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達參選所為何事？

李永達參選所為何事？   2005-04-30《明報》A30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陳健民

民主黨主席李永達參選特首，在民主派中引起爭議。有認為民主派一面爭普選，一面參與小圈子選舉是自相矛盾。有認為民主派既無勝算，何必陪跑為曾蔭權造勢。有個別民主派議員則表示只願意當反對派，對加入李永達內閣態度冷淡。更有認為民主黨難擔大旗，不願投身旗下。本文則從民主運動的角度探討民主派參選特首的意義。

展示執政意志和能力

亨庭頓教授在他的《第三波》一書中指出，自70年代中以來的民主浪潮中，以群眾運動推翻專制政權的實屬少數，多數民主化成功例子，是建制內的自由派精英從上而下帶動政革，或者是在反對派壓力下遂步實行民主。西班牙國王卡洛斯、總理蘇亞雷斯、台灣的李登輝、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不少南美洲的軍政府將領，都是在建制內推動民主政革的人物。從這角度看，多一個有民主信念的人進入建制，便多一分改革力量。過往20多年民主派參與無實權的區議會選舉和小圈子的功能團體選舉，都是這種心態。即使當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在建制內影響力有限，在參選過程中(特別是立法會的普選)卻能喚起民眾的民主意識，以及透過選民的支持確立民主訴求的認受性。

問題是特首選舉既非普選且毫無勝算，參選意義何在？或者我們應先檢討一下民主派過往策略的得失，再回頭看此問題。

董建華出任首屆特首不久便與民主派鬧翻，將民主派在建制中邊緣化。期後實行的高官問責制和統治聯盟進一步排斥民主派，迫使後者成反對派，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與政府抬扛。這種「排斥性政治」在某些民主國家(如英、美)尚可推行，但不得民心的董政權卻在排斥民主派過程中進一步損害自身認受性。

面對一個弱勢政府，民主派的抵制態度加深了管治危機，但亦突顯了政治制度的缺陷──缺乏民主制度下的政黨政治，行政與立法、政府與社會的緊張關係將難以疏解。透過民主派與公民社會組織的努力，過住兩年有更多市民認同民主的訴求並且投身其中，民運的基礎已經擴大。

但社會動員的結果換來的是中央封殺07、08雙普選，此中癥結是中央對民主派的政治忠誠和管治能力仍不放心，擔心民主派透過普選上台後搞亂香港。這種擔心其實在香港中產階級中亦普遍存在，認為民主派雖努力維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公平等核心價值，但卻缺乏管理社會的人才。在03年區選中，許多投民主派一票的，只是為向「保皇黨」說不。但04年立會選舉在比例代表制下，更能看到民主派選民基礎並無大幅增長。民調更發現在董建華民望下滑時，市民對政黨的信心同樣處於低谷。

民意對管治的重視，可以從曾蔭權在民調的表現中見到。除了在金融風暴中擊退大鱷外，市民一般都說不出曾蔭權的政績。而無論曾蔭權主理政制改革或西九龍發展有多少缺失，他的民望卻一直高企不下，令人感到詫異。一方面這可能反映了人們對殖民時代的眷戀，另一方面政務官那種「淡政治、重行政」的作風，亦可能切合不少港人的務實心理。在近日有關特首任期的釋法爭論中，市民反應冷淡，甚至有更多人支持釋法止爭，可見不少人經歷多年政治爭拗後，盼望能回復平靜的日子。大多市民急切要求的，是提高政府的施政水平，而這亦是中央棄董挺曾的原因

在民心求治的背景下，要將民主運動推前一步不單要靠民間團體繼續施加壓力，民主派亦要展示一種執政的意志和能力，令市民覺得民主化會帶來真正的選擇。在這樣的視野下，民主派參選特首，並非志在當選的奇蹟，亦非在揭露小圈子選舉的荒謬，而在於在民眾和中央的注視下，表現其超越反對派的政策理念和領袖風範。要能達此效果，在競選過程中不能只糾纏在一些政治議題上(如釋法和雙普選)，還要在社會和經濟政策上提出新理念。競選團隊必須表現專業理性、競選策略要溫和節制，即使輸了選舉，亦要贏到市民尊重。

現時單靠李永達或民主黨似乎難以產生這種效果，必須待45條關注組或一些有名望的議員或社會人士加入競選團隊，方能成事。不過民主派中既無前政府高官，亦無商界領袖，一時間要產生一個有管治能力的內閣談何容易。民主派可以做的反而是藉競選向市民宣示其執政的誠意和理念，洗脫其「逢政府必反」和「口號政治」的形象。

洗脫「 逢政府必反」 形象

更深一層的，是面對一個管治能力較強、民望較高的新特首，民主派日後應採取何種策略與政府互動，避免出現過往的雙輸局面？對此問題的答案，將影響民主派在這次特首競選中採取的姿勢。同事蔡子強曾對我說，假如民主派參選，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撰寫參選宣言，而是如何撰寫落選宣言。民主派會怎樣看待曾蔭權？應該全面否定、抵制直到民主到臨的一天？抑或透過與新政府策略性合作，在共同改善特區管治的過程中，開拓政改的空間？或者我們細心觀察民主派的競選策略，便可窺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