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評中美貿易戰

二評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勢將影響香港千家萬戶。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於2018年3月22日向媒體的發言時只談到：“我相信美國利率上升後可能短期內觸及7.85的弱方兌換保證水平，屆時我們會買港元沽美元，貨幣基礎會收縮，為港元利率正常化提供條件。”

這是失職，金管局需要對中美貿易戰對本港金融經濟和樓市給一個意見。

一些經濟概念

一些藍絲教大陸抛售美國國債。他們可能不明白國債是一個契約，一條借據。每年還債息是其公共開支的一部份，年初至今，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節節上升，（30日）更高見2.733厘，為2014年4月以來最高。若其息口超過4厘，每年為其債務還息，可以佔去公共開支的大部份。抛售美國國債等質低其價格。央行從來未講過要抛售美國國債，這只是些所謂學者亂噏。其直接後果是令全球的債主媽媽聲。聯儲局只要能夠定期派息，到期還錢，質低其價格只會為難它的新發行債券，令其成本增加。

另一個聽到粳耳的是“印鈔機論”，或美元的價值。唔識可以返屋企看看資本論，否則看看人民日報都得。

“　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分析，3月，我國主要管道的外匯供求相對平穩，外匯市場繼續呈現供求平衡格局。國際金融市場避險情緒上升，主要非美元貨幣匯率相對美元升值，資產價格變動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外匯儲備規模回升。”

美元一直是最有信譽的流通，算全面開貿易戰，美元也不會出現信用危機。而且，市場需要多少流通是由市場決定的。

玩財技冇人夠美國佬玩的。大陸佬仲話人民幣反升，香港班應聲蟲又說恒指反升，冇有怕。美國佬最鐘意這些蠢材。我若是索羅斯，都來玩吓啦。

高科技戰

今次起因是高科技之爭。9日的人民日報才有文章(註一)回應，可是回應的水平很低。它說：“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這是中國的對待外資政策，與今次事件無關；它說：“一定的合資比例，符合世貿規定。”，但美國301調查的指責是具體的；它說：“技術轉讓行為，屬於商業契約，不存在強迫性”，但被301指其搞枱底動作；它列舉了中國頒布《“十三五”國家智慧財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得，但問題是講了不等於做了，而且，被301評為“文字空泛”。總的來說，這是一篇高規格的文章，但不願針對問題，令人失望。

301調查

美方指責今次高科技之爭(註2)是由上而下的國家行為，很多是威迫性的、私下和非行文性的；例如，中國買電動車和飛機時，附帶條件要美國公司出讓高科技；其發牌、評審和審批繁文縟節，志在套取高科技；中國的企業“走出去”也是針對美國的高科技公司；中國的黑客行為，史無前例。

問題所在

中國沒有真正的資本獨立個體。今次衝突是集體主義與私人資本主義的斗爭。中國已成第二大經濟實體，為什麼要貼錢買難受，監人賴厚呢？它不是可以自行研發嗎？301調查指中國在自已的弱項上，向美國公司偷和強搶。

要注意，301調查沒有針對華為等的行為。華為在世界各地設立科研公司，利用當地的技術人才和科學家做科研，美國並不反對。

今次貿易戰的本質是，中國與美國公司做生意，讓人賺錢，但又被別人指責盜竊，然後又與人鬧交，十足的愚人行為。

另外，中國應該多謝301調查報告，因為報告反映了中國在經濟領域上的官僚行為，不合乎契約精神，行文粗疏。這本是中國應該改善的地方。

結語

筆者認為，美國在今次紛爭上的行為基本上是經濟的，擔心其企業利益為損，而中國是政治性的，其死要面子行為背後培植一批自我正確的好戰份子。

從大環境方面看，習近平以為自己是偉人，輸出中國制度、統一台灣、搞新絲絨之路至全世界；特朗普一改自由貿易原則，對他來說，經濟放緩沒有大不了。習近平的強國夢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都是劃時代的，因此兩者衝突無可避免，不能以小心眼的“偏安”思想去理解。

人們所說的“兩敗俱傷”論可能行不通了。兩傷不等於兩敗，總有一個勝出的。其實，兩個的根基很厚，負得起的，最可憐是其他較少的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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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註1

 

美對我所謂“強制性技術轉讓”指責完全站不住腳

——訪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東豔

本報記者 齊志明

《 人民日報 》（ 2018年04月09日   02 版）

　　在美國公佈的301調查報告中，美方認為中國使用合資要求、股比限制和其他外商投資限制來強制或迫使美國企業轉讓技術。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東豔認為，美國拿“強制性技術轉讓”問題大做文章，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中國沒有任何法律規定外資企業進入中國需進行“強制性技術轉讓”

　　東豔說，美國對我所謂“強制性技術轉讓”的指責完全缺乏事實依據。中國沒有任何法律規定外資企業進入中國需要進行“強制性技術轉讓”。

　　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逐步改革外資管理體制，尤其是近年來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這些開放成果都將體現在新擬定的外國投資法中。新外國投資法旨在通過切實有效的措施，保護外商投資的合法權益，促進公平競爭，營造更加穩定、透明、法治化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一直以來，中國對所有企業採取一視同仁的政策，在外資企業的組織形式、經營活動等規定方面，都秉持內外資一致的原則。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等法律法規對所有企業的適用效力是同樣的。相關法律法規中從未有任何一項條款內容，要求外國企業必須轉讓其技術給中國的合作夥伴。

