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八八年至九一年
最後的征程-----懷集監獄
中秋過後，星期日大清早，劉科長便秘密带我上路，神秘得連中隊幹部也不知我去向，這趟手鐐也免了，路上我雖然餐餐請劉科長到酒家大吃大喝，他也不透露去向。起初我還心存幻想，以為判決書發表後，外面吵得厲害，共產黨悄悄帶我去深圳放我了事。在廣州監獄歇一夜時，劉科長還不說，第二天再趕路去懷集監獄時，他才透露目的地，我這一廂情願的幻想又破滅了。
未到懷集，劉科長已嚇我，說不認罪到那邊行不通之類，我說不怕不怕，梅監還不怕，幹甚麼怕懷集。但到了懷集，一看環境，竟然将然得有點慌張。
原來我到的，不是尋常監獄，一看便知是新建的特殊單獨囚禁監獄，一條通道兩邊四個單獨囚禁平房的門，灰水掃得慘白，嚇人得像醫院停屍間，加上這懷集位於窮山惡水，四周肅殺，氣氛更是恐布。原來這裏雖是位於懷集監獄內，是監獄中的監獄，但行政上直屬勞改局管，懷集監獄的獄長王政委和狱政科王科長都是代管性質，其他副獄長則根本對這特殊獄無權過問，而這裏的幹部亦屬勞改局。
初到這裏，幹部裝神弄鬼，橫蠻得很，總是愛理不理。住的地方是一房一天井，還有一個放風用的庭院，泥地的。每日生活是三餐劣伙食，這是因為懷集承包制搞得不好，菜又難種，有時每日三餐都是蘿蔔，清苦之極。書本之類給獄方扣起，過一段時間才發還部分，報紙先是沒有，每日望窗外的天打卦，空虚得很，加上獄卒又不時出言諸多恐嚇，更覺恍惚。
有次看醫生經過值班室，看見王希哲的名字，知他也在這裏。過了幾天，幹部給我出私家庭院放風，我聽見其他閘門開關聲音，曉得還有其他單獨囚犯，獄卒通常返回值班地方，隔些時間才出來看看。最初大家不敢亂來，先叫幾聲，王希哲他們也回了聲，便肯定其他難友存在。
放風後回倉房，那時已知道幹部一兩小時才出來看我們一次，於是便對窗放聲叫對面，問他名字來歷，王希哲回答時，聲線頗為沮喪和缺乏信心，跟過去我認識的王希哲不同，所以我憑聲音認不出來。對我的問題他不正面回覆，追問下才認搞民主運動。我問他認不認識王希哲，他說他便是。我高興到不得了，連忙大叫我是劉山青，蒙難相認，雖然暫時只聽其聲，不見其人，他跟我也一樣大為高興。但這時大家未摸熟環境，還不敢放肆，所以不敢長談。
這樣跟王希哲隔窗隔外牆談過十次八次話後(我們稱之為「打電話」)，開始聯絡其他兩個。何求應該知道我和王希哲的存在和交談，只是他要我們主動後才答腔。後來又聯絡最後的囚犯鄭暂午。
鄭暂午是海南島人，個子不高，好像是在華南師範唸美學的，畢業後返海南島教書，據他說在那裏發展一個全島的地下組織，黨員有二千人，對此我很懷疑，綱領主要是爭取全國股份制，即將全國財產，以平均分配方式，用股份發給人民。雖然他說贊成公有制，但我想他是右傾的。後來活動給共產黨知道，拘捕了幾個人，以反革命組織罪判刑十四年。
我跟王希哲不但「打電話」，後來還打「傳真電話」。原來在倉房有兩個窗，下面的窗是給庭院的牆阻隔，上面的窗卻高過庭院圍牆，可以看見對倉上面的窗，於是，我們便爬上上面的窗，隔窗相會，看見對方，很是高興。後來又叫何求相會，叫了多次他還沒有動靜，終於王希哲對他說，爬上來，劉山青想見見你，於是大家又在獄中見面了。
後來王希哲又發明了一個辦法，用文字互通消息，便是將字條放入藥瓶，擲到接收者的庭院。有次值班幹事莫森要放風時，何求不醒目，一個藥瓶擲入王希哲庭院，差點打中他的頭，莫森大怒，提了何求，搜獲過去通訊字條，罰他坐禁閉。這禁閉是在我們原倉坐，不准放風便是。何求卻硬得可愛，誓不寫檢查認錯，跟共產黨死頂，令幹部也下不了台，罰了他半年才放他，真是硬得有種。
這時的王希哲，已是滿頭白髮，身體差了，人只消瘦一點，有心臟病，鼻常有敏感問題，牙齒也掉了不少。據他說，審訊他時期，他對檢察院提出的控訴，逐一駁斥，辯得控方啞口無言。休庭時王希哲還以為自己贏了，可以獲釋，誰知復庭後一判便是十四年，完全出乎他原先的意料。王希哲從看守所一送便到懷集監獄，最初也像我般與普通犯人混在一起做過打鐵工，也看過大門口。
在看守所時期，王希哲說跟王一飛碰過頭，王一飛在文革時期，跟王希哲一起搞，八一年公安捉了何求跟王希哲後，他好打不平十分不忿，便印發傳單，因而被捕，監禁一年後給釋放了。
何求則在聆訊初時不合作，後來幹部對他說，我這也是公事公辦，沒有辦法。他心中一軟，才願意選擇性的提供材料，認為可說便說，不可說便不說，跟我態度不同，我是不可說的固然不說，可說的也不說。法庭的事他沒說，我想是硬頂，最後判了十年。他最初是入了懷集監獄分場，做油漆木工。何求在看守所時不像我學馬克思般踱步，整天坐着，結果生了痔瘡。他身體變得孱弱了很多，在看守所暈過幾次，有一次還要送院急救，由兩個醫生會診才撿回性命。
