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香港在70年代青年激動化運動後，由於學運走向沈寂，各種探索社運出路以結社形式出現。其中一個是“新青學社”，它以一所工人夜校，嘗試與工人運動結合。本文作者在2005年間到港做了一個有關“新青學社”的研究，以此手槁，在2007年為研究年報『現代中國』撰寫了一篇有關“新青學社”的學術論文。當中的兩位主人翁為梁耀忠和劉山青。
作者日野女士是一位長期關注人權與民主政治的日本學者。撰文時為名古屋的金城學院大學，現代文化學部，國際社會科的教授。她現時為愛知大學教授。她的近期關注包括協助“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放映會在日本各地義演。
全文分三部，共15頁。
“新青學社”發生年代久遠，當中人與事的記憶必然有錯漏。對學社的針砭及理解，應該無法合一。筆者嘗試記載，以免失軼。譯文中以【 】 括著的文字為譯者所加，與作者無關。這篇譯文並非一嚴謹譯文。
譯者，劉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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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 80年代的香港青年運動
《論文》
研究年報『現代中國』第81號、2007年9月、第107-120頁。
1970 - 80年代的香港青年運動
─回顧「新青學社」及其活動─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青年運動
作者：日野 みどり HINO, Midori
介紹
“新青學社”是七十年代中期由一群在香港曾參與學生運動的大學生畢業生組立的一個會社，自1977年始至1985年終，前後活躍了9年。其宗旨是“為青年工友提供晚間進修的機會，學習中英語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從而增加對周圍環境的認識，了解到個人和社會的關係。” (註1)。它重視小組活動、課外活動、刊物，工人所關心的問題和社會事件。學社還採納了一些新穎的教學手法。.
【從75至77年間，學界出現了不少結社運動，大都在數年後終結，新青學社為碩果僅存，並過渡到議會政治。因而它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
作者嘗試以客觀方法，概述“新青學社”從成立到終結的過程，並把這個實踐放在那個時期的香港社會變革過程中，探索其歷史意義。
新青學社是學生運動回應當時的社會潮流，延伸至工人/社會運動的一個嘗試。它跨越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代議政制的引入，最後促成了其主要成員【梁耀忠】晉身議會。研究 “新青學社”有助於了解香港民主派的早期的誕生。
香港七十年代是社會快速變化的時期。七十年代經濟的騰飛，香港殖民政府吸取了1967年暴亂的教訓，採取懷柔政策。在這之下，一般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環境得到了改善。二戰後，香港興起了以出口為主導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它需要大量勞動力。年輕工人增進知識的需求大增，工人夜校因此應運而生(註2)。此外，他們是戰爭時期流亡到港的第二代，他們不像其父母輩，只將香港看作一個臨時居留地，而是以香港為家。這樣，一種的新意識──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開始出現。
在這潮流下，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出現了各種社會運動和組織。這些組織與之前的宗教團體、同鄉會、宗親會、社會服務組織，學生會等不同。其主要的成員由大學(或大專)畢業生組成，經歷過學運。自此，政府受著各種社會運動的沖擊(註3)。一部份前學運團體注意其時的工會組織率低，開始到工廠區組織年輕工人(註4)。
新青學社作為學生運動的延伸，可以被看作為向工學聯盟或為傳授非常規教育的一種努力。
本文章的取材包括：1977年2月新青工人夜校開學始至，1984年10月工人夜校結業所發表的『新青月刊』、新青學社出版的『工人文學獎文集』
