北。離監前幹部從禁閉押他回合收拾私人物件時，正好遇見「大灰佬」陳裕業，便用粗口大罵他，這陳大灰佬說是與壞人壞事鬥爭，給共產黨「報寸」，搞死了幾個人，得以減刑三年。

沈雪奇這夥人幕後的首腦，其實是一個名叫姚金水的潮州人，他因强姦入獄，服刑十二、三年，我入梅監時他三十左右，已快刑滿。這姓姚的其實是沈雪奇一夥的師爺，專在背後挑撥人打，卻是出口不出手，人倒也有工作能力，開車床技術在獄中數一數二，只是常詐病不開工。他天生狡猾，在監中是出名的騙子。他常向我借書，我不喜歡他，對他有戒心，所以也沒甚往來。運動來後，他跟沈雪奇、姚松齡、大眼仔等，一起給提去坐禁閉，等候處理。那時個個都知大禍臨頭了，結果他得保老命，但雖快刑滿，卻加判無期徒刑。結束沈雪奇和其他犯人性命時，又是照例開槍斃大會，跟第一次情况大同小異，不再登言。幹部依運動處理過兩批人後，梅監犯人給槍斃的雖不足十個，加刑的卻很多。這時，就是幹部心裏也有點難過，不想再這樣草菅人命下去。姚松齡死前的表現，相信也給幹部留下一個深刻的陰影。他坐禁閉時，日夜大罵沈雪奇，說姓沈的害死他，沈雪奇要死不打緊，還要他陪死。而他這樣死，是死不瞑目的，因為他早已立下決心，改過自新。幹部後來說，有趟姚松齡跪在他們跟前，聲淚俱下，求他們放他一條生路，真有悔改之心，使廠長幹部心裏難過不已，只是材料早已交上法院，發落下來是槍斃，誰也改不了這命運。於是難過還難過，冤枉還冤枉，人還是要死的。經此一役，幹部可能反思之下，亦知道監獄大亂，其實是自己不管的後果，運動要槍斃人便得交材料，找人送死，死的人說甚麼也不是罪大惡極到非死不可的程度，很多只是頑皮發洩而已。所以，姚松齡死後，幹部再也不搞材料，抓人槍斃了。而抓了好幾個人送死後，積犯也的確害怕了。其實當時這「從重從快運動」，在社會上也搞得人心惶惶。通姦當强姦，偷當搶，還是小事，更為嚴重的，是一車一車地送去槍斃。聽老犯人說，恐怖氣氛，仿佛回到解放早期。就是在梅監中，我也找到些重判的例子。

例如有個叫羅偉煌的傻瓜，平日沒甚肉吃，有天走到街市，一時興到，竟然搶了人家二斤豬肉，公安跟他糾纏時他又跟人吵架，打了起來，給公安打了一頓不在話下，還要告他搶劫襲警，重判十年。入到獄中，犯人總愛跟他說笑，說不用怕了，現在一個星期可以吃一次豬肉，共產黨畢竟是照顧你的。

又有個未成年的梅縣仔姚飛福，剛上中學，就同一班不良少年，趁一個三十多歲女人踩單車過橋時，將人家捉到草地輪姦。據說這姓姚的少不更事，只拿水槍射人家下體。後來給公安抓了去，帶頭的自然是槍斃，這姓姚的因年紀未足，按中國法律應判入少管所，不能判刑，於是公安便將他關在看守所，等夠十八歲時才判他無期徒刑。入到獄中，獄卒對他也頗同情，並聞說此案本可翻，只是當天因槍斃了主犯，難以交代，所以不便翻案減刑，只好不了了之。這姚飛福其實人倒斯文，我看來看去，也不明白當年他為何如此糊塗。

上面說過，在恢復監獄秩序過程中，除了投人和加刑以收恐嚇之效，還搞了另外一個調往大西北運動，所謂大西北，主要是指放逐到新疆等地區去搞建設工作。最初上面提出這運動時，還沒有清楚說明意思，下面只得加以揣摸。有些專討好幹部的「灰佬」勞改犯，也不知這調去大西北是懲罰性的，便在監中的牆報上亂吹亂描，說大家要積極響應號召，自己甚麼以身作則，呼籲人人報名之類。