何求跟王希哲一樣，家中環境很困難。何求有一個女兒，太太要照顧她，還要拿點錢給何求，因為牙膏香梘之類的日用品，在獄中都要自己花錢買的，所以很吃緊。去年四月何求出獄後，聽說病了一場，不想返原來工廠做，想去賣鴨蛋。王希哲的太太則要照顧兒子，每月還要拿點錢給王希哲，拉上補下，有時不夠便要老爹補貼。李一哲大字報時期，王希哲自己固然受迫害，太太也受迫害，連姨仔也受牽連，給迫害到發瘋而死，可說家破人亡。王希哲說，大陸很多人搞運動有顧忌，便是一旦入獄，家中沒有着落。回來香港後，我才知道民運時期港人捐了很多錢支援民運，我想對於像王希哲等還在獄中的民運戰士，有關團體應想辦法，周濟他們的家庭和支持他們在獄中的基本開支。
談到看守我們的幹部，較高級的有三個：指導員、管教幹部和主任，下面有四個值班小組，每組二人，然後每日三班由這四組輪流看守。
那指導員叫高元第，是個愛撒謊、不認賬的壞傢伙。王希哲要求他換光點的燈泡看書，
他風涼的說太光對眼睛不好呀。我的錢也歸他管，這可是他最喜歡的工作，因為他一有機會替我買東西便「打斧頭」，因此常鼓勵我多買東西，可得多點機會措油。後來因為賬目實在不清，才由王政委下令改由管教幹事黃泉海代管。這黄泉海不是不貪，不過沒有高元第那麼無賴，最多是叫我買啤酒，一箱一箱的買，我雖不是特別喜歡飲啤酒，為應酬他也只好順順意。這黄泉海装出來的樣子是要嚇人的，亂罵人，好像不可一世，不講理。我跟王希哲談話時，給他改了個黃老虎的軍渾號，他也知道了，看得出心中高興做了老虎，他只不知，我心中這老虎，是「王老虎搶親」的王老虎，不是他心中的威猛老虎。
說起老虎，還有一個小笑話，後來有次高元第叫我剪去庭院中的野草，我說不可剪，等我閒來欣賞，他說要剪要剪，否則這野草長了會藏老虎。我譏諷的說，懷集無老虎，馬騮稱大王。後來說給王希哲聽，樂得他大聲叫好。
一九八九年民運期間，我在獄中同樣是帶着興奮、緊張、冷靜和悲質的情緒度過。到了這時，通過隔日送到訂閱的《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文匯報》、英文版中國日報和另外一些地區性報紙，基本上我和王希哲等已可以掌握時代的脈搏(王希哲和何求則訂閱《人民日報》《南方日報》、及《羊城晚報》)。
早在學生運動爆發前，我和王希哲都有同樣的政治直覺，認為今年會出事。這是因為就算單靠官方刊物，我們已看見中國社會的危機：官倒猖獗而貪污盛行，通漲驚人而老百姓受苦，失業率高而盲流成潮，不滿的情緒早已醞釀伺機爆發。我特別留意到，在學生運動出現前，《人民日報》的表現很奇怪，它找高級知識分子談五四運動，並不是強調一向監的濫調，即五四運動是學生的愛國運動，相反地，卻突出民主與科學這兩個德先生與賽先生，突出學生動員和鬥爭。這種在我看來是有系統的宣傳五四是學生鬥爭，是爭取民主與科學，當時我已認為是在替學生製造與論，不是無緣無故的。
事實上，我不認為八九民運是純粹自發的，就學生參加運動這點，他們當然純粹是自發的，但在創造運動的條件方面，還有知識分子的刻意鼓動及上層的分歧。
無論如何，當時我的判斷，是學生會在五四搞事。王希哲則估計是四五發動。我猜五四，主要是看見《人民日報》高級知識分子宣傳五四的部署。王希哲猜是四五，是因為他估計學生會藉天安門事件周年而發難。不論誰的估計正確，重要的是我們真的看出學生發難迫在眉睫。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學生開始蠢動，驚天動地的八九民運開始後，我和王希哲他們日後等除了留心報紙所有有關報導，努力沉思分析外，還熱烈投入討論。討論的方法，仍然是「打電話」，隔窗談，但這時在運動衝擊下，放膽得多，不像過去般偷偷摸摸，而是肆無忌慣，大聲討論，也不理幹部是否在外監視。初時幹部還有進行恐嚇，要我們收聲，我們卻豁了出去，置之不理，這些幹部也就算了。所以這段期間，我跟王希哲是每天都熱烈討論分析交換意見或辯論，何求和鄭暂午也有參與，不過較少發表意見。
學生藉悼念胡耀邦上街，我馬上判斷出，這是藉胡耀邦發難，不滿情緒開始以社會運動方式爆發了，趙紫陽在這段敏感時間，還去訪問北韓，我判斷是趙紫陽有意卸開學運責任，待他回來應更容易處理。無獨有偶，他在四月二十三日去平壤那天，北京大學刚巧決定無限期罷課。關於北京民運的反響，首先是在內陸城市如西安等搞得最烈，我也有一點視察，認為這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中，內陸城市利益最小，民眾不滿固然大，做官的也有怨言，當時我記得有些省長甚至公開在地方報章上說他無權，權在中央之類。
