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不肯與示威學生對話,卻出席一場由百仁基金安排的中學生對話,問:「中學生若可罷課,小學生是否也可罷課?」
這問題本身是邏輯謬誤。邏輯謬誤有多種類型,其中之一是「不對確推論的謬誤」,即前提不能推衍出所作之結論。
按其邏輯,我們也可以問,是否幼稚園學生也可罷課?這種引申只會令對方感到不滿,並非以理服人。作為特首,這是失言,也有失身份。
1919年的5月4日,因列強把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北京大學生組織示威,名為五四運動。
在此答覆特首的推理前段,當時確有中學生參與。天津有兩位中學生代表,分別為:
1.
於方舟, 直隸省立第一中學學生,天津各界聯合會學生代表。
2.
周恩來,南開中學學生,天津覺悟社領導人。
致於當時有否小學生參加,則歷史沒有記載。我們通常評價一個人能否明白事理,是看其思辯和知識。當年的小學生的學識大致可從其課堂學習略知一二。
按此推理當年的小學生有可能曾參與政治。
劉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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