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2日 星期一

第三回 第六章回

 

第三回

 

一九八五新的一年來臨,「從重從快運動」已成過去,但社會雖然不像從前,監內仍像過去中國一樣,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一九八五年的運動,叫「檢舉揭發」。怎樣「檢舉揭發」?就是自我檢查,認清自己犯罪事實及根源,還有未給揭發的要自己乖乖上報,否則日後查出,加刑對付。同時,還要將知道別人犯刑的,揭發出來,知情不報,日後一樣要問罪加刑。且說這梅州監獄自開始「從重從快運動」後,斃了好些犯人,過去無政府主義的氣氛一掃而空,人人都學得乖乖巧巧,等閒不敢造次。

這「檢舉揭發」運動來後,自是人心惶惶,不在話下。在「檢舉揭發」期中,又有一段插曲。且說有位六十多歲客家人教師,人人稱為老師,本是共產黨外圍分子,參加宣傳隊活動。殊知文革一到,全家給人殺清,屍體還要斬開幾截,他自此便與共黨不共戴天,血海深仇。

他是反革命罪入獄,判十年,早我七、八年進監。在獄中,他恃老賣老,常說共黨無人性。此公還有一段笑話,便是性慾强,白天在蚊帳裏手淫,給人檢舉到幹部處,對此幹部不了了之,只說你那麼老了,莫要丟臉,後來有犯人說他出獄後,因為身子好,需索多,結果連老妻也搞壞了,引得人人大笑,當是娛樂。

「檢舉揭發」期間,運動本與老師無關,他卻自動獻身,檢舉一宗罪案,說文革期間,他鄰居全家給捉去殺頭,幹部對其中一個少女說,你要是獻身我便放你,這鄰居少女不知人心險惡,竟然信了,賠了身子,一樣難逃一死,老師檢舉的這個幹部,還在做官,而且做大了。

幹部一見這檢舉,當然不處理,官官相衛,河水不犯井水,是大陸官場慣例。可這老師也算是名硬漢,一天到晚想着幹部,要他們認真處理;共產黨虛偽,幹部的無惡不作,彼此的護短昭應,在這例子中暴露無遺。

當年我將判決書給老師看時,看到上面指控我說共產黨墮落腐化一節,老師拍手稱道,說得好,說得好,共黨的確是墮落腐化。我想到了八九民運時,共黨墮落腐化,早已成為全國共識了。

一九八四年,還發生了另外一件大陸監獄史無前例的事,便是勞改犯參加區人大代表投票。當時有兩個人給提名,都是梅監副獄長。原來共產黨制度,往往有副無正,想是方便日後「卸膊」之類。投票前獄方自然做過些宣傳醞釀,犯人很多仍不知就裏,但是上頭叫做的,只得人人去投。以我覺察,不少勞改犯卻十分重視選舉,有些有知識的則說,這投票權是難得啊,要珍惜行使投票權。

論氣氛,我也認為有點民主已算是共產黨做的一點好事。至於我,跟中隊內十多個勞改犯,都是連選舉權也被剝奪,比一般勞改犯尚有投票權不同,所以只能作為旁觀者。那年早已沒有發生過捉拿監內勞改犯去槍斃,因為運動已過去了。只是,有趟操場貼了張紙,上面是被槍斃毒犯的人頭照片,以示警戒。我一看,認出其中一個老頭子,在譚江看守所時囚在我斜對面,他終日要與同室囚犯下棋,獄卒不准就發怒大吵,甚麼也不理,大概當時他已知難逃一劫吧。

且說有天,在廁所看見地上一大灘血,奇怪得很。後來其他人告知,這是因為在聆訊時期,有人給公安毒打得厲害,內部出血,由尿道排出。說起來,當時倉內有個渾號「黑仔」的,聯訊時也是屡遭毒打,後來小便常失禁,幾次不知不覺撤下,怒得下格林姓的犯人大罵。原來我在聆訊時,受的只是精神虐待,一般國內刑事犯一給公安抓住,甚麼文明全部放諸腦後,動輒拳打腳踢,暴力迫供。

看守所時亦看見過獄卒幾個人一起打人,監獄中也有幹部打人,「從重從快」時更厲害,後來逐漸少了。在工作方面,那年我表現頗佳,得到生產幹部表揚。這隊長常叫我認罪吧,你劉山青有幾多個頭,怎麼比蔣介石還要反動?但是,在工作上,他卻表揚我,認為我勞動改造可以,只欠思想改造,若是認罪服法,當可减刑。我也知道,這是事實,但我偏不睬不理,幹部最頭痛就是我對認罪服法的態度,其他勞改犯懂看風駛裡的,於是有機會便搞我,累得我常要罰值班,即去負責送菜飯、搞清潔之類的衛生工作。

上面提到「檢舉揭發」運動時,幾乎漏了說一件,便是幹部要犯人每天「過電影」,就是將犯案的過程每天反省一次,重溫一次。這是精神虐待,我當然沒問題,越想自己越英雄,那些打家劫舍,或是一時糊塗的,則越想越心傷,無端日日要受折磨一次。