關於王丹、吾爾開希與李鵬對話，我認為學生發言不應搞那麼多小動作，應該藉此機會，提出根本性問題，提出多黨制問題。不過，事實上當時學生是沒有這個政治成熟性。
對上層分歧方面，我和王希哲有不同看法。當時他認為是鄧小平有意讓給趙紫陽來搞，看他怎樣搞，搞不好才出來收拾。我則認為政治上這是沒有可能的，權力怎樣也不會放給別人，趙、鄧之間，根本上已存在分歧，而且在內部正進行激烈的鬥爭，在五四之前，基本上我認為趙派是佔了優勢。
到了五四前後，王希哲支持當時學生的做法，要求對話，我則笑他，現在共產黨已不想對話了，還對甚麼話。在五月三日，袁木拒絕與學生對話，公開說北京高校聯會為非法組織，指責學生背後有「黑手」。這時，運動陷於膠着狀態，王希哲認為不要再在五四搞遊行，我的意見則是搞，怎樣大不了也遊行了才收科。後來學生真的遊行，還指出「擁護共產黨」的大標語，我知道了五竅出烟，說如果這時共產黨做一點讓步，則威望大增，欺騙性更厲害，但王希哲卻認為，這「擁護共產黨」的口號端的是好，運動的領導很成熟，不會是學生提出。他這種看法，其實是繼承文革時期紅衛兵運動「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傳統，當時你是革命造反派，我也是革命造反派，反來反去，都是拿着毛澤東思想作為旗幟，結果這紅旗不但沒反，而且給打着紅旗的所謂反越反越紅，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文革這打着紅旗的一群，轉來轉去，幾乎無人可以走得出毛澤東思想的五指山，給毛澤東思想敗壞殆極。我既有這種想法，自然認為運動不應抬出「擁護共產黨」的旗幟。
當時，我認為戈爾巴喬夫在五月中訪華前，中共當局肯定不會鎮壓學生，所以運動還有發展的餘地。同時我認為當時戈爾巴喬夫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走得最前的，中國的學生應該支持他，應該歡迎他。
到了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國內最重要的問題，還是由鄧小平掌舵時，我不但更肯定上層分歧已十分嚴重、公開化，而且清楚地看見，趙紫陽那一翼已失勢了，如果他不是處於弱勢，按理不會這樣公開跟鄧小平翻臉。
有人認為戈爾巴喬夫在社會主義國家所玩的遊戲，就像脫衣般，給形势迫得脫，一件一件的到最後脫得清清光光，他原先所代表的那種牌子的社會主義也完了。這個邏輯，我在獄中已看見了。我當時想，學生運動要發展，條件之一是趙紫陽得勢，讓他在中國擔當戈爾巴喬夫的角色。
到趙紫陽流淚見學生說話時，這已是他在黨內最後的機會。《人民日報》沒有報導他流淚，英文的《中國日報》則有。當時，如果學生讓一點步，不把局面弄僵，趙紫陽恐怕還有機會在黨內爭取影響，還不致於黨內完全兩極分化，被迫要站到鄧小平的對立面。
可是，學生看不到這一點，趙紫陽在黨內已無路可走，鄧小平路線壓倒一切，因為他看清楚蘇聯發生的一切，戈爾巴喬夫的讓步，會導致更大的讓步，最後碾成整個黨分崩離析。如果學生在這時讓步，鄧小平那邊要是還提出强硬鎮壓，恐怕會說不過去，而趙紫陽那一邊則還可以有活動餘地。這最後時機一旦喪失，後來所發生的一切也就注定要發生了。無論如何，趙紫陽對學生的那段話深深的感動了我，晚上我還為此而流淚。
在五月二十四日，五十七名全國人大常委聯署，要求召開常委緊急會議。對此我一點也不感意外，而且知一定會搞到人大頭上，因為理論上人大高於黨，可以推翻共產黨的決定，所以肯定會利用這個陣地。對此，王希哲和何求不同意見，認為人大權力高於共產黨只是說的，實際上黨是凌駕一切。
當我知道五月二十八日香港大遊行時心中十分興奮，知道這一趟香港的市民真的動員起來了。這時我沒有想過這百萬人大遊行中沒有人提出要釋放我，這已成為十分次要的事，我們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這場能改變時代命運的運動上。
五月底當上海的學生提出「空校運動」時，我認為這是錯誤的做法，學生如離校，從好的方面說，是大家分散了，不要集在一起，受到隨時可能發生的鎮壓，可是，問題便是出在空了校的學生不再集合在一起，這就是沒有集體的力量，沒有了組織，沒有了運動，在防止鎮壓的同時，瓦解了本身的動力，粉碎了本身可能組成起來，集中起來的力量。所以「空校運動」是愚蠢的。
