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大在31/8在政改二步曲中以強硬姿勢的半數提委方案落閘後，北京在短時間內接見了建制的工聯會和新民黨，並以高規格接見了董建華帶領的富豪訪京團。三次召見並非形式，而是實質。北京的主要關注已不是普選，而是希望以會戰的方式，教訓香港的泛民力量和所謂的外國勢力。其矛頭直指佔中，其鬥爭部署已由香港轉到北京，因此香港的局勢極之嚴峻。
但另一廂，泛民看來的確有點像被養懶，其陳腔濫調不能喚起激情。當中最大的敗筆是按別人的劇本進入劇情。共產黨對敵人的鬥爭十分殘酷，在當年六四，不適以屠殺學生以換取十年穩定。
今天事態發展的轉機在於9月23日的學生罷課抗爭揭幕。一萬三千名學生坐滿整條百萬大道，相當於全港33萬大專生的4%。筆者從其宣傳刊物的文字水平估計，9月23日之前的學生參與有限。筆者在場觀察，為數不少為第一年大學生和第一次參與運動者。學生運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參與人數，因此，9月23日是學生運動的分水嶺。
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的社會背景與現時不同，經驗不能簡單重複，但香港學生運動的矛盾始終環繞著中國問題。香港的學生運動雖然要從零開始，但不能繞過當年社會派、民主回歸派等所踫到的問題，尤其是理論深化。
在當年的所謂火紅年代，早期的學生運動並未在中國問題上分化，也沒有理論需要。當其時最重要是行動的活潑性，隨著到中共的思想介入，學生運動分裂為國粹派和社會派。學生運動開始從行動轉到思想探索。
同樣地，現時的學生活潑份子也要面對一般同學的疑問，不能單以公民提問、否決政改、梁振英下台等說服廣泛同學參與。
梁振英肯回應學聯和主動到示威區接信，只是開始。學聯的四點要求，尤其是功能組別的一點上，不能以人大釋法和基本法框架作擋箭牌。梁振英，請與學生代表對話，以文明說服我們的下一代。
劉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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