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涵蓋政府種種工作，關乎市民福祉，理應條理清晰，且有客觀指標讓各部門執行，更可讓市民大眾監察和評估政府工作之成效。
縱觀香港的施政報告形式的發展史，衞奕信和之前的施政報告只有一份港督在立會局上的發言稿。彭定康上任後大幅改變以往做法，除親自答覆議員質詢等外，他提出了《五年計劃》，制定了卷號繁複的《政策大綱》，向立法局交代政府的目前工作和今後目標。
1997年，董建華在此基礎上，引入了《政策綱領》和《工作進度報告》。其出版目的是「特區政府力求以開明盡責的態度，為香港市民服務」和「有助市民根據所刊載的目標來評定政府的表現」。
在1998年，他再進一步採用以目標為本的管理程序發表37本名為《施政方針》的小冊子。每項施政方針均採用了一致的格式：
施政方針 ─ 載列政府在有關政策和工作綱領方面擬達致的整體成效。
成效重點 ─ 說明施政方針所涵蓋的主要工作範圍。
措施 ─ 闡述各個主要工作範圍內的具體措施，並註明有關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目標和成效指標 ─ 較詳細地說明擬達到的目標及怎樣衡量工作的成績。
2002年由於換屆其施政報告改了在2003年1月8日發表。董建華放棄了《施政方針》和《工作進度報告》，並回復採用較為簡單的《施政綱領》形式。此形式源用至曾蔭權年代所發表的七份施政報告。
而梁振英在2013年連《施政綱領》都放棄，回復到衞奕信時代。他在今年才出版《施政綱領》。但其新出爐的《施政綱領》郤沒有統一規格，各政策局天馬行空，水準不一。而且沒有查找不足。難怪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2013年12月19日，要求述職的梁振英報告「取得哪些進展，還存在哪些問題」和要求統一述職規範。
讓我們看看2001年的作法。當年的施政方針作為施政報告的說明文件，共兩冊，每冊厚寸半。
單就教育而論，當年的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在施政方針小冊子內發表了優質教育共64頁。第一部介紹了10個工作範疇和所取得的成效；第二部份以列表方式交代了措施、目標、目前情況和過去數年內的發展。舉一個例子，她在第九段解釋：教育署的措施為提供足夠資助中四學額，其目標是興建新學校，而其目前情況是於2003至2004學年將有八所新高中開辦。
姑勿論其內容如何和是否為大眾認同，其形式條理分明，讀者一目了然。這是問責的一種良好習慣，不應被失蹤。
梁振英高度推崇董建華先生，且在董建華任內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一職，當完全清楚當時施政報告的種種運作。
我更認為梁振英當年競選，既以政綱爭取民意自豪，便有天然責任在施政報告中交代其參選政綱承諾的實踐狀況。
立法會議員收了人工，便有責任先梳理出2013年施政報告中實質有多少條施政承諾，再提出審視方法。例如：至少向立法會作一次相關的工作報告作準則，以此來評論梁振英是否呃人。否則，單說這點不足，那點不是，無派糖，了無新意等空泛言辭，就於理不合，於民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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