到開會時，正所謂個個知死，明明不想去，也不敢喊口號反對。我則如看戲的，照例不發言，長期像我這樣頂着幹部的，全梅監僅有我一人。所以這調大西北運動，早期雖可自動報名，實際上還是由獄方挑選難管的犯人送去。第一批送去了百多人，每中隊十多人，這批人抗拒情緒相當大，乘火車時發生跳車，也有因此給槍斃的。後來這大西北運動，卻發生戲劇性轉變。原來有些犯人覺得與其在梅監這裏，日日坐牢，沒有前途，倒不如去大西北轉轉環境，或者可以闖出一個新天下。加上又有人煽風點去點火，說其實這大西北也不冷，日日有羊肉暖肚，豈不快哉。因此，報名要去大西北的人，竟然湧躍到幹部要出面制止。有個犯人甚至為了爭取去大西北，不昔日日曠工，鬧到成行才罷休。其實這大西北哪裏不冷，很多人去後真的受不住，叫苦連天。那姚金水去到那邊卻真的翻了生，當了勞改頭，登在勞改報上好不威風，出盡風頭。有位年青的强姦犯人，去了大西北後寫信給梅監難友說，這大西北生活很苦，羊肉是沒有的。我們中隊的犯人去了大西北，肯定是出了事，所以不久中隊的管教幹事要親自上大西北一趟(每一中隊的負責幹部是中隊指導員，下面還有生產隊長(廠長)及帶班幹事兩三個)。管教幹事回來後，在大會上當面向我們說，他這次上去，看見勞犯改不聽話的，要剝去衣服，赤身露體在雪地上凍，看見了也覺得很慘，叫大家聽話一點，否則給流放大西北，可不是開玩笑。實際上，由於大西北收容全國最難搞的囚犯，管教的方法野蠻得很。至此，犯人聽了，對大西北的幻想也就完全破成。過了很久，我沒有聽說過大西北的事。直到八八、八九年間，看勞改報知道新疆發生地震，幹部家屬屋牆倒塌，死了數十個幹部及家屬，勞改犯則一個也沒死，還去幫助救災，很多因此立了功，減了刑。

上面說過，我一入監，便給派了跟師傅蔡千，這個勞改頭還收另外一個徒弟王宇忠。我入獄十年，唯一跟人打過架的，便是這王宇忠。他是個很年青的客家人，小流氓出身，與未成年的表妹談戀愛發生關係，被判入獄七年。他父親是鄉間幹部。入得獄來，動輒打架鬧事，算是頭面人物，專找灰佬晦氣。曾經在眾人面前，大喊我們受了共產黨的騙，令眾人側目。工作方面，最初是天天詐病不幹，後來才正常點。最初開小組會時，王宇忠跟我一樣，也不認罪，由於他表現得硬，所以最初我對他頗有好感，有些交往。但他錯在太好玩，我又開始想修心養性，認真讀書，待日後對共產黨大幹一番，所以便沒有事事應酬他。這樣下去，便生了磨擦，關係惡化，加上蔡千從旁挑撥，彼此更有心病。

話說有天我曉得他背後說我壞話，正是勃然大怒，再也忍耐不住，找他晦氣，一見他便用腳踢他。王宇忠也大怒，跳起來便跟我打，我沒除下眼鏡，加上怕坐禁閉，有點恐懼，因此給王佔了上風，連眼镜也給一拳打碎，血流滿面。他一見我流血，也有點虛怯，倒是我卻像豁了出來，心想就是瞎了一隻眼，還有一隻，便放膽打他，反而佔了上風，追了他到牆角，很快我們便給其他勞改犯制止了。我眼角縫了幾針，幸無傷眼。由於我身分特殊，加上又受傷，所以王宇忠當殃了，在大概每月一次的全監大會受到點名批評，還要賠我眼鏡。說也奇怪，自此一打之後，大家竟然氣消了，雖然不再往來，也斷了仇口。後來他表現良好，減刑一年，我們亦不念舊惡。

