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翻譯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青年運動─回顧「新青學社」及其活動”，
重新檢視香港的社會運動。
新青學社發生在40年前，筆者綜觀香港抗爭運動所面對的最重大問題是愛國主義和中國因素。香港所有的重大社會運動流派都是在中國立場上作分水嶺。
這個問題在目前的香港社運，似乎無關宏旨。但筆者在譯文後的反省為，非也，香港可能會出現第二輪的國粹派運動，而且，如70年代的國粹派，會成為運動的主派。
70年代的國粹派
67年暴動後，中國(為方便討論，下稱“大陸”)在港人的接受程度，也如今天的香港，是很低的。
197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組織、1971年12月9日港大第一個20人回國觀光團等促成了愛國主義枱頭和“國粹派”的興成，兩派在“保衛釣魚島運動”（1971-72年）上開始分裂。
“國粹派”的重點活動是「中國周」，推動認識新中國熱潮。
【第一屆中國周在1973年10月舉辦，由浸會學生會提出。其間在港大展出的「認識我們的祖國」，一周內吸引了5000入場人次，在理工的續展吸引了3000，隨後還到浸會和中大展出，共吸引了一萬人次入場參觀；74年的第二屆的主題為「中國地埋風光展覽」和大會堂的「中國近代史圖片展覽」，共吸引了8萬人人次參觀；75年第三屆以「中國科技發展史展覽」作主題，吸引4萬人人次參觀。】
筆者在大學時期雖然屬於社會派(即國粹派的反對派)，但在40年後的反觀當年，“國粹派”的組織能力完全在所有反對派之上。
“國粹派”才是當年青年運動的主派。
這點可以從【在此階段中不只是國粹派和社會派在推動學運，還有所謂自由民主派等，不過，無謂是社會派或是自由民主派以至其他不成形的派系都是以「反國粹派」的姿態出現。】這一點反證，而且，在“國粹派”倒台後，香港青年學生運動戛然而止這一點得到論證。
反觀今天的黃絲仍然慣用民建聯呃阿婆和運動被滲透得講法作解說，這指控雖然是事實，但它不能解釋為何建制派取到近一半的票數。當年的社會派的口頭禪同樣是，“盲毛”、“盲忠”、“老土”。但反觀，當年的“國粹派”很多都是在愛國的旗幟下主動投懷送抱的。而且，“國粹派”的瓦解是因為“四人幫”下台，是政治上失去思想支柱，從這點上，又不能說它為“盲毛”。
托派
筆者所屬的思想流派為托洛茨基主義，或被稱“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它與社會派最大的分別是對中共完全失去幻想，也不將愛國主義看作最高政治綱領。在過了40年後的檢討，筆者仍然認為這點正確。(政治正確不代表它政治成功。)
當年的新青學社發展
雖然，新青學社的創會成員清一色來自社會派，但其發展受愛國思想的影響很深。後期更受毛派思想的影響。這可從其較清教徒式的行為、用語和活動形式看到。(要注意，由於年代久遠，其成員來自不同層份，新青基本上不是政治組織，這裡所說的純是一相對比較，或主觀忖度。亦雖注意，本文論述絕對沒有意圖證明筆者永遠正確，但因為這篇文為一政治論述，所以無法運用另一形式。)
新青學社的內部爭論是，可否以手工業方式，以教育方式提升工人的抗爭能力？從其月刊反映，它從開始到結束，沒有停止灌輸社會關懷。從第二期起有報導艇戶事件，到反加價、到金禧、到安樂邨事件(警方對反迫遷居民和學生施送催淚彈)、到84年的代議政制和社會保障，但它在最關鍵的工潮介入上却步。它認為工人未有足夠準備，但從第二年的一篇工人所寫的設身處地陷入工潮的文章中，表明，她們明白“針未肉，未知痛”(註一)。
新青的思維基本上是毛派思維。它經歷了兩件事，其處理手法決定了其命運。第一件是發生在早期，有一位來自工聯會的女工，她有豐富的組織經驗，要求新青接納她，因為她看到新青有一群有潛質的工友，也有一群有學運經驗的導師。新青的核心組知道事關重大，封鎖了別的導師與她討論的機會(即不准筆者介入，其時筆者為核心組成員)，以一個專責小組處理。最後建議她回工聯會。這不單止為不民主做法，還說明其主流對工聯會抱有很大幻想。(工盟的起家正是對這一幻想對著幹。)