「民主女神」在天安門廣場豎立後，我和王希哲都知道，這一趟事情嚴重了。在共產黨的眼中，天安門是他們的聖地，現在豎起「民主女神」，甚實便是另立一面旗幟，提供口實給共產黨鎮壓。
在五月最後那天，農民支持政府的遊行出現，我肯定地看到，問題根本不是農民不明白學生，反對學生，支持政府，而是共產黨搞出來的鬼把戲，是共產黨或是收買他們，或是欺騙他們，或是兩者兼施而炮製出這齣戲。
六月四日這天早上，一個勞改犯給我理髮時，我聽見監獄的廣播，知道軍隊鎮壓了學生。這次最初的廣播說，學生死了三百人，士兵死了三百人，我聽見後便大叫，共產黨把人殺了！嚇得那理髮的勞改犯連忙勸我，知了知了，不要這麼高聲說，旁邊的幹部當然聽到，不過也沒有甚麼反應。實際上，當時的幹部，大部分是同情學生的。
鎮壓前兩天，其實就學生運動前途問題，我與何求、王希哲爭論得很激烈。在這之前，我們對這場運動的性質已有不同看法，雖然大家都認為是民主運動，但對於是否愛國運動，卻有不同理解。他們認為是愛國運動，我則認為如果愛國運動是以保持國家安定為主的，那麼這便不是愛國主義運動。當然這分歧亦可理解為不同定義的分歧，但鎮壓前的討論卻激烈得多，他們認為運動會得到勝利，我則不同意，指出流血之前，往往先出現沉寂。王希哲一聽見我這樣說，就很情緒化，氣得用粗口罵我。我也不理，對他表示，但凡兩軍對壘，還未會戰，怎樣分得出勝負。拿破崙也要在滑鐵盧進行決戰，才決定最後的勝負，學生衝鋒陷陣，但政府還未反撲，兩隻手掌要拍起來才響。
鎮壓發生後，我不信官方的廣播，學生與軍士各死三百人，我不相信。要是這樣，持搶的士兵也要死同樣那麼多人，除非軍隊倒戈相向，那麼形勢就大好了，政權有機會垮台。其次，我不相信死的是學生，認為還是市民居多，我是學生運動出身的，對學生的認識還不夠嗎?
我想在鎮壓前王希哲幻想運動勝利，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給軍民融治的假象迷惑了。他看見軍民可以融治相處，就說上面就是要鎮壓，士兵也不會鎮壓的。我不同意，原因是我認為中共的大兵，主要是鄉下兵，文化素質低，服從性强，上面命令他們要殺便去殺，未鎮壓前，平民給東西他們便吃，甚至有點同情學生，一點也不稀奇，只是一聲令下，他們便會服從命令，絕不手軟。
但最不想出現的事實畢竟出現了。對此王希哲是痛心疾首，說學生错了，沒有讓步，現在甚麼也沒有了。當時我認為，運動沒有被徹底鎮壓，在過去這場鬥爭中，群眾已看見官僚的虛為本質。
我亦指出，官僚如果要拉回歷史，唯一的方法是向毛澤東學習，像他處理群眾意識上漲的一九四九年革命，閉關自守，讓長期的政治運動，反反覆覆，收收放放，令在內戰中，在革命轉變中活潑的群眾冷卻下來。但六四後中共沒有這樣做，還是以其方式堅持開放與改革，也沒有全面鎮壓群眾，所以我當時認為運動還未徹底被瓦解。因為這種分析，我一直盼望民主運動的再起，結果，六四一周年令我的希望落空，六四第二個周年，還是看不見民主運動的洪流，從地下爆發出來，像野火般燃燒整個中國。
最妙便是，官方攝製的錄影帶，竟然也放給我們看。我是單獨給帶到幹部辦公的地方看。這錄影帶拍攝得很好，而且表現得運動頗為正面，放火燒坦克車，打死人，群眾反擊的場面全部都有，看得我精神亢奮。更妙的是，我一面看，一面叫好，還大聲說打倒共產黨好，幹部在旁，竟然也不敢有甚麼表示。事實上，看完錄影帶後，幹部也沒有叫我表態。其實事發時幹部也反對這樣鎮壓學生，例如我對他們說，毛澤東殺人更多，他們便回答和平時代不該殺人嘛！
在六四期間，我們大聲公然討論，已成慣例，其實幹部對民主運動的發展，同樣十分關注，同樣不斷討論。何求所在的囚室，最近幹部值班室，因為我們這是特殊的監獄，懷集一般幹部不准進來，但六四期間，其他幹部是湧到這值班室，大聲討論民運問題，給何求聽到，我們才曉得他們也十分關注。可是，鎮壓後當一切回復正常時，幹部的態度又重新回復保守了。我想這趟共產黨在內部真的做了相當徹底的政治學習，因為甚至這些下級幹部，也曉得從國際層面去看待民主運動問題，認為罪魁禍首，還是戈爾巴喬夫。這反映出中共高層在政治上確是學懂了蘇聯政治改革的歷史經驗，知道在官僚制度內，一旦開放權力，整個政治動力，便必然會發展到衝破權力的集中，衝破一黨專政，粉碎了官僚的存在基礎，使最善良的政治改革者，自覺與不自覺也好，最後必然成為自己無情的掘墓人。可是，不久羅馬尼亞所發生的一切，將要向官僚們顯示歷史更無情的一面，如果官僚們不擔任自己的掘墓者，滅亡的命運悲惨百倍。