第一章
1. 新青學社的工人夜校的成立
香港的學生運動在1973年高潮後，受著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和四人幫倒台的沖擊，在1977年開始沈寂。在這個轉折點裡，學生們開始尋找新的運動出路。一群準畢業大專生，在75年還在念書的時期，開始探索和籌組“新青學社”。
“新青學社”初時由約三十多名成員發起，他們主要地來自1976年的大學和大專畢業生(註6)。當中的發源地是天主教大學聯會（各院校的天主教大學同學會KATSO的聯合會）(註7))。他們為一個多元的學生混合體，共同觀點為“知識份子應為工人服務”的左傾思想。
戰後，香港的工業集中在新界區，荃灣為其中之一。他們在荃灣的街市附近租了一所住宅，動手進行內部裝修，製作桌椅，在1976年底開始招生，工人夜校在1977年2月7日(星期一，農曆腊月二十)於荃灣街市街51號(華仁樓)2樓正式開學(註8)。
【它的第二個學期為8月9日---77年月刊第六期】
“新青月刊”創刊號的一篇題為『一間沒有校長的學校──介紹新青學社主辦的工人夜校』，解釋了夜校的背景和和理念。
文章節錄如下：
『
《 去年六月，有 一群大專畢業同學發起搞一間工人夜校，定名為青學社。目的是「為青年工友提供利用晚間進修的機會，學習中英語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從而能增加對周圍環境的認識，了 解到個人和社會的關係」(註9)。現在，搞工人夜校的意念已經開始現了。
在過去大半年內，社員們利用業餘的時間，編寫課程，籌募經費，物色社址，動手裝修.....共同努力已有初步成果。
為了學員能開拓視野，掌握基本知識，我們的教育方法和內容都盡量創新，反對現行的「填鴨式」教育。（中段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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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員在入學測驗時說：“好好充實自己，做個有用的青年！”好！ 我們希望學社能發展成為一個有生氣的大家庭；學員不單只吸取文化知識，更能參與健康正當的康樂活動。
展望未來，這個學校既然是為青年工友而設，自然應該適合他們的要求；最好便是有學員加入學社，與我們共同 ──自力更生、勤儉辦學。
為什麼說這是間沒有校長的學校呢？因為導師們的工作是義務的，他們相信集體管理會更完善，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是嗎？(註10)
』
後文將談到，由於新青學社存在不同政治傾向，學社無法建立一長遠政策。工人夜校只能迴避這一政治分歧向前發展。
2.組織和財務狀況
新青工人夜校的規模很小，稱不上傳統夜校。學生只有10到20人，輪流由20到30名導師教學。學社的租金約為港幣一至二千元，有2間面積約為400平方英尺（37.2平方米）的板隔房。其教室狹窄，地方總是不夠用。
新青學社的成員大都身兼夜校的教學及行政。學社有一本登記冊，記錄了其成員的捐助、教學次數和帶課外活動的情況。學社的財政來源主要來自早期成員的合資，每月學費，成員月費【註11】，沒有任何外間資助。它在82年曾舉辦一場慈善電影募捐(甲午風雲)。間歇，收入較多的成員會主動增加捐助。但，這種依賴個人自覺性的集資方式令其財政基礎薄弱。
【“新青月刊”
1983年7月號，第4-5頁的一篇題為“從物價的變動去想一想”的文章表示，當時的“租全層一千八百至二千五百元，租一個房間約六百至八百元；一件普通襯衫三十元至五十元 ；工人的工資二千元。”】
學社的管理由一個執行委員會(核心組)決定，各學科有各自的教委會、各班設立班主任。學社有不少中學教師，因而，它的管理方式糅合了學生運動的手法和正規學校的教學管理知識。
學社奉行集體領導，注重成員和學生之間的稱謂，施教者被稱為“導師”，受教者被稱為“學員”。學社鼓勵學員與導師在日常直呼對方名字。
當時香港的階級觀念頗重，這種以朋友相待的作法在當時較少。新青學社重視這一實踐，代表著“知識份子向工人學習”理念。
3 學員
政府自1978年起透過公營小學及中學(包括官立、資助及按額津貼學校)實施9年免費普及基礎教育(包括6年小學和3年初中教育)。