另一次是金禧事件，它是學社唯一的一次由導師帶領學員參與社會性事件(不計算後來筆者離開以後的)。這是筆者力爭，在接近半數票數的情況下通過。學社的導師大部份是學運活躍份子，但那次金禧維園集會的學社帶隊只有筆者一人。經此一役，筆者心知應該引退。
另外，新青月刊一面刊登毛澤東的詩，一面刊登秋瑾的詩。被`毛澤東殺害的林昭，是秋瑾式烈女，新青學社好像看不到問題。
彼得不認耶穌
筆者為支援民主，在1981年12月在廣州被補，82年中港人才知道這訊息。甘神父每年到新華社前絕前，我的朋友組織“營救劉山青委員會”(註2)。新青月刊只有在82年10月17日的一期的社會生活版刊登了“營救劉山委員會”啟示。其中的事件經過描述如下：
【本港居民劉山青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往廣州、打算探訪中國民主運動被捕朋友的家屬，並計劃在十二月廿七日返港。豈料，自那時至三月中旬，他家屬及朋友與他完全失去聯絡。】
它在下一期的83年4月封底，則刊登了
【營劉公佈
劉山青被判刑十年的詳情、香港居民劉山青被中國拘禁八個月後，終得到廣州中級人民法院官員的証實，被判刑十年。即是說，沒有公開的審訊完結了！失從劉氏被捕後至今，一直無法獲得官方的有關資料。現在，我們向中國政要求：(一)立即公佈劉氏也控及審訊詳情；(二}保証劉氏有被探訪及通訊權利。)】
但新青月刊從未題及筆者為新青的創會成員及核人組成員。
在82年10月的同一期，月刊刊登了新青學社的電影晚會籌款，它是老掉牙的愛國主義電影 “甲午風雲
”，九龍灣宇宙戲院、 票12元。
與馮以超的最後對話
已故的馮以超在中期加入學社，他由始至終為毛派。由於他能力高，對新青有一定影響。馮在後來患上癌症，治療了一段時間，他知道不能幸免。在筆者出獄後，筆者和他參加了街工為新青學社召開的紀念活動。我和他都很清楚知道這是我們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他很認真的對我說出他對中國的看法，“中共有很多不是，但它始終會變好的，給它一個機會。”我真望他的眼睛，默默地聽著。他知道我不為所動。事隔已約二十年，事實證明我是對的。我們的對話(我沒有說話)，很真誠的，也很尊重對方。
現在還有人問我，為什麼中共惡行罄竹難書，還有這麼多人相信？我的答覆是：這是香港的宿命，是香港社運的永恆問題。有不少人是真心的。
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永遠是統治階段的最佳手段。只要中共國力強大，社會相對地穩定，必然有很大的市場。中共關注到香港的大學教育，希望培育一批愛國份子，這是一個實務的做法。在雨傘運動後，推了2個港獨派青年入議會，但今年港大學生會斷莊，9間大學，5間面臨斷莊，這是重要指標，說明這場運動無以為繼。新青學社還有一重要經驗，就是任何運動，若然無法付諸行動，它必然無法成功。提倡港獨，或甚至自決，是無法在中共之下實踐的，因之，它不可能成為一群眾運動。在這空隙裡，中共以愛國主義取而代之是可能的。君不見，中共在英文台播了一套很長的紀錄片式宣傳片，質素很高的，而且當中的一些科技成就也很觸目。
總結
泛民和黃絲被人指責的不少地方的確有內在問題。它一向採取被動的方法應對，已越來越不行。在接近2047之時，(實際與現在相距不遠)，一股強大的以中共為核心的愛國主義力量可能在香港出現。如共產黨宣言，“一個幽靈，共産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愛國主義的的幽靈，在香港(或全中國)徘徊。
最近，一位歐洲學者寫了一篇文章，在歐盟知識份子圈裡影響很大。他指，右翼份子以謊言來建立其影響，固然可恨。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2855318
但，歐洲左翼也不能提出一個合理方案，特別是解決不了大量的難民問題。作者指出，左翼在無法自圓其說的情況下，“以錯誤的解釋真確的”和“以真實的解釋錯誤的”。作者認為這不是一個建立反抗力量的方法。這種混亂在香港的網絡上十分清楚。其主要問題是，反對力量似乎不是建立在社會關懷之上，而純粹以個人問題出發為多。這與當年的社運完全不同，當年的無論是國粹派還是社會派，大都建立在社會關懷，特別是對弱勢社群的「社會良心」的上。
