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根叔的邂逅

王凡西(根叔)（1907年3月16日－2002年12月30日），1925年，他在中學期間響應五卅的運動，在北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産黨，於1928年參加了左派反對派(托派的另一個稱號)， 1929年在周恩來手下工作至1930年，因托派身份被開除出共産黨，旋即與陳獨秀一起推動左派反對派運動，多次入獄。

1949年，王凡西流亡香港，被驅逐到澳門。在澳門居住的二十五年多，王凡西陸續認識了不少年青左派反對派朋友。

1975年3月王凡西移居英國利茲，2002年12月30日，以95歲高齡去世。

我

我在大學期間參與社會運動，畢業後加入左派反對派(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我在1980年支援國內民運(王希哲等人)，被控以「反革命罪宣傳煽動罪」，判刑十年，1991年12月28日獲釋回港。回港不久，我應邀出席日內瓦聯合國大會，順道到世界各地巡迴演講。到英國時探望王凡西。這是我們的首次邂逅，也是最後一次。

吳仲賢

吳仲賢比我更早參與學生運動。他是香港70年代青年激進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在港創立青年托派組織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嚴格地說，他是我的亦師亦友，和我有很多時間相處在一起。他在一次回國接觸民運人士期間被捕，被中共劫持，被迫寫悔過書後回港。他的當日情況與現時的銅鑼灣書店5子的處境很相似。提案人員對他說：“如果不合作，就將他人間蒸發”。吳仲賢回港後確是徘徊於合作與不合作之間。也因此，他被革馬盟開除。

我與根叔的邂逅

根叔很重視那次會面。我和吳仲賢和根叔三個人物好像三個點在空間形成一個面。這個面就是“忠誠”。根叔對吳仲賢的軟弱很失望，他認為吳出賣了組織。我則因為拒絕與中共合作而坐了十年牢，因此根叔對我這樣一個後輩抱有好感，在其他人面前將我與吳仲賢比較。在根叔的年代，當托派要付出很大代價的。

我們會面了數小時，我希望錄音，陪同我的朋友則希望錄像。根叔對這次會面十分緊張，拒絕了錄像。他經歷過上一代的紛爭，可能不希望談話的內容被曲解，因為，談話的內容無可避免地涉及吳仲賢。

在吳仲賢事件中，我作為革馬盟的常委，支持開除吳仲賢決議(這發生在我被捕之前數月)。但在獲釋回港後，我和吳仲賢一直是好友。我的理解是，在政治忠誠的問題上，兩代人處於不同歷史空間，不能強求。

根叔給我的印象很好，我在他身上看到一個上一代知識份子的風範。在結束時，他知道我不能留下渡宿，眼中流露出愀悵。這對一個老人來說有點無名的殘酷。但這是無奈，我總要往前走。

左派反對派的意義

大凡在政治運動中，總會有不同聲音。中共的處理手法就是殺掉。托派是共產黨內的一個流派，對當時的革命進程和手法有不同意見，較重視民主和人道立場。中共把所有異見人士當作托派和特務。例如，根叔的大學同學，著名作家王實味，就因為在延安時期發表作品《野百合花》，被認為攻擊革命，誣衊共産黨，被抓起來。

1947年3月延安保衛戰開始，關押王實味的看守所要轉移，王震將軍親自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砍殺。王實味的北大同學、妻子劉瑩在七十二歲高齡，在1978年才從廣播中知道王實味被處决。

中共的違反人性實非今天開始，左派反對派與中共(即主流派)的爭論已成歷史，無法驗證。但有一點可以推論的是，中共建國初期，社會上，特別是北京還有一短暫時期的開放，其經濟較為活潑，若能容納反對意見，中國不會走上長期的封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