新青工人夜校的學員的年齡介乎十幾歲到二十幾歲之間，與其導師的年齡相若，男女學員的人數相若。他們大部分是因家庭環境而輟學。雖然新青學社的導師大都經歷學運洗禮，但是它所招收的學員很少社運或工運意識，他們入讀的原因大致為：“受到朋友的邀請”和“剛巧路過招生”。有調查指，當時的返夜校的主要動機為，“獲取知識”，“想交朋友”和“打發晚上時間”(註12)。
4.課程，課外活動，學生組織
工人夜校採用“半年制，分六年級(即3年課程)，完成後約具初中程度。”學費為每月10元，講義費全免。入學條件為：小五六或以上的程度；15歲或以上男女工友；入學試合格。
上學期從二月至七月，下學期從九月至次年一月間。上課時間為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時間分2節，每節為45分鐘。每晚上課時間為7：30至9：30分。每班約有十名學生，一般的出席率約為6到7人。教材的選擇由每個學科的教委會制定，它不用現成的教科書，講義由各導師編寫和影印。社會科學課使用了“共產黨宣言”，和其他列寧，馬克思的著作，也渉及中國大陸的教材。 中文課採用了左派的寫實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學等作品。課堂設計有點像大學，在討論時事時，著重社會和階級分析。它強調辯論。新青月刊記載了一個故事，導師在英文課上堂時，帶學員到街上學習英語招牌；在自然科學課上，導師帶學員到郊野觀察青蛙和水生植物。學員覺得這種上課方法很有啟發性 (註13)
【學英語
一位導師帶著我們，看到英文字，就問導師…..帶著筆記，我們分為3組，看那組學的生字最多，街上的旁人看見我們「都唔知做乜」又好奇的跟我們看。我們就在荃灣街頭走了整整一個鐘頭，學到不少的生字。】
【野外考察的一課
在路途中，採集了很多奇花異草，導師給我們講解植物的種類和分別。-----同學們在溪水中捕捉了一些小蝦和很特別的水中小動物。
這樣的課外考察，可以啟發大家的興趣和認識大自然，是值得再度舉辦的。】
豐富的課外活動可以從新青月刊的封面上反映，它們包括“中國民歌組”、“文學甲組創作園地”、“足球隊”、“吉他班”、“繪畫教室”等 (註14)。
新青學社創刊號的封面宣傳旅行──“請參加3月13日學年的第一次旅行！”。我們可以在隨後的新青月刊看到學員所寫的郊遊日誌。
學社重視組織學生。夜校成立不久，在1977年4月成立了首個學生組織，甲班班會，在78年3月組織籌學生會，5月成立。學生會的章程為，“給于各同學在學社需要，幫助功課上和其他問題上的困難，關注學社，參與社會，認識事物。”(註14)。這群從學生會出身的導師透過學生會，組織學員。
【班會由黃綺蓮導師在的關注下成立，有劉瑞容同學幫助，籌委為林志強、鍾淇鋒、羅綺文、楊淑賢】
【甲班班會77年4月19日正式成立，經投票選出會長鍾淇鋒、副會長蔡翠玲、張桂芳、莊棟富四位同學-----班會成立的目的和宗旨是幫助學員提高學習上的水平，解決學習上和功課上的困難，和讓同學互相增加了解和彼此認識。更盡量做到解決同學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困難，從而達到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班會成立的第一件事是調整座位，讓上課時秩序好些。---】
【79年4月號，新青學生會
學社成立2年的時間裡，我們成立了學生會---我們仍然著重配合學社的發展事務，幫助學社每學期一次的露營，戶外旅行，開學禮，處理圖書館， 近期發展的身剪報組，分別有香港組和國際組，---
7時至7時45分，作一些小組活動式的學習班，
也曾與外界團體聯絡，---安排參觀本港一些較大的服務機構-----民歌組也復組。】
5. “新青月刊”及其文學活動
新青工人夜校重視學員的文學創作和儘量提供園地給不同能力的學員創作，學員常常寫出很高水平的文章。學員的課堂作業是“新青月刊”的稿源之一。導師們常常透過“新青月刊”宣傳社會運動、工人權利和工人運動。
“新青月刊”的編委會其導師和學員組成，也有義工。完成的雜誌在學校內分發，訂閱和發放給友好的民間組織。據說，全盛期的郵寄數量達到3百之多。由於工作量大，每次發行差不多動員了整個學社。它是學社組織內部的溝通渠道，學社與外部的傳播媒介，也是學員體驗社會的一種方法。它對研究新青學社運動很有幫助。中後期的“新青月刊”以每本五亳和一元發售。
“新青學社”有不少能文的學員和導師。一群大學生於1972年創辦青年文學獎。新青學社受此啟發，在1980年創辦了「工人文學獎」，接連辦了四屆。後來新青學社的工人學員愈來愈少，面臨資金不足，工人文學獎便在1984年結束。