說起「過電影」,獄中真的有電影看,且多是武打片,上面已說過。有晚做了齣西片,叫「麵包師的兒子」,說這主角給人陷害,法官明知也判他死罪,來保住權貴人士,有個法官挺身而出,最後取得皇帝赦令,趕到獄中,時辰已到,麵包師的兒子已赴黄泉路上。這兒子在電影中鮮明突出,他沒有罪,有罪的是法官。罪犯看後,感觸很大,一來因不少是小罪輕判,甚至無罪亂判入獄的,但最意外的,便是那位出賣姚金水而獲減刑的「大灰佬」陳裕菜,他是因為與數十個女人發生過性關係,給冤成强姦而入獄二十年的,一直以來馴馴服服,而且認罪服法,大做點灰報寸,減了十年,這晚看罷電影他也大聲說,他沒有罪。實際上,當時情況可說群情洶湧,可見監內人心。這是大陸司法糊塗的結果。話說這傢伙,替幹部打得人多,自有天收,後來右手萎縮,煩得幹部多,撿得便宜,「保外就醫」,又早走了。

這年還認識維修中隊兩個「反革命」。一個替台灣當小特務,綽號「肥豬」,坐過兩次牢,出獄後沒錢,索性寫信去台灣國民黨特務機構聯絡處要錢,給中共當局截了,再度判刑。

說起這國民黨,當年在大陸身敗名裂,現在在監獄卻頗有威信。例如有個年青客家人騙子,便對我說給共產黨打過騙過,出獄後要去當國民黨特務。在不少勞改犯眼中,原來國民黨特務是大英雄,國民黨是大救星,因為與共產黨對着幹,所以很多勞改犯都想投靠國民黨。

另外一個綽號「高佬」的反革命,人頗有才幹骨氣,原來在十年八年前糾同六、七個人,準備軍火,計劃在鄉間先殺掉幹部而起義,後來同謀告密,一網成擒,被判無期徒刑。我對他說你這樣子起義,根本沒有出路,同謀的人想到這點而反悔,也不稀奇。

獄中還有一個真的帶過國民黨兵的軍醫。大戰時他帶過兵去緬甸打日軍。解放時他留下來,後來想去台灣,跟台灣的家人聯絡而被補,被打成特務,坐過兩次牢,第一次在大西北。據他說那裏完全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官階以他最低。他雖然常罵共產黨,還是說當時幹部比較開明。

這國民黨軍醫,跟劉賓雁有過一面之緣。他說十多年前,劉賓雁已是才子,當上編輯,口多多便給整下來去北京工作。劉去到文化部找部長報到,當時大陸官還是平民化得很,門禁並不森嚴,他直找部長,後者在開會,叫他吃過飯再來,劉說他沒錢,部長便給幾元。劉到飯館吃飯,偶遇軍醫,道及此事。

我跟軍醫來往交談時,他有兩次無端在談話中說他不要人同情,當時我不明白意思,後來才弄清,這是自卑心理作祟。

返回香港後,有朋友問我,上面監獄可有搞同性戀的,我說也有。例如,有位綽號「蘿蔔頭」的,便專爱搞同性戀,還要講心,不是戀愛的就不能碰他。試過光天白日,人家在下隔床打撲克,他跟人在上格床搞,弄上幹部處理也不了了之。那位性慾强的老師,也好此道。這是我對他敬而遠之的其中一個因素。

眨眼間一年又過去了,到了年終總結,今回我學乖了,沒有硬拼,免得又要禁閉受苦,也寫了份總結書,左談衛生,右談勞改,就是不談認罪服法。幹部也知我在這點死頂,硬壓也不是辦法,於是做好做歹,又平安過關。

獄中過年是一大盛事。平日獄中伙食,是一日三餐。早餐只有蘿蔔乾或咸菜之類,午晚都是白菜之類,油也沒多一滴,每星期才有一次加菜,來二兩豬肉,不過瘦的已給伙房的勞改犯及幹部刻扣分掉,只剩下肥的。過春節時,另有伙食錢支付,餐餐有肉,煤爐又大開,犯人可自搞小菜吃,泡工夫茶嘆,放假三天。

除吃外便是看電影電視,下棋玩牌,還有搞晚會,五百元人民幣請來一隊歌舞團,團中有姑娘表演,看得個個勞改犯口水直流,大拍手掌,好不暢快。過春節時還有一個優惠犯人制度,便是放犯人十天八天假期,回家探親。表面上這制度十分文明,實際上你不替幹部做盡壞事,假釋免問。

這年由陳裕業獲得,出去嫖賭飲吹,不在下話,還當了幾天小販,賺了幾百元,回來後少不免又吹嘘一番,惹得同倉犯羡慕不已。

到了一九八五年,「檢舉揭發」運動又成過去,新的運動是「學習社會主義法制」運動,主要內容是中共當局認為所有罪犯,是不懂法,是法盲,所以要提高法律意識。當時勞改局編印了一本小册子,每人派發一本,大會小會都學習,一章一章地學,年尾要考試,及格才過關。每人又要寫些應酬話,例如認罪服法之類,我也亂七八糟寫了,單是不提認罪。

