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城市規劃（修訂）條例草案》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經過多次修訂。《1990年城市規劃（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將適用範圍擴大至全香港，包括鄉郊地區，並且在適當的地區更引入發展管制制度，政府的諮詢文件指出，理由有兩點：

（一）新界農地作露天存貨用途的情況日益嚴重。

（二）將法定規劃管轄範圍擴展至整個香港，並在選定地區實行發展管制，以改善鄉郊環境和控制露天存貨問題。

背景

由於歷史的緣故，新界土地只受集體官批的管制。政府一向假設集體官批是一有效契約，只能作農地用途；可是在八三年的一個案例中，法庭判定政府敗訴，認為集體官批上只限制土地不能作嘈吵性，難聞性及厭惡性行業，以及未經政府批准不得在土地上建築等。新界土地業權人，只要不作上述四種用途，便有權隨意將原地改作任何用途。

自八三年那個判例後，新界土地上便出現雜亂無章的景象：貨櫃箱只要「放置」而非「固定」在土地上面便可合法地成為辦公室等等。

單是八九年一月至九○年一月，被用作露天貨倉的新界土地已增加35%，擺放貨櫃的地方增加一倍。它大約有六，七類物品利用農地擺放，除貨櫃外，尚有舊車，廢鐵雜物，塑膠，化學品和建築材料等。

鄉事派意見

劉皇發在立法局辯論中指，1900年總督卜亨利爵士發表的文告承諾了“居民的傳統權益。”在1910年實施的香港法例第97章新界條例第二部分第13條規定：「凡因新界土地而在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涉訟者，各該法院對於與各該土地有關之中國傳統習俗或華人習俗權益，有承認及強制執行權」。

劉皇發繼而指：“1990年城市規劃（修訂）條例草案，違背了歷史事實。現在公布的中期發展審批地區圖中，幾乎將新界業權人擁有的1萬5000多公頃官契土地凍結其合法使用權。”

當年爭議

1991年有兩點爭議，一是發牌制度，一是賠償。

劉健儀認為：“對露天貨倉實施發牌制度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整體性的地區規劃仍不能由發牌所取代。發牌制度不會令那些貨倉合理地分布，更不能解決整體環境保護和土地利用不協調等問題，這些必須通過規劃才能解決。”

劉健儀再說：“目前的草案未能解決現存的露天貨倉問題，甚至肯定了它們的存在。”麥理覺也說，“在此順帶一提，顯然政府並未察覺需提供更多土地闢設貨櫃、棄車、廢紙及廢棄金屬存放處等設施。該等用地的需求，遠較政府在市區或其周圍地方的供應為大。”佷不幸地，這個問題在27年後的今天應驗了。

在賠償問題上，鄉事派稱，“它們都代表了一些人賴以為活的生計-----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裡，我們不能---迫別人要繼續過「牛耕田，馬拉車」的日子”，並要求政府在修例後賠償。

麥理覺議員反駁：“倘政府作出有關土地規劃或用途的決定，且獲有關委員會的支持，但並無收回土地，則不應因受影響土地的業權人認為有關決定令其土地價值下降，而向他們發給賠款。縱觀世界各國，均會作出有關土地規劃的決定，但鮮有因而發放賠款。就香港而言，更不應因該等決定作出補償，因為此類賠款須由公帑撥付。換言之，若本草案訂定有關補償的條文，則大多數香港市民所繳納的部分稅款，便會用以補貼一小撮土地業權人，而所涉款項會以10億元計。一向以來，市區的土地須受土地規劃及土地用途的限制與管束，但卻並無補償損失的規定。”

奇文怪論

薛浩然說：“使我聯想起約四年前---公安（修訂）條例草案的辯論。當時，政府漠視民意，以公安為藉口，---強行---公安條例第27條，嚴重地危害了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現在的城規草案亦如當年的公安條例草案一樣。政府在高舉「保護環境、改善鄉郊」的旗幟下，進行另外一場赤祼祼地搶奪土地業權人的土地合法使用權。----究竟，什麼叫「自然公義」？什麼叫做「產權」？

資本主義社會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要「保護和保障私有產權」，但如果這條城規（修訂）草案得以通過，則我們處身的香港雖然表面是個所謂民主，法治的社會，原來是一個以眾暴寡、以強凌弱，簡單地來講：以人多欺負人少的強權社會。”

大家不要忽視這一段，這才是戲肉，最有現實意義。這種胡亂類比的論述方法以熱普城集其大全，也可能在今屆議會“無限 loop”。我們在《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和《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反對聲音中聽到。

現時，大家都談論高質素議政，27年前的極低代表性的議會中表現出高質素議政──指出利益集團的利益所在，所有的價值觀都可以被政客用作為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

民主不能作抽象地討論，否則，我們只會，“對民主制度徹底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