「工人文學獎獲獎文集」共出版了三屆，第四屆只發表了獲獎作品名單和通知獲獎者，但沒有發表獲獎作品文集。 (在新青學社之後，「工人文學獎」得到延續)。文集每本定價六元。第一屆為河北天災籌款。
【第一屆代序： “ 假若我們承認「藝術源於勞動」的話。那末，我們一定訝異於這樣一個事實──藝術似乎不再屬於勞動者。-----「工人文學獎」的另一個意義，就是要打破「文學神話」。許多工友常以為高不可攀的東西。”
第三屆加入了，「社會保障與香港工人」和「哬！這是香港工人」兩個主題。】
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以工人為題材創作的「華盛頓大樓」系列中包括〈雲〉，刻劃一眾女工在工廠裡組織新工會的經歷。1983年，新青學社工人文學獎籌委會以此改編為話劇假座“青衣女青年會”演出。 新青學社還計劃邀請陳映真訪港。(註15)。
【 新青學社成員鍾淇峰其後假座學聯主持了「台灣．左翼．基層——陳映真、楊青矗作品座談會」
並邀請了劉英傑 （工人文學獎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工人文學獎小說組得獎者、學社導師）及李維怡（影行者成員、文字工作者、第五屆工人文學獎小說組評審）作講者。】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陳映真在香港大專會堂的演講】
第二章
“新青學社”作為社運組織的“雙面性及其內在衝突”
1.香港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與“新青學社”的關係
1958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成立，它是香港各高等院校學生會的聯合組織。學聯本身的回顧稱(註16)，
20世紀60年代是香港學生運動的誕生期，70年代是高漲期。香港大學的「五月風暴」（67年）、珠海書院的「珠海事件」（69年）為各院校運動蓄積了力量。可以說，六十年代的院校運動和都為第一次“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68-71）促成了七十年的學運高潮(註17)。
【1968年1月12日，中文大學崇基學生會召開了「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座談會，並在會中提出要「港府應實行中文成為官方語文」的要求，獲得一些刊物的回響。同年6月14日，二百多個團體成立「香港各界促進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工作委員會」由黃夢花議員任主席。同年6月，港大《學苑》和《盤古》雜誌社在港大明原堂召開全港大中學生刊物研究討論會，並成立一個長期組織跟進。”】
“七三年以前，香港學生運的焦點在於反帝、反資、反殖。學運份子面對著一些異常遙遠的敵人。所以，儘管學界內部對許多問題之看法和分析都存在分，但只限於意見之爭，而沒有分黨派，更沒有互相在行動上對抗。
早期的學運的主要動力來源於不滿現實、正義感和民族感情。初時有被稱為「香港派」和「中國派」的，在73 年才出現《國粹派》和《社會派》的名稱。”
197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組織、1971年12月9日港大第一個20人回國觀光團等促成了愛國主義枱頭和「國粹派」的興成，兩派在“保衛釣魚島運動”（1971-72年）上開始分裂。
【 1971年的港大第一個20人回國觀光團，其滙報會在港大陸佐堂舉行，座無虛設，其事導致港大成立國事學會。 】
“《國粹派》有很強的民族意識，認同社會主義中國，他們理解：一，香港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將來必定回歸袓國；二，香港的前途問題必須與中國或第三世界的利益相配合。” 《國粹派》崇尚清教徒式生活，“受集體生活陶冶，比較純樸，富集體意識”。
七三年，中國(中共)提出「革命外交路線」，將世界分為三，第一世界為美蘇霸權，第二世界為己發達國家如歐洲等國，第三世界為中國等和其他落後國家。它深遠地為《國粹派》打下絡印，長遠地成為其理論基礎。“《國粹派》認為為了中共的「反霸」----是中
雖然香港同胞活在一個不合理的制度下，為大局著想，「在愛國反霸」的大前提下，香港應維持現狀，待適當時候回歸中國。 ”(註19)