六四過後，監內的紀律基本上已給我們衝得鬆了很多。不過，還有兩個幹部對我們態度最劣，常充耳不聞，動輒辱罵。一個叫翻沙王，十多年前已為車間主任，論輩份可當監長有餘，只是他官場失意，越做越低，落得個迹近看更下場，自是憤世嫉俗，認為全世界都虧欠他。另外一個同是值班幹部的叫侯隊長，也是惡劣之極。
這年間，另一宗值得一提的是王希哲絕食。原來我們入此監後，原來的書本統統給扣起，這是因為共產黨最怕文字，我們多次提出取回，幹部也不聞不問，沒有結果。後來，王希哲終於忍不住了，與我商量，要進行絕食鬥爭，他要求我也一起參加，我則沒有積極答覆，唯唯諾諾，有點含混。說說王希哲就發難了，寫報告上去宣布絕食，誓要幹部發還書籍。幹部的對策，便是罵與嚇，但王不驚，罵則不畏。最低的幹部嚇不了，便由上一級出馬，但層層對王希哲都無效。過了三天，我跟何求商量，不如加入絕食行列，支持王希哲。何求說不怕，王希哲最少可以捱一個星期，到時再算，何求在看守所時期也為了爭取放風，以絕食而達到目的。我則從無絕食經驗，說來慚愧，心中竟有點害怕，所以一聽便順從何求的話。誰知再過一天，王政委已下來，答應王希哲的要求。但書到他手還要再過一個月，共產黨的官僚往往便是這樣，小事也不放過折磨你的機會，我和何求的書，則要過了更久才到手。
後來我問起王希哲絕食的情況，他便動了氣說，不要再提，他如果再頂一天，已經要死了。我自然再也不敢插嘴，因此再也沒有談及此事了。
這年間還有一兩宗趣事。一是當時我們還沒有火水爐自己煮東西吃，所以有時便用燒報紙者火煮即食野或咖啡，報紙燒起來冒的烟很大，幹部常加以干涉，但我們伺機還是再燒。
但另外一宗，是我每日三餐後，試丟些飯粒在庭院中間，希望麻雀來啄食，初時這些小鳥心存懷疑，不敢造次，後來逐漸大膽了，敢飛來啄食，再後來已成習慣，每日定時來討食，而我跟牠們相處日久，竟然開始懂得辨認。
最不幸的，是在這種無人道的單獨囚禁後，鄭酋午開始給迫得有點瘋了。開始時是在六四期間，鄭酋午對我們說他有病了，病癥是他的大便，初看正常，過了一會變為深紅，再過一會又變鮮紅，像是痾血。這是他的說話，是否真的如是，我們看不見，也不敢肯定，說不定從那時起他的精神已有點恍惚，這時他已不斷要求幹部給他看醫生。但遇見黃老虎之流，装模作樣，總是位佯聽不到，置之不理，有時還罵句麻煩。後來鄭酋午吵得多了，才找個犯人醫生來看看，結果都是給他吃粒止痛丸之類，也沒有認真處理，鄭為人較單純，常要求醫卻不得，心情免不了憂鬱，慢慢便越覺自己病情嚴重，精神開始陷於分裂，常常喃喃自語，說這個醫生可以，那個醫生他不要看。再過一段日子，又懷疑一個算最肯照顧他的幹部陳隊長用毒藥毒他，還寫了報告，向上面檢舉，要用法律保衛自己，向他提出控訴。這樣一來，他與幹部的關係更壞，他的情緒便更差。到了這時，即已經年多以後，鄭酋午已不讀書，不看報，終日無所事事，喃喃自語，大叫自己有病，這個醫生高明，那個醫生無用，我聽得多了，也覺得煩悶。由鄭酋午的情況看來，這種單獨囚禁，其實真的可能摧毀人於無形。
再說在這集特殊監獄，有次父母例外在早上探望我，一般探訪都是在晚上，因為他們從廣州大清早上路，下午四時多才到，落得腳來監獄便讓他們黄昏與我見面。但有次他們來到，王科長卻沒有交代，幹部便不准接見，他們只好到處找王科長，正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卻給王科長看見父親，便給他安排到翌晨接見。第二天，從這特殊監試，我要行十多分鐘小路，才到接見室，但見這小路兩旁有很多小賣部，後來打聽下才知道，是些退休監試幹部搞的生音」，向錢看在懷集監獄，一樣是像風般吹得起勁。
見過父母後，我便給押着回倉，沿着小路而返，回頭一看，父母為多見我一面，細步追來，卻因人老體弱，心雖急，卻終趕不上，我又不能停下來等他，看見此情此景，心中不免十分難過。
其實過去在梅州監獄，也有過一次難忘的心酸經驗。有趟接見完後，我從接見室向監倉大閘走，這相距約三、五十步，只見母親卻急步走向大閘，我當下心中十分奇怪，一想才明白，原來害怕趕不上我腳步，為了多見一陣，給我揮手送別，便先跑去開門等我，一念及此，難過極了。
出獄時，每當記者訪問，我答要回家服侍父母，念頭便是從上面這一幕而生的，回想我當年搞運動時，真是視家庭如客棧，對父母根本沒有理會，想不到後來蒙難，他們卻這樣緊張我，令我感動至深。
談起舊事，在這懷集時期，我也常常回顧，其中一節是當年新青學社的經驗，在這裏略為介紹，對年青一輩或可借鑑。