　　東豔說，中國對外資進入某些行業時，提出要有一定的合資比例，這個要求是符合世貿組織相關規定的。“中國現行的外商投資法律規定中，絕大多數領域都是對外資完全開放的，只是在一些少數敏感領域，對外商投資有股比限制。這種設定，完全符合世貿組織相關規定。更重要的是，近年來，中國推進全方位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對外商投資限制類的措施不斷縮減，在不少行業已經或即將取消合資合作要求或外資股比限制。”

　　東豔認為，即便在企業合作時存在技術轉讓行為，這種技術轉讓也完全屬於商業層面的契約行為，是對雙方都有利的，不存在強迫性，更不存在技術竊取問題。

　　“技術轉讓的過程是遵循商品交易均衡機制原理的，即擁有特定技術的企業，由於技術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市場競爭結構等各方面原因，為了更好地利用東道國市場的各類要素、強化對東道國市場的控制，而可能採取技術轉讓的方式，實現技術的價值。從根本上講，這是企業自主選擇的過程，體現了市場經濟等價交換的原則，政府並沒有進行干預。”東豔表示。

　　中國在創新方面取得的成績，依靠的是對創新的高度重視和不斷增加的研發投入，而不是美方所指責的“竊取智慧財產權”

　　美國301調查報告中用較大篇幅指責中國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力，依據的是大量採用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如司法部）或美國公司的單方面認定，還多處使用“據報導”“利益相關方認為”等來源模糊的說法，既缺少有說服力的實際證據，也表露了美方對中國近年來創新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成績的無視。

　　東豔說，近年來中國在智慧財產權保護領域付出了大量堅實有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早在2008年，中國頒佈實施了《國家智慧財產權戰略綱要》，把保護智慧財產權問題提升到國家戰略。2015年，國務院印發《關於新形勢下加快智慧財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要“提升智慧財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務能力”。在2016年，國務院印發《“十三五”國家智慧財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繼續強調智慧財產權保護與運用的重要性。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提出了“宣導創新文化，強化智慧財產權創造、保護、運用”。

　　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發佈的資料，2017年中國專利申請數量較上年增加13.4%，達到48882項，位居世界第二。2017年中國研發投入占GDP的2.1%，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創新投入國。這些表明，中國在創新方面取得的成績，依靠的是對創新的高度重視和不斷增加的研發投入，而不是美方所指責的“竊取智慧財產權”。

　　東豔表示，中國不斷完善與智慧財產權相關的法律法規，目前已基本形成立體、系統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法治體系。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就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法規作了全面系統的修訂，建立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和中國國情的智慧財產權法律體系。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對商標權審判實踐中的難點問題予以明確。此外，去年末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獲得通過，並於今年起正式實施。

　　“中國在智慧財產權保護領域付出了大量堅實有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未來還會加大努力，進一步完善我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東豔說，現在美國僅僅根據一些莫須有的報導、指責，以及個別美國企業的抱怨，就打算對中國採取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歧視性措施，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註二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Executive Summary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reflect a top-down, state-directed approach to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re founded on concepts such as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re-innovation” of foreign technologies, among others. In pursuit of this overarching objective, China has issued hundred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ncluding most notably, the Made in China 2025 plan, issued in 2015.

China’s technology ambitions are now combined with its immense, government-directed investment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a well-financed strategy to displace U.S. and foreign companies in global markets, undermin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Findings

Numerous submissions noted China’s technology transfer requirements are often carried out through oral instructions and “behind closed doors.”

. New market access rules issued in 2017, for example, effectively require that foreign automakers transfer key technologies to the  iv Chinese JV so that it can demonstrate “mastery” of the technologies needed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China.

For example, in its program to develop “indigenous” aircraft, China pressures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a bidding process that requires foreign providers of key systems to enter into JVs with local suppliers, particularly in technology areas where Chinese capabilities are lagging.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submissions i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language in Chinese licensing and business registration forms is often unclear. Yet government officials make their technology transfer expectations clear in person without providing any written documentation that would leave a paper trail for the foreign investor to complain.

According to submissions from U.S. trade associations in this investigation, forced disclosures of  v information are especially problematic in cases in which the disclosure must be made not just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also to outsiders. This occurs when China requires reviews by “expert panels” that include not only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but also Chinese industry, academia, and others who may have a competitive interest in the information.

A cornerstone of Chinese outbound investment is the “Going Out” strategy. This strategy encourages Chinese companies to “go out” and invest abroad, and calls on the government to guide and facilitate this effort. The strategy, as originally conceived, seeks to remove obstacles to outbound investment, and provide targeted support for specific enterprises and sectors investing abroad. Several recent Chinese policies flow from and support the “Going Out” strategy. These include policies that call for outbound investment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industries, such as integrated circuits, I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a’s cyber intrusions are unique from those of Western market economies because the intrusions occu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extensive state-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has no parallel in Western market econo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