《國粹派》的重點活動是「中國周」，推動認識新中國熱潮。
【第一屆中國周在1973年10月舉辦，由浸會學生會提出。其間在港大展出的「認識我們的祖國」，一周內吸引了5000入場人次，在理工的續展吸引了3000，隨後還到浸會和中大展出，共吸引了一萬人次入場參觀；74年的第二屆的主題為「中國地埋風光展覽」和大會堂的「中國近代史圖片展覽」，共吸引了8萬人人次參觀；75年第三屆以「中國科技發展史展覽」作主題，吸引4萬人人次參觀。】
《社會派》“較傾向於個人，要求獨立思考，-----其「社會良心」意識強，偏於行動型。”
“在意識形態方面，《社會派》並不追求有統一的集體意見和思想，主要是培養獨立批判和思考能力，鼓勵思想開放和批判之態度、自由交流意見。
換言之，社會派在理論上要加強對中國之認識，但却堅持疑與批判之態度，在實踐上強調在香港搞抗爭行動，富於行動性，企圖發展一套批判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看法。
其實，在此階段中不只是國粹派和社會派在推動學運，還有所謂自由民主派等，不過，無謂是社會派或是自由民主派以至其他不成形的派系都是以「反國粹派」的姿態出現。”
然而，1976年4月爆發了“天安門事件”，中共在北京壓制公民異見聲音和「四人幫」倒台，瓦解了《國粹派》的精神支柱。自此，學生運動轉向沉寂，後來的以社工為主的發展為地區關懷，校政改革和基層權益運動等(註22) 。
總的來說，“新青學社”的創會會員出身較接近《社會派》。“新青學社”走的不是工聯會路線(註23)，也獨立於親中的學聯。在某個意義上，“新青學社”的政治態度較為開放。但開放的同時做成其政策不穩定，“新青學社”在後期浮現了組織弱點。
2 ) 兩條路線：社會服務主義和宣傳社會運動主義的矛盾
“新青學社”的導員們一直存在兩種傾向。
【一派是以服務工人，教授知識，幫助個人成長，總的可稱為「小型手工業方式或亞細亞生產模式，即針對一群很小的工人群體，希望通過內部教化，提升他們成為未來的工運領袖；另一派可稱為「運動型或街頭戰士型」，即必須以行動為主和直接介入工運。】
“新青學社”始創人之一的劉山青先生，是運動中的激進派，主張托洛茨基學說，屬於後者。
他參與“新青學社”約兩年左右就離開了學社。劉山青表示，學社在在組建以來就存在兩條路線。由於無法統合，“新青學社”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態度運作，“暫時以專注在管理一所工人夜校的活動形式運作”， “新青學社”從沒有為其理念進行過嚴肅討論，因而，缺乏社會教育總綱。對學員的社會意識教育只能依靠個別的授課和課外活動來提升。結果，劉先生和“新青學社”的其他成員在工人運動方向上進行斷斷續續的爭論。
【新青的重要成員之一，前學員鍾淇鋒在83年4月號的一篇題為“從新青經驗看勞工教育的價值”提綱式地總結了這一對立。“新青所推行的勞工教育的方法，與其他勞工團體可能有些許不同。其他勞工團體比較著重勞工法例的認識，工人領袖的訓練與及工潮事件的介入等，去培養工人在社會意識上的醒覺。而新青則以夜校的形式，從文化的傳授上去提高其知識水平，以達到分析及批判這個社會的認識，同時也推行領袖訓練及勞法的認識，只是未有直接地介入工潮，但對某一些社會事件的參與也是實踐其學習的途徑。”
劉山青認為這種“未有直接地介入工潮”的方法，正是“新青學社”失敗的原因。】
劉先生評“新青學社”是失敗的。總的來說，“新青學社”面對的困難同樣地是七十年代末香港學生運動的困難。兩派在對中國政府的態度上(愛國主義)分裂，並進行鬥爭。劉先生說，“新青學社”試圖專注於教學，迴避政治問題，將無法向工運進發。由於原則問題得不得解決，包括劉先生在內的激進主義分子在“新青學社”成立兩年後相繼黯然離去(註24)。
“新青學社”雖然埋頭於其日常事務，但他們之間的矛盾仍然可以在“新青月刊”上看到。 接下來的兩篇刊登在“新青月刊” 第9號的“工人夜校一週年回顧”的的文章，反映這一爭論。
第一篇為以“劍”署名的一位導師的信
『（摘要）學員的進展確是和「預期值」有頗大的偏差。 一方面知識的傳遞速度太慢（是教學方法不好；學員不大主動學習，還是學員為到「先天的」社會條件限制，我不能總結），凝聚的力量還少（這當然和我們學員人數少有直接關係），甚至于鼓勵他們組織的，還只是文娛、康樂和體育一類的活動(註25) 。』
第二篇為以“阿蒙”署名的一位導師的文章。
『不知是誰說過，辦新青的一個目的就是要工人學員醒覺過來── 醒覺到他們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和他們在這個時空要面對的責任。其實，談醒覺，真是談來何容易。(註26) 』