新青之前，其實我也參加過一個毛派傾向的小組織，叫做生活小組。組員都是大學生，認為要到群眾去，住他們住的地方，做他們做的工作，過他們過的生活。於是大家找了一個木屋區落腳，就在那裏住下來，還有些去了工廠工作。我在這小組，住了三五個月，不過沒有大方向，不是搞運動，這種形式主義的方法，根本就沒有出路，因此生活小組也就散了。
新青學社則有實際工作，便是工人教育，鼓勵工人參加工會，最初搞時，其他主要是毛派傾向的小資產階級。可是搞下去根本沒有出路。當時我們也見過優秀的工會積極分子，因對工會懷疑，便想跟我們一起組織年青工人，但我們則以工聯會為重，要他們返回工聯會自尋出路，因為政治上新青根本沒有出路，所以很快毛派傾向的領導分子，也自行瓦解消沉，出去做生意打工賺錢去。
金禧事件爆發後，我帶領學社的學生，是學社第一次介入社會運動。金禧運動發展了差不多一年，因此這年間反而有點工作，後來金禧運動失敗了，我忍痛知道事無可為，含淚贊成學社不再搞金禧下去，學社的行動便瓦解了，反過來學社的保守傾向又抬了頭，大事批評我，迫得我這個行動時期的領導退出學社。我離開後，梁耀忠後來又擔任學社主要角色。
到了一九九年，我第一次絕食了。
還從老鼠說起。我自少便怕鼠，最後一次離開香港前幾天，竟然有老鼠走入屋中；最後在香港那晚，竟然有隻老鼠欺上門，爬上我的臉。如果我是迷信的話，這倒是靈得要命的徵兆，自此我便給鼠輩欺負了十年。入到懷集監獄，原來也有鼠。這時才知，貓鼠有一點很大不同。貓見人，人只要大喝一聲，他便逃跑了，以後也不回來，真的怕人。鼠可不同，你要是大聲喝喝，他根本不怕，還會越來越離譜，越來越多。鼠只怕一件事，便是打，在懷集，我學會了打鼠，也打死過幾頭。
話說老鼠也是無孔不入，所以我索性用泥封了廁所，便溺當人工肥，在庭院中用來種菜，有個叫顧隊長的幹部，人倒正派老實，看見便要我通廁所，叫了幾遍我也不理，事情便鬧大了，要罰我坐禁閉。我說這是沒有道理，便進行絕食鬥爭，餓了四天，頂不住了，自己吃起東西來，失敗了。王科長見我自己認輸，乘勝追擊，要我寫檢查認錯，這趟我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只好寫了，還給罰了坐三個星期禁閉。可能我一直都知道難敵自己肚皮，所以過去一直對絕食鬥爭這種方式頗生敬畏。
另一次絕食又是王希哲搞的。
他在懷集監獄與普通犯人一起混過，而且混得頗熟。有天有個認識的勞改犯在他倉房附近工作，他便樂得扔了兩個黄瓜給這勞改犯。誰知給其他勞改犯貼了灰，幹部認為是大事，原因是他們所以囚我們在這特殊監獄，便是為要完全隔絕我們，互通瓜菜，豈非有違原來目的。於是由王政委親自處理，宣布禁閉三個月，而且這趟是來真的，書籍被稱雜物，統統暫時拿走，只剩下單被一張，另加蕭條四壁。對此王希哲自然異常不滿不服，搞絕食鬥爭，但這趟共產黨卻硬得很，四天過後，據王希哲說，索性强迫他進食，絕不讓步，於是他便只好坐足三個月禁閉。王希哲認為這次所以開得這麼大，主要不由瓜起，而是得罪了王政委，有機會便公報私仇。
這時，獄方似乎有意進一步加强隔離，便修葺庭院外圍牆，把它加高，從此我們就是爬上窗，也看不見其他人，只見自己的圍牆。「打電話」的聲音也細了，較以前不方便。
這一年，單獨囚禁終於在我和王希哲身上，也可看見不良後果。閒來無事，王希哲會突然叫一聲，很是嚇人。後來我跟他說，不要這麼叫，嚇我們，還因此與他吵得很厲害。
我的後果，則見諸發惡夢，在看守所單獨囚禁時期，我發覺自己可以用意志强迫自己不做惡夢，所以睡得可以。到梅監時期，給陳樹生整的，單獨隔離時期，我開始做惡夢，詳情上面已說過。到了懷集，我又再做惡夢，只是夢境不同，這一次是夢見自己逃跑，兩邊是些古怪畸形的建築物，但逃來逃去，就像在一個偌大的迷宫中間，但逃不出去，精神上覺得很難受，所受困擾很深。好在自己一向做人豁達，看得開，二來又有理想支持，意志好，三來又開始修心養性，所以跟可以支持下去，不會給共產黨迫得瘋狂。
怎樣修心養性呢?一件便是讀書之餘，還練字，以抄傅雷家書練字，出獄時，我寫的字跟入獄時寫的，可謂天壤之別。傅雷家書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時他身心受創最深的，是朋友互相出賣。另外一件，便是練身，練鬆筋骨。在一九九年，我年紀已是三十七，正是四十在望，筋骨自然棚得緊。在梅監打斛斗時期，身體是好了，但後來給單獨處理整治，狀態自然又差了。初到懷集這嚇人地方，精神亦不佳，身體也不大好，所以便想練身體。於是開始練鬆筋，初時幾乎整天練，很辛苦，後來每天練一小時，發現原來棚緊的筋還是可以鬆的，一字馬差六时左右已可成功，後來更發現，身體健康，不但信心好，對志堅强也大有幫助。