共產黨口口聲聲說要消滅階級，但正如遇羅克所說，最重視階級出身的，正好是共產黨。在社會上，出身好的固然常佔優勢，就是犯了同樣的罪，出身好的也佔便宜。「矮姑」便是一個例子。矮姑是渾號，因為其人生得實在矮，樣子又似婆娘。他四十多歲，母親在大躍進時餓死，他便跟人養蜂，為人勤奮，還討了個老婆。只是外父嫌他五短身材，武大郎再世，常煽動女兒改嫁。這矮姑跟武大郎可不同，欺負不得，且有點膽色，便拿起刀斧火藥，向外家尋仇。結果一斧砍死外父，外母性命也不保，老婆則給他飛刀斷了手。他便點火燒屋，自己爬上屋頂，一刀直插喉心自殺，流了很多血，卻給人救活了。殺人放火，在大陸本該死刑。但他是紅五類出身，所以得保狗命，只判無期徒刑，後來他還減了兩次刑，只坐十三年。

解放軍的特權例子，則從劉少州的經歷可以看見。年青的劉少州是在鄉下當兵的，有天在街上與人碰撞，衝突起來，拔出軍刀，一下便插入人家心窩，闖出人命，他連忙便逃入部隊。後來外面鬧得緊，部隊才被迫要處理他。劉少州一聞風聲，連夜拿槍上山，給部隊派兵追捕，團團圍着他，要他投降。其實這些甚麼子弟兵，還不是訓練出來殺人的，他惡向膽邊生，留下一顆子彈在口袋準備自己享用，便想亂槍掃射，同歸於盡。殊不知這槍卻給人做了手腳，缺少部件，開不得火，他才被捕。若是尋常百姓，這殺人拒捕，加上準備屠殺圍捕者，不槍斃才怪。偏偏他是個解放軍，便放他一馬，輕判十二年，恨得當地老百姓十分不念，大肆反映始終無效，不在話下。劉少輕判十二年不止，還是留在部隊看守所服刑。在部隊看守所，倒自由得很，連出入也自由，只是工作上從小兵變為養豬種菜的。而且一般而言，坐上三幾年後，外面的人沒有留意，他減刑氣復職，回復本來職位。兵兵相衛，可見一斑。但這劉少州卻注定沒這好運。有天他養的一頭母豬春情發作，上頭營長叫他馬上抱住找公猪去交尾，因為時機一過，這母豬又不想交尾，生不下小豬，劉少州心想這倒是屈辱得很，要我抱頭公猪去交尾，便公然抗命，跟营長爭持，給捉了去處分。劉少州氣下不來，想離開部隊，就要求調去正式監獄。這才來了梅監，入得監獄來，方知比起梅監，那部隊看守所生活簡直是天堂，這梅監勞改犯生活，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正所謂大好前途，竟給一頭發情的母豬斷送，可知這交尾一事，確要小心侍候。

最初我與他有些來往，後來才曉得他還是跟共產黨一路。暗中監視我，關係自然疏遠起來。出身階級反映於犯人遭遇固如是，就是當灰佬、做勞改頭也有這種出身因素。當灰佬、做勞改頭最大的好處，便是在監內可狐假虎威，坐牢可望成刑，幹活可挑輕便，但單靠「報寸」，一廂情願的靠攏，還是不易當正勞改頭。原來獄卒總要挑些與黨有關係的，越近則越信，越疏則越懷疑。

日後當經濟罪大旺盛，送來高官入獄時，他們坐的不是一般倉房，而是在打掃得潔淨的倉房獨居，有犯人充任僕從，或調往醫務室，經常住上一年半載，照例是藉口保外就醫，從此又逍遙法外，回復自由身。

至於甚麼「公平」問題，在共產黨看來，是屬於資產階級人權一類貨色，說是騙人而已。如果說監獄是社會的反映，談到獄中犯人意識，我認為相當於文革前解放初期的狀態。而幹部的對策，便是進行洗腦式的政治教育。每周總有三、四個晚上，用來做政治學習。另外一個，則是生活會，這些都是小組會，同倉十二人一起在倉內開。因為一個中隊有十多個倉，而幹部只得六、七個，所以小組會議，通常沒有幹部參與，由勞改頭組長擔任，我那組組長便是蔡千。政治學習主要是認同當時政策和運動，例如八三年間，主要便是學習「從重從快運動」，要跟共產說槍斃好，判刑重妙。

小組會先由勞改頭宣讀，然後逐人表態講感受，一般犯人，少不免吹吹嘘嘘，但求過關。在我的小組中，最初我跟王宇忠、劉少州一聲不發，後來劉少州投降了，再後來王宇忠也熬不住，剩我一個人晚晚獨抗十手所指。每逢年尾，監中少不免要緊張一個月，因為要搞年終總結。這年終總結，其實在國營或集體所有制生產單位，處處要搞，但監中搞的特別認真。