異議的聲音在另一篇文章中，【以更加尖銳的方式】出現。它是78年10的題為“有個人正在找藉口離開這個學社，那個人就是我─ ─高國威。”的文章。一位意決離開“新青學社”的導師談新青的組織問題。
『（摘要）我對新青的要求並不高，你對政治、人生的傾向是怎樣，可以慢慢談，但是總要尊重這個個體，有責任地投入工作和關注這個團體。（剪斷）
新青是一個自由加入的團體，很明顯，加入了就要投入工作。而同時亦需要心情舒輰地工作。
但是，加入新青年多以來的工作，正好反映出有一套完整理論的人，在實踐中，郤可以是完全另一回事，可以不負責任，單純以個人喜愛和自由，而妄顧學社的運作和發展，對他們來說，真的是心情舒輰，但是郤令其他人，包括我，就不很心情舒輰。（剪斷）
學社發展以如今，已經成為兩堆人的運作。學社為一些人，提供了一個組織的名義，去與外界聯絡，或者用來裝飾。無疑，關心時事，學好理論，在個人層面來看，是一件相當「過癮」的事，聽下別人講，自己看下資料，有意見就「哦」吓別人，這種生活很吸引，但是搞新青並不是一件浪漫的玩意而是需要實實在在的工作。
繁重的工作，欺詐的人際關係，導師間的相互打聽，有時甚至可以說是不信任，相互間的成見和因個人的思怨而引致工作上的不合作。真的感到痛心，(註27) （簡略）』
緊接著這篇文章，一篇題為“回響”的編者的話說：“如果真的只是一大篇堆砌的藉口，我會一笑置之，如果是滿紙的個人偏見，我會不屑一看。但是，都不是，偏偏，所說的都是事實，都是學社現存的某一些問題。
『如果是一個人的離去，或許還可以說「人是會變的」、「人是會退縮的」；但，一個、二個、三個的離去，再不能以此來掩蔽一切了。警號一次又一次的響起來，我們還能說一切形勢大好嗎？我不想騙人，更不能欺己。
當我加入學社時，已知道學社不是想像般那麼生氣勃然，問題是加深著。開了交待會、討論會、會員大會……是嘗試找方法去改善。但會後，情況依舊，什麼契約嘛，還不是一張躺卧在抽屜內的死物？！(忽然想起鄭振鐸的「荒蕪了的花園」。)
(註28) 』
正如劉先生回憶，這情況從1978年漫延至1979年，在路線不確定的情況下，不僅所謂激進分子被迫離開組織，一些中立路線的也心灰意冷。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篇署名為“某導師”的長文“兩載滄桑話新青”中檢討了“新青學社”成立兩年的歷史。
『（摘要）
公共房屋租金事件，對學社只能說是冲擊學社面對外在社會社會問題的一次嘗試。到了保釣事件，學社便進一步呈現了她那欲與外界聯擊及關心社會的傾向。她)一方面自覺地明白要聯繫其他群眾激進單位及支援各社會性事件，而另方面卻發覺學社的成員，大部份在政治醒覺和認識上非常有限，故此無法樹立任何政治性的方針和展望，亦不敢與較政治化的團體連上關係和發表過激的言論。跟著金禧事件(註29) 的爆發，掀起了學運和關心社心的浪潮，在參與中，不論工人學員或導師，都感到在實質上，學社是有能力與其他參與社會性運動的團體和單位打上關係，連成一陣的。但可惜的是，由於長期以來，成員過份集中於社內的工作而缺乏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和討論，及作好介入支援的心理準備，令部份成員在運動中有時感到徬徨和不知所措。同時由於全面投入事件而未能顧及內部正常運作，以至後來出現了內部運作與介入社會運動的關係的爭論問題。新青曾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陷入低潮，對社會問題開始轉回冷漠及缺乏信心。 (註30)
』
路線混亂迫使“新青學社”要制訂憲章。1982年，在“新青學社”成立五年多以來，它首次委派三人委員會為“新青學社”起草憲章（三月二十一日），“新青月刊”的有一篇文章報導了此事(註31) 。儘管如此，該份公約最終還是無法完成。
“新青學社”內部的兩種傾向(小手工業生產方式還是參與社運的鼓吹主義)在運動目標、組織方向、政策、宣傳手法、定位和服務形式等開展了辯論。本節將討論“新青學社”能否調和當中矛盾？
基於各種因素，這兩種傾向一直存在於 “新青學社”相安無事，服務主義派為主流的專注日常(註32)。
“新青雙月刊”在80年第一月號[的最後一篇由“新青學社敬啟”的社論性文章，表示“新青學社”需要一個明確和統一的方針。
『隨著八十年代的開始，新青學社要踏進第四個年頭了。
三年多以前，“一群剛踏出門，步入社會的大學生，反省過往的學習，深深體會到過往接受的教育是十分的不足和不妥善；尤其不能照顧低下階層。