一九九年，也是我第一次給幹部摑了一巴掌。事情是這樣的——原來監獄公費給每人買了二十個花盆，給我們種花用。有天侯隊長叫我搬出去給幹部種花，我說這些花盆是買來給我用的，不是你們的，我不搬。於是便吵起架來，激烈到互相問候對方親屬。當時他已想打我，但不敢，只得叫王希哲過來跟他搬。從此他看見我便眼望望的，充滿仇恨。個多月後，終於有晚輪到他帶我去值班室看電視，又吵了起來，他便用拖鞋櫃了我一巴掌，我即時反應，是想揍他一頓，不過回心一想，挨不過，這一揍我肯定要捱電棒，不化算。但我卻不罷休，第二天便告發他打人，因為回倉後越想越覺得耻辱，頭腦發熱，可能是單獨囚禁令人情緒極端化吧，我還要求王政委親自處理，而他也真的親自處理，做好做歹，勸我不要再鬧下去，他們上頭知道會處理此事，於是也就算了。其實我要求檢察院正式控告這侯隊長的檢舉，他們也丢了，沒有認真依法處理。
談起幹部，再說兩個貪飲貪食的幹部肥馬與陳細妹。叫肥馬的給我的烟酒收買了，常與陳細妹放我去看電視。有次我還看見他偷我的豬肉我的吃，他也知道我曉得真相，於是翻了臉，想藉機會收拾我，看來打我一頓也可能，幸而不久我他倆給調去看門口，令我安然逃過劫難。
這叫陳細妹的，本是醫療隊指導員，做看守我們這工作，油水基本上沒有了，還出了其他問題；原來以我了解，單獨囚禁不但對我們受害者影響大，對他們也有作用，由於壓力大，幹部間關係也很差，甚至不睬不理。這陳細妹由於性格弱，常給人欺負，所以閒來便向我訴苦，我才有機會了解。過了一段時期，他想不通，捱不住，忽然連人影也不見了。獄方最初還不知，以為他是放假之後便去找他老婆，他老婆說連鬼影也未見過，不知所終，於是幹部便四出張羅要尋他回來。監獄方面，少了一個值班幹部，調動自然大亂。原來這陳細妹走回海南島家鄉，在老家日日無事的過了三兩個月，在苦無收入的情况下，才回來復職。這樣子開小差，回來免不了要受一番申斥教訓，但還是要讓他再來看守我們。
其實監獄本來便是不正常的地方，正常的監獄幹部，同樣會變為不正常的，肥馬便告訴我另一個幹部的故事。這人在監獄欺負得人多，心中憂，在家常喝酒，老婆見了，叫他少喝，他便怒了。每逢半夜，便起身磨刀霍霍，說要把這刀磨得鋒鋒利利，把老婆宰了，嚇得那婆娘叫天喊地，搞到宿舍其他幹部都知道這事。可知監禁他人，不但害人，最後連自己也會毀了。
便這樣坐着坐着，又熬過一年，進入最後一年(一九九一年)。這時我每天還練習編譯英文，有時一連工作十小時，庭院中，也開始種些瓜菜吃，不過沒何求和王希哲那麼投入。
四月間，何求到期走了。這時的何求，變了不少，他整天在林上練氣功，大談偽科學，說甚麼未來的社會，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外星人文化。對於這種想法，我連聽也懶得聽。
這年夏天有日，我們聽見有新人來，就住在王希哲鄰倉，於是便馬上高聲聯絡，原來是羅海星。從《南方日報》我們已知道羅海星、李龍慶及黎沛成的判刑，所以知道羅海星是誰，做過甚麼事。
羅海星在懷集，前後只住了一個月左右。在這段期間，幹部對他很是殷勤，這也是「向錢看」的結果，顯然他比我和王希哲有錢，離開懷集前一晚，監中高幹如王政委、王科長之流，還特別去找他，留下聯絡地址，希望來日他關照。共產黨幹部見錢開眼這一點，暴露無遺。
羅海星進監後，大家來自香港，我自然從他身上了解香港情況、民運發展等等。此外我們還進行了政治討論。
羅海星告訴我六四前他上過北京，認為這場運動，主要是個體戶和勞改犯搞出來的，對此我因在獄中，無從判断，所以尊重他的意見，但我的分析是這種可能性應該不大。對於這場運動的性質，我提出運動領導是小資產階級，對此他很讚賞。他提出最重要是批判斯大林主義這點，我也完全同意。不過，對於我引用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領導，因此沒有革命的運動這一點，他似乎挖苦我說，你們做領導便好了。現在想想也覺好笑。
對於毛澤東問題，我過去認為毛澤東是複雜的，要從這個角度看，那個角度看，現在我認為問題的中心是，毛澤東是個大騙子，騙黨、騙人民、騙天下、騙世界，以至最後騙自己。所以對羅海星說，毛澤東是個大騙子，對此他不敢苟同。他指出，這是右派提法，我是將問題簡單化了。
羅海星坐了個多月走後，又來了兩個新犯人，我照例又問他們是何方神聖，最初卻如泥牛入海，並無回應，可能黎沛成及李龍慶初入監門，便生顧忌吧。