最好笑是有個新到的潮州青年,是個強姦犯,寫時詳細說明犯罪細節,貼在倉內壁報板上,傳為笑話。

在運動中我發現原來有些犯人,果真相當投入勞改制度,平時樂於練習試題,亦以運動中學的作為日常話題。年終考試時,由於幹部認真,犯人水平又不高,幾乎全部不及格。我則在認罪服法,認清罪行根源這點不答,也不及格。事後才曉得,其他監獄大多幹部放水「出貓」,分數很高,勞改局比較下,梅監幹部有難,分低即幹部工作不力,或管教不得法。經此教訓,日後梅監幹部也學乖了,一於投入說謊國懷抱。

這時監獄又引入一個新制度,便是操練,放工後還要在操場練,我視之為剝奪休息玩要或學習時間。

那年發生的新生事物,便是接見外賓探訪。外賓主要是國外華僑,那時開放政策,外國關係開始重要,從商賺錢已成新的目標,梅監幹部也蠢蠢欲動,想利用監獄唯一資源,即勞改犯的勞動力,試試撈點油水,所以招待過幾次外賓。見外賓,對犯人有好處,至少態度上文明點,有個在馬來西亞坐過牢的華僑,還說要多些搞探訪,很有意思。

聽聞法國標緻汽車廠本來想與梅監合作生產些配件,派兩個洋人來參觀,害得幹部大為緊張,因為幹部視我們為狗,累得我們清潔操勞了三數天,誰知告吹了,氣得我們叫打叫殺。

另外一類訪客是大學生,主要是汕頭大學法政系學生。第一次數十個學生來到,我在車間,主動跟他們談話,自動介紹是香港的劉山青,他們好奇問為何在此,我答是搞民主運動。問判多久,答十年。問後不後悔,則答不後悔。此語一出,眾學生嘩然,勞改制度下不後悔,他們來做法政工作,也知是「大件事」。有個女學生很同情的說,「你母親一定很傷心」。事實上,依我當時旁觀,女學生多較同情,男的則態度惡劣。

第二年汕頭學生到訪時,想是劉科長吸收了早年經驗,再也不讓我接待他們,留我在中隊內。我在中隊大閘看見他們行過,誰知其中一個教師朝我行過來,問我是否香港大學的學生,我很愕然地問他怎知道,他同情的說,你們的校長跟我們大學也有聯繫。

那年另有一次意外,是一名被判七年的國民黨特務,在監內學電工,算有特權,可聽電台看電視。他問清楚我是劉山青後,說台灣電台報導香港青年作家劉山青被大陸重判。 我心中卻在笑,我幾乎是文盲,怎算得上是作家。

這年發生的另一件不尋常的事,是父母與妹妹和她的兩個兒子來訪,還用寶麗來給我照相。我希望她將這些獄中照片帶回香港給阿清或其他朋友,拿來宣傳用,誰知離開時幹部全沒收了,只留下一張,他們帶出香港後,也沒有依我意思發表,以支持营劉運動的聲勢。

我幹了一件的不尋常事,偷偷將判決書給了母親。在一次父母探訪時,我已帶了判決書在身,誰知那天幹部特別多,原來都是走來抽父親的免費烟。當時我坐在母親旁邊,父親對面,想將判決書給他們又怕被發現,心生一計,望着父親,手便將判決書往母親毛衣塞。誰知她的口袋小,判決書露了出來,母親更不知所措。我索性走近父親處,引開注意力,母親會意,除下毛衣便將判決書捲起來。第二次接見時,母親大罵,說以後不要亂來。再下一次接見時,已隔了一年,我叫父親發散出去,叫香港朋友大搞,越大越好。問父親有否給阿清,他說只准她抄,我很憤怒,於是次次會見都想說服父親放出去搞大。大概是在這時,父親轉述一事,說梁耀忠、劉子廉游說李柱銘向魯平過問我的事,魯平說這個香港後生仔很硬,想跟上面說也說不來。後來我終於說服父親,發放判決書,於是便在香港發放。此事一出,我在裏面自然遭殃,又坐了禁閉。但這些是年多兩年後的事,而且我也早有心理準備。

一個十一億人的國家對付我一個人,連判決書也不傳出去,誰是誰非,誰對誰錯,誰是心虛,誰是理直,不用調查研究也知道道理盡在何方。

這時師傅蔡千快要走了,幹部便從基建中隊,調來盧協、唐肇興、陳裕業三個「灰佬」入來跟蔡千,接替他走後監視我的工作。前兩人只跟了兩、三個月便調走,陳裕業則跟我一年,還接替做我師傅,雖然我技術比他還好。過了一年,最後我也當上師傅來。就這樣的在獄中過了二年多,雖然足不出獄門,倒也增加了不少對說謊國的了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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