(中略)
三年以來，學社的運作主要集中在辦好一所工人夜校，進行一般的文、康、體活動，並帶動學員認識社會及參與社會運動。
不過，雖然這種運行方式能夠達到我們部份原先的宗旨，不竟是未能同時擴大社內成員的數量；亦未能廣泛地團聚工友。
總結了三年來的經驗，此際我們確立了一個新的展望。
隨著學社一向的基礎而發展，今後我們將要邁向一條正規化的「工人結社」的道路。也就是說新青學社要突破過往集中力量於夜校運作的階段，擴展為一個具多樣性活動的工人學社。其中包括擴辦多項單元課程（作者註：當然是獨立的主題），加強文、康、體活動，成立小組進行探討香港、中國及國際時事的變化，甚或實際參與社會事件。(註33) 』
“新青學社”制訂的政策依然是透過知識傳授去提高工人的社會意識和批判，極其量是關注一些社會事件，不介入工潮。劉山青認為這種試圖平衡社會服務功能和宣傳鼓動功能的作法，是一個妥協作法，是工運的改良主義，只是回歸到原來的建立工人教育中心的翻版。它不可能推動工人運動，反對殖民地，和培育出工人參政(註34)。
【儘管為改良主義，學社與其他勞工團體的交往，並非一帆風順。在1979年4月號的“新青兩周年回顧專輯”中，它報導了“荃灣青年中心與新青關係破裂”。
初戀的人是不會去想愛情苦杯----在相互合作得如火如荼之際----如今，荃灣青年中心因「組織與組織間存在著不可解決的矛盾」而和新青分手。】
這種迂迴方式的折衷主義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在“新青學社”的後期，梁耀忠承認， “新青學社”在後期希望轉回到“工人運動”的努力並不成功。
梁耀忠在訪問中表示，
『20世紀80年代初教育體制發生了變化，政府擴大了小學和初中義務教育，使很多人可以上學。所以工人們不再需要我們這樣的課程。學生人數減少了，我們擔心付不起房租，我們考慮學社的出路。然而，由於“新青學社”原先是一所夜校，很難轉型。因為收來的學生只打算學習，即使學社說要改變，也未必可能？此外，大部分人認為老師的責任是教書，即使希望搞政治組織、工會或者工人組織的，也提不出另一個方法。學社可能有一兩個人有意從事社會運動，但無人和應。當時組織癱瘓非常嚴重的，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會後，仍然沒有得出任何結論。(註35) 』
【學社曾關注當時的教育白皮書，評其為“中學工業化、專上學院理工化”】
因為時代改變了，即使到了“新青學社”後期，它還是無法轉到工運。因為，“新青學社”到了80年代已失去動力，這與香港學生運動下滑的原因大致相同。70年代後半期的社會運動與勞動力問題有關連，它們隨著經濟發展而被稀釋。正如梁先生回顧，自1978年9月起，政府提供足夠學位予所有小學畢業生，使他們在官立及資助類別學校升讀三年免費初中課程，工人不再需要讀夜校(註36)。在這大潮流下，滿懷理想的“新青學社”工人的夜校不能幸免。
“新青學社”的導師們逐漸地離去，移民的移民，結婚的結婚。
第三部 “新青學社”的歷史轉折點：加入議會及工人夜校的終結
第一節. 八十年代的社會變革和政治發展
香港在八十年代出現了重大變化。香港的宗主國英國，在主權回歸談判之前，開始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它的目的是培育香港的親英勢力，希望在一九九七年後，英國能保留一定的影響力(註37)。
【香港總督麥理浩的官方訪問提醒中英雙方要為香港前途作準備。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的首次中國訪問鋪路。1982年9月22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歡迎戴卓爾夫人訪華，並同她舉行會談。】
一九八一年一月，香港政府公佈了《地方行政白皮書》，提出成立 18個 區議會，作為地方行政體系的一部分，部分實行直選，由居民一人票選出。
“在1981年中，首屆區議會成立，首屆區議會的議員有4種：官守議員、委任議員、市政局議員、鄉事委員會主席、當時沒有直選的。不過，第一屆區議會只是一個過渡性質，任期約為一年。而直正的民選議會選舉，在1982年才正式成立。”
首屆區議會(1982至 85年 )選舉在 1982年舉行。在全數 490名議席之中，
166名為官守議員、135名為 委 任 議員、57名當然議員 (30名市政局議員及
27名 鄉事委員會主席 )，其餘的132名則由民選產生。 (註31)