開始先開大小會議，由幹部訓令恐嚇一番，要犯人自己寫下草稿，內容是談認罪服法態度，勞動改造態度，與其他犯人相處態度，如何定下來年改造計劃及其他意見等。草稿寫好後，先在小組會逐個討論，通過後交幹部審議，再獲通過後發還犯人，才派發正式表格，填上名字罪行，抄下年終總結。

也有通不過小組的，例如上面提過流放大西北的林老頭便是一例。第一年年終總結時，我死頂下去，就是不寫。幹部三兩天便召我入值班室，軟硬氣施要我服從，蔡千之類的勞改頭也日夜在耳邊嗡，後來姓江的指導員說，你要是不寫，至梅監只有你不寫，要拿你來作典範示眾，我也不怕。前後搞了一個月，獄方硬要我寫，否則過不了關。我一怒之下便寫了，大意是我無罪，在「從重從共運動」中，法官無罪當有罪，小罪當大罪，他們才是有罪。幹部見了大怒，立刻由劉科長處理，因為我是直屬劉科長的，劉科長一看見我的總結便罵我，我便跟他對罵，馬上便給戴腳鐐，坐禁閉。有個幹部見我頂嘴，還想動手打我，給我閃開了。還是劉科長使了眼色制止，他不想整我。其他犯人，則除了要坐禁閉，幹部一見不順眼不聽話便毒打。

這禁閉是個小房間，內裏昏昏黑黑，蚊蟲成群，牆上血迹斑斑，留有「反對共黨」詩句口號，人一入去，正是渾渾沌屯，不知天日，大家想像關了燈獨囚在一個小廁所便是了。

後來聽王希哲說，懷集監獄的禁閉室更差，他犯事坐過。那裡長期水積，也無木板，冬天睡在積水，苦不堪言，而且，入禁閉便是單獨囚禁數個月，看守們更野蠻，不聽話的就把犯人縛起，放自己養的狗來咬人。

在梅監，禁閉室還有另一用途，便是神經失常的人判進監內，為省麻煩，也就長期囚在禁閉，手腳加鐐，十分不人道。我坐禁閉時，旁邊囚了兩個神經漢，一個日夜在唸甚麼認罪服法，另一個則大力打門，破門而出，給幹部毒打一頓才拖返入禁閉室。至於為甚麼神經失常的人不是另外處理，而是判入正常監獄呢？

據勞改犯們說，原來大陸法官，很多都是糊糊塗塗，草菅人命，人家神經失常便當是裝傻，照判刑無誤，說來十分不人道。其實監獄對這些神經漢，並不想白白奉養他們，只是中國實行戶籍制度，判刑時指他們戶籍轉來獄方，若要放他們，除非原地政府當局接受，否則不想囚也得囚他們，於是只好棄之禁閉室，一日兩頓稀將，由得他們自生自成。所以一般傻佬，都在禁閉室待很久，但最長的紀錄，則由一個死不悔改，公然反對共產黨的犯人持有，紀錄為十一年。

禁閉生活還有一點值得提，便是我的腳給鐵鐐弄損，發現遲遲不結疤，原來是人進了這種壓抑環境，有時連免役系統也失靈。坐禁閉要出來，規定要通過審查，即是認錯。劉科長從開始已對我說，寫檢查就放人。我起初當然不低頭。後來每天黏一粒飯在牆上計算日子，黏了二十多粒飯，人已虛浮，渾渾沌沌的，實在數不下去，只好寫篇檢查，不提認罪服法，單表態度不合，也就給放了出來。

放出禁閉前一兩天，剛巧父母第一次到梅監探我，我從禁閉押去見他們，沮喪已極，自然對他們說在坐禁閉很慘。誰知幹部已做了他們工夫，我母親還說，對啊對啊，囑咐我要聽幹部話，激得我七孔生烟，再看他們給我只帶來兩本書，更加憤怒。

本來我轉來梅監，他們理應告訴雙親，但這手續沒做。我寫信給他們，起初幹部又要我用認罪來交換，所以拖了好幾個月，害得父母要在我到梅監半年後才能來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