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隨想
我今次出遊的機票和一些零花錢是由支援會資助的，而在各地的花費則由各地接待我的民運團體支付。
我今次出行時間十分急迫。在一個月裏我一面忙於寫作我的《無悔的征程》，一邊忙於做簽証。我是在起飛前的二天才寫完我的自傳，只有一天時間準備我的行李。
二月十八日晚支聯會一班義工和我的一些朋友送我機，當我上飛機前看到龐大的引擎,心中百感交集。
這是我十多年來的第一次坐飛機，而且行程長達二個月。我本應留在香港跟濶別十年的父母和女朋友多些相聚，之所以在這樣短儫的時間外出，只為時不與我，希望在民主運動上盡一點力量而已。
乘至倫敦的飛機很嘈，坐著睡不著覺，而且我新買的錶也跟著累壞了。鄰座是一位任職澳門大學的女教授，跟我談起中國問題，她也說希望中國能夠改變。
在起飛前，我很忙，沒有預先休息。在飛機上又累又睡不著。一位空中小姐認著我，她說行過候機室時看到支聯會的橫額。我們談得很投契，她問起我支聯會還有多少錢，一位說到她在跑馬地的遊行，是她長大以來(包括拍拖)，她行路最多的一程。她說中國若無改變，香港人總會現實下去，胡胡混混的挨過。
這一程在人倫敦一要轉機，我從未轉過機，幸好得到一對來自澳門的年青夫婦的幫助。澳門是葡國殖民地，他們出生在澳門，是被迫接受葡國護照的，想不到因禍得福，由於葡國加入歐共體，他們可以不用簽証出入歐洲國家。
得到那位年青丈夫的幫助，我順利地轉機到日內瓦。這一程雖然誤了四十五分鐘，但行程短，食物也好得多，正好補充我於上一程，由於疲憊而沒有吃的早餐。
由香港到日內瓦全程花了十五、六小時，我在日內瓦的中午抵步。日內瓦游說團的章煥接我機。他來自紐約，是一位化學博士。我一抵步，他便要帶我去聯合國見識見識。我累得要死，當然堅持回酒店休息。只休息了一、二小時，在黃昏，民陣的監督委員會的Nancy特意來酒店會我，她說巴黎很多人想見我和接我去他們的家小住，萬潤南也想見我。
在香港時原是是嚴家其接待我的，我也不好立即答允她。日內瓦的游說團的會名是中國人權國際同盟。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在聯合國進行游說，希望通過一項指責中國違反人權的動議。
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每年二月、八月開會。由於它是關注全世界的，一開便是一、二個月，而遊說團的成員大都是各有自己的工作的，所以只能輪流出席。
在我剛到時，游說團駐日內瓦的成員有章煥、Josephine Chu和Doris。Doris是加拿大的一位人權律師，我們一行四人到加拿大領事私宅出席了加拿大代表團的招待酒會，主要是接待今次聯合國會議的代表，約有四、五十人出席，大部份是外交界人士。
我們便找人說話，認識人，站了二小時。我太累，差點兩腳支撐不到自己。
第二天我到聯合國取入場証，游說團有一位日本律師的朋友。他無所事事，靠老婆工作，年年泡在聯合國搞人權。他說自己是人權律師，當然會關注人權，但香港連直選都沒有，怎麼會明白人權呢？我說人權是與生俱來的，每個人都要說話，原來他的人權觀念是：普通人沒有受過人權教是不可能明白人權的。
我們見了聯會國有關無理拘留工作組的組長。他的工作是專門收集仍在獄的人的資料。他說我已釋放，不能為我再做事，但我還是遞交了我的紀錄，讓他們作參考。我提到王希哲，不過要找到王希哲太太作授權書，才能在聯合國真正的起到作用。我想也是，而且王希哲在獄中多次要找律師為他的冤案伸冤。
Josephine也對十年前的民運很感興趣，提議Doris將它作為下一屆聯合國游說團的主要工作，她最有興趣的是魏京生。
我們一連兩天泡在聯合國會場和外邊的咖啡大堂，與人交談聽消息，做發言稿。人們集中討論的是西藏議案，原來西藏人在聯合國進行游說工作已十多年，他們的基礎比中國游說團強得多，而且得到很多非政府組織和一些西方的人權律師的幫助。今年歐共體推出一個譴責中國政府在西藏違反人權的議案，而且很有機會被通過。
但主要問題在美國上。美國想用它作為一個與中國作交換的條件，而且美國想提出一個中國議案，若果兩個議案同時上台的話，最大的可能是兩個都不獲通過，最後歐洲代表與美國代表磋商下，他們決定聯手推出中國西藏議案。
游說團的工作人手不足，可以見得他們的工作壓力很大，而且每人都是忘我地工作。我不是作為游說團的一員，而是作為証人的身份來的，所以我相比之下較他們輕鬆一點，但整天在聯合國內也十分累。星期六和星期日聯合國休會，Josephine去了蘇尼世辦她的一些私事，我和Doris除了做一些練習和修補講辭之外，可以到日內瓦公園、街頭和古城區閒逛，參觀博物館。
Doris給我解釋她的溫支聯是不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因為她們是加拿大人，以避免有介入中國內政之嫌，而她們作為加拿大人，只向自己的加拿大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加政府關注中國的人權記錄，所以她們稱自己為國際人權份子。
星期一早上輪到要我發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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