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公共知識份子

莊子（約前369年—前286年），與孟子同期。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載：「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莊子在《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解釋了何為公共知識份子，這一般地認為源自西方的名詞。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莊子的意思是，知識份子不走在最前線，並不是蓄意如是，並非躲起來，並非不敢出聲，並非知道問題所在而明哲保身，只是礙於當時事局，主流的思潮與他的背道而馳。

莊子的話對香港有現實意義，香港讀過書的，極少認為自己對社會有責任，以為投票給下一代，便完成自己的使命。現社會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表達看法。

香港目前面對最嚴峻的問題是針對特定人種──歧視內地人。我們從臉書上看到的十分清楚。它不外乎說內地人的行為如何可笑。這和以前的一些英美國人笑華僑為查理陳沒有分別。其實這類歧視只能歧視大陸的窮人，大陸的有錢人和知識份子是不到他們歧視的，因為，這批反蝗蟲的未必能到高消費處消費，其英語能力也未必可與大陸知識份子比齊。

我認識的城大教授魏時煜，長在西安，在加拿大學習比較文學和電影，在日本工作了兩年，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副教授。魏時煜能用英語為其自已導演的“金門銀光夢（2013年，魏時煜）” 作旁述。

我認識她是因為她對托派有興趣，想拍一部有關根叔的電影。她問了我3個問題。

1，你在見王凡西前對他有什麼了解？

2，你對托派的了解在見到王凡西之前、之後有無不同？

3，王凡西重視與你的見面，你覺得他是否希望你能推動某種他心目中的理想？                  

王凡西(根叔)（1907年3月16日－2002年12月30日），1925年，他在中學期間響應五卅的運動，在北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産黨，於1928年參加了左派反對派(托派)， 1929年在周恩來手下工作至1930年，因托派身份被開除出共産黨，旋即與陳獨秀一起推動左派反對派運動，多次入獄。

我的答覆如下：

1.          我屬青年托派，為聲援國內民主運動在廣州坐了十年監，回港後立即作了一次環球演講，將路經英國見根叔。我的太太在英國生活過頗長時間，與梁耀忠、岑建勳一起在英搞工人組織，時常探望根叔。她告訴我，根叔有老一輩知識份子的風範，會站在門前迎接她們這班後輩。

2.          沒有觀念上的重大改變，但加深了我的認識，明白到他們曾是一批熱血青年，一批有教養的知識份子，基於對真理的追求，反對中共和史達林主義。

3.          是的，他對我抱有很大寄望，因為他們老一輩的托派，很多寧死不屈，不會背叛自己的信念，他認為我為現代托派建立了榜樣。其實我當時也心知自己做不到的，只是不好向他解釋。 

  

魏時煜還為華文作家紀錄片系列外判紀錄片，制作了《王實味：被淹沒的作家》。她遇上一個問題，如何讓青年人對90年前的複雜關係感到興趣，她多次修改這紀錄片的開場白，並徵求我的意見。

我給答覆是：

“毛澤東在1942年在延安講話：『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 。』習近平在2014年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

王實味以自己的故事，解釋了何為人民文藝 ── 為了革命，要流點血。因為，何為人民是由他們定義的。”

我同時忠告她，是否採用要三思，因為她要為此負出代價的。

我認同莊子所言，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每有朋友認為我做得還不夠，可發揮更大作為。

我喜歡王實味翻譯的哈代的《還鄉》結尾作回應。

Yeobright had, in fact, found his vocation in the career of an itinerant open-air preacher and lecturer on morally unimpeachable subjects; and from this day he labored incessantly in that office, speaking not only in simple language on Rain barrow and in the hamlets round, but in a more cultivated strain elsewhere--from the steps and porticoes of town halls, from market-crosses, from conduits, on esplanades and on wharves, from the parapets of bridges, in barns and outhouses, and all other such places in the neighbouring Wessex towns and villages. He left alone creeds and systems of philosophy, finding enough and more than enough to occupy his tongue in the opinions and actions common to all good men. Some believed him, and some believed not; some said that his words were commonplace, others complained of his want of theological doctrine; while others again remarked that it was well enough for a man to take to preaching who could not see to do anything else. But everywhere he was kindly received, for the story of his life had become generally known.

事實上，岳伯萊已經算有了職業了，因為他在作一個演講無瑕的道德題材的遊方露天說教人；從這天起，他繼續不斷盡這種職務，不僅在雨墳和周圍的小屋中講些簡單的話語，同時還用更深奧的話語在別處演講──在城市中大廈的走廊和台階上，在市場的十字路口上，在溪河中，在廣場和碼頭上，在橋壁畔，在倉屋和外屋中，以及附近威賽克斯區的城市和鄉村中的一切其他這類地方。他撇開哲學的理論和系統，只在一切好人所共有的言行中找出用不了的許多演說材料。有些人信他，有些人不信；有些人說他底話太平常，另有些人又抱怨他的話缺少神學的教義；同時另有些人却又說一個眼力不能作別的事的人來作說教者再好不過了。可是無論到哪兒人家都待他很好，因為他一生的故事已為大眾所知了。

後記

很多雨傘後認為，689如何不是，黑警如何不是，香港已到了無可再壞的地步。我的意見是，現在只是壞的開始，並非最差，如莊子所言，不當時命。若我們不能扭轉謬論，可以更差。香港人走向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