過了不久，監獄方面要重修我們這個特殊監獄。原來這監獄本有六間房，其中四間是兩間單位相通的，現在於中間築起隔牆，便變成十間。不過說來容易，做下少不免要周張。派來工作的，是懷集的基建中隊一個小組，十多二十人，由一個勞改頭率領，一個打手相助‧本來明令大家不准通消息，不過我膽子大了，根本不理，便與他們談話。日子長了，跟其中一個叫日本仔的混得熟了。
原來這基建中隊，除做監中工程外，還做外面工程，一到外面，自然是脫繩馬騮般無王管。日本仔說，在這貧困山區，原來鄉下人活得苦，往往只有粥水，加上薯粉或蕃薯，就是一頓，凄惨得很。而這些勞改犯，經濟條件比他們還好，因此肥肉也不吃，出外工作便撩撥那些鄉下姑娘，給她們肥肉吃，還有因此而搞上的‧有些勞改頭有本領，討得幹部開心，給他一個人住在監外的小屋種菜看牛等.有些勞改頭便廉價請鄉下姑娘煮食，也有乘機搞上床的。有個香港犯人，便是這樣離監外宿，姘了個鄉下姑娘，放監時索性帶去廣州當他的小老婆。
到了中秋前幾天，監獄方面鬼鬼馬馬，藉口說要修建，將我和王希哲、黎沛成、李龍慶四人，調去懷監其中一個中隊各自獨立囚禁十天，這十天中，吃飯時我們可見面相談，更覺愉快。當然與他們正是無所不談，黎、李叫過我日後出來一起做生意，我說這個沒意思，我心不在此。他們又問我有否召過妓，我說不是個個男人都要召妓，不過我去過那三七三九大妓院。原來這共產黨做事只愛神神秘秘，懷集監獄便是懷集監獄，偏要用三七三九號郵箱代替。鄭酋午這傢伙則說召妓召過，還說出門牌地址一味亂說，逗得我們哈哈大笑。
這十天期間，也跟幹部發生過兩件事。
一件是翻沙王這幹部，作威作福慣了，又來欺負李、黎，欺他們新到。我看不過眼，便切實數落他一番，過去頂他是在特殊監獄，無人知道，這回卻是在常規監獄中，正是四牆有耳，害得他面子全失，落荒而逃。
另外一件事是無水供應三天，一般犯人可到伙房打水，我們因身分特殊，只得無水用，十分辛苦。要求不果後，我便帶頭鬧事，打擊盤子製造聲浪，他們便跟進，打門的打門，總之大做吵聲，使幹部最後也要讓步。
經過這十天後，我更了解黎沛成及李龍慶的處境，知道他們生活困難，其中以李龍慶最差，太太帶一個六、七歲小孩，經濟壓力很大，有辦法的人其實應想想如何幫助他們渡過這幾年難關。
十天後返倉，原來是裝上一個廣播系統，一個喇叭在倉內，一個在天井。每天都大聲播歌，不是大陸革命歌，而是香港愛情歌，大聲得要命。王希哲給吵得情緒不穩定，大叫受不了！因為這廣播事，我們與幹部吵了很多回，才沒開那麼大聲。其實第二天，我已爬上去拆開剪了喇叭線，發現原來內面藏了一個監視器和偷聽器！共產黨的小動作真多。此外，這廣播系統又發射高煩，連牆上都有電流感應，對我們和幹部其實都有礙健康。
最後那幾個月，原來最難過，可說渡日如年。
有晚王科長來說做了放監材料，上面說，說我的改造態度有問題，如不改好，要留場作業，即名義上自由，實際上要留在監獄做工，這是共產黨野蠻的制度。給他這樣一嚇，我心想莫非這回還走不得。回心再想，十年也坐了，沒理由虧於一簣，便不理他。
個多月後，他們見我毫無動靜，便由王政委、王科長和另外兩位幹部出馬，再行恐嚇我，說我如不改態度，出不出得去成問題，一切嚴重後果由我負。我心想這下可大件事了，不過再想共產還能作惡多少年，便不理他，也不答腔。
過了幾天，他們又找我，這次大班幹部又加上另外兩位副獄長，說你如不改，對你提出要走的要求不利，我說我坐滿了十年獄，你依法要放我，不是我要求的。他們便說要依政策辦，我說甚麼政策，他們說不可以講給我聽。我發怒了，就說你們便依你們的政策辦吧！
又過幾天，這天政委還要來一次，開始時如狼似虎，要我改變立場，改變態度，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我負責。我則表明思想無罪，立場不變，原則不可讓步。這時王政委激動起來，立起身來，但知我死硬，他只好轉軟，說他們沒說不放我，只是教育我，免我日後出事時說他們不盡責，他們會依法律辦事。共產黨對我的恐嚇，徹底的失敗了！後來有些老幹部對我說，對於上頭這種最後的恐嚇，也看不過眼，只是也無可奈何。另一個老幹部則勸我，不要再搞政治，政治到處都是黑暗的，還祝我一路順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我離開懷集監獄。那天陽光燦爛。我回頭看看，心中說，共產黨，你的監獄僥倖禁了我十年，可鎖不住你必將滅亡的歷史命運！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