在 1985年第二屆，區議會取消所有官守議席，在426名議席之中， 237名由民選產生。
“白皮書規定，選民資格為，凡通常居港達七年以上滿21周人士，不論國籍，均享有選舉權。”【註39】。
“學聯”批評了1980年6月，香港政府發表的《地方行政模式綠皮書》(註40)，指“ 區議員的角色偏向於協商，沒有實質性的權力，而且，能反映居民意見的直選席位太少(註41)”。 “新青學社”也持這一立場。 “新青月刊”在80年
8月號的“地方行政綠皮書座談會”作了一篇小報導。報導記載當天有17人參加了會議，暱稱阿忠的學社發言人梁耀忠先生認為區議會選舉是 “偽民主”(註42)。
【梁耀忠代表學社總結發言：“我覺得我們所面對的是「偽民主」的問題，許多市民未必明白這是虛假的模式，從而對它存有幻想。進而會以「擴大民主」來為港府說話的。”
【“新青月刊”
82年9月号、2頁，「年青、牛仔褲、荃灣區議員──倪友基」
“對於荃灣區議會，仍然未有工人代表，我覺得很不公平，其他工業區的區議都有工人代表--”】
【在訪問郁德芬區議員後，新青學社提出疑問，“為什麼各小組(區議會)的職權範圍是這麼狹窄和不足？”
以阿傑筆名，題為“資本家的區議會”
(註43)在81年12月指：
“那政府所提出區議會內的「民主」，就不是工友及市民所擁有的「民主」，而只是能跟著廠家及商家的背後嗅嗅資本家所佔有的「民主」罷了。”】
雖然“新青學社”的立場如是，但可以看出，有意參選的一些人正密切地關注這方向的發展。
在訪問中，梁耀忠表示：“我問自己一個問題。 當時香港的民主政局正在開展，荃灣區和葵涌區正在進行區議會民主選舉。我想：我們應該參與，應該試試看，接受選舉挑戰，將來會發生什麼是未知的。但是，如果我們“裹足不入秦”，事後又說我想到要做什麼，那是不會有結果的。而且，參選本身就是一個學習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認識不同的人，可以嘗試一些新的想法。挑戰區議對 “新青學社”來說是一劑強心劑。(註44)
”
【其實，社運份子忽視了首屆區議會選舉，他們在看到“原來咁容易入議會”，才如夢初覺，在第二屆大舉進軍區議會。-- 譯者註】
梁耀忠先生從未在香港讀大學，他在1973年至1978年期間去了英國留學，期間曾參與過英國的社區運動。梁耀忠回到香港後，通過加入“新青學社”認識了不少社會運動和勞工運動的團體。梁耀忠從1981年至1982年再次到英國深造，之後全程參與“新青學社”。 “新青學社”的困局可能導致他向議會發展。(由於學社對議會有過多批評，)梁耀忠將進入議會包裝為一個激進的社會路線。他強調，議會路線可以深化社會矛盾，推動社會事件。
84年的“新青學社”已經陷入面困境，大致上只留下梁耀忠一人支撐，因此，梁耀忠決意參選，餘下的人沒有多大意見的，“新青學社”遂成為梁耀忠的首個參選基地。
【“新青月刊”在84年10月的題為“淺論「代議制」的文章表示：“香港社會雖然是複雜及特殊，但推行以人民來「統治人民」，其實問題不是在於制度，而是在於如何推行，外國沒有付諸實行，並不等如香港不可，現在的問題，倒在於我們有沒有這個理想，以及會否力爭這個理想實行。”】
【梁在新青月刊的一篇題為“工人運動的趨向”上倡議，如新成立的「勞工團體聯席會議」，---在整個運動的層面上建立一個堅強的推動核心。”】
1984年1月號的“新青月刊”建立了一個新的專欄“民生版”。
【在民生出版小語中，它介紹：“讀者看到這新闢的民生版，由新生學社民生小組主理。每期會出現我們的學習討論，供大家一起思考；又會登載民生組當前最關注的民生問題的有關文章。
今次主題是通貨膨漲與工資的關係。「什麼叫做通貨膨漲」、「工資的奧秘」是學習班講話摘要，探討基本觀念。「保障收入座談會」是圍繞討論的座談紀錄，這用到現實來檢查觀念，結合現實。朋友們在學習後得出結論：非爭取加人工和最低月薪制不可。你讀後的感受相同嗎？
同期，學社舉辦了一個《保障收入座談會》】
民生版的第一個主題為“通貨膨脹與工資的關係”。乍一看，它與一般的探討性文章似乎沒有多大區別，但它是梁耀忠的一個參選部署。梁耀忠透過“新青學社”的研習，物色“合作夥伴盟友”。這可視為一種新的，重視過程的參選模式。梁耀忠將學習成果的“爭取增加人工和最低月薪制度”寫進其政綱內，塑造自己為其代表工人利益的政治形象。這時期的學社已基本上不再教學。【同期，新青參與職工青年聯會的聯合25個地區團體，將12月4日訂為「工友要求加薪」，召開記者會，到各區派傳單】。
第二節、梁耀忠晉身議會與“新青學社”的消亡
出乎梁耀忠的意料，他在1985年3月31以高票當選，在葵涌選區勝出。當