現在，在知識份子階層都有一種“不應過份要求青年人”的說法。筆者認為這是知識份子放棄其社會責任的一種可能，也表示其本身也處於迷茫。知識本身就是一些舊的東西，難道我們說牛頓定理過時嗎？相對論也是1915年的東西。
知識份子的責任
筆者以《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結這篇文，“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說是要說的，能否被當時的人接受是另一回事。知識份子不能遷就於時人的想法。
備註
註一
1978年6月
新青月刊
第十一期 「一個少女的日記」
剛轉廠幾日，對環境不十分習慣，但工友相處得很融洽，坐在對面那個梅姐更是隨便，我們都熟得像老朋友，今日我們還一齊午飯。她告訴我，廠方近來出了一則關於年奬的通告，每年返足250天工(不包括假期)便可得工資總數百分之二(即每百元二角)第1%年尾出，另1%到明年七月才出，中途自動辭職或被解僱，那1%便取消。“如此說取回那1%，豈不是要成世為他工作？”我憤怒地說：
“是，所以我們很多工友都唔稀罕他的年奬，平時勤力些，就到啦。”“啍！真是到處楊梅一樣花。”
要不是那個老板苛刻，我也不會走廠的。最不值就是另一個工友被炒了，還要扣錢，真豈有此理。
前星期公司出了一則通告，大意說：工人在開工時間不准談話，如發現每----；開工前十五分鐘不得離開座位，紅燈亮了才可離去，違例者會被解僱並扣三天人工等。
坐在我隔離的亞娟因為搭不到廠車，自己搭車返工，遲了半個鐘頭，被廠方開除了，還扣了三天工資。激起我們的憤怒，於是集體辭職，還到勞工處投訴。之後資方耍太極，不派代表，累我們跑了好幾天，遲些還要出庭。雖然暫時未知結果，但我知我們一定會贏的，因為勞工法例規定凡解僱工人，必須在七日前通知或以同等工資代替通知的。只不過廠方欺一些工人不懂勞工法例，胡亂用廠規來束縳工人。
在以前我聽過很多關於老闆無理開除工人，或是工人不滿公司而罷工等等的事，但從未細心想過，關心過。正是針未刺到肉，未知痛。現在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才知過中滋味，使我想到在香港有很多工人也是如此的。
針未到肉，未知痛。
註二
營劉啟示
社會生活版
營救劉山委員會
事件經過
本港居民劉山青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往廣州、打算探訪中國民主運動被捕朋友的家屬，並計劃在十二月廿七日返港。豈料，自那時至三月中旬，他家屬及朋友與他完全失去聯絡。
就劉君的失蹤，其家屬及朋友曾向本港警局、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及新華社查詢，均不受理，亦曾致函港督詢問，至今尚無回覆。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三日，劉君的公親眼見骨肉音訊沓然，便親身前往廣東省廣州市公安局杳詢，並由有關方面口頭証實：劉君已被拘留，但公安局沒有透露拘禁理由、和是否會有公開審判。劉君父親要求與兒子見面亦被拒絕，只能無助並焦慮地回港。
我們─
要求中共政府尊重法例，保障本港合法居民的權利；
(一) 廣州市公安局拘捕劉君兩個多月、而完全沒有通知其在港家屬，此非有健全法例的泱泱大國所為。
(二) 據中國法例規定，拘禁查詢期最長為兩個月。劉君拘禁至今已有三個多月，仍未獲知何時會有公開審判；其在港朋友估計劉君乃被無理拘留。
(三) 即使中國政府認為劉君涉嫌犯罪，亦應儘速提出公開審判，並保障劉君(正如任何其他本港市民)親屬朋友聽審權利。
(四) 劉君應有權利在國內自行委任律師代表申辯。
香港政府應有責任就本港居民在外地失蹤事件，代有關家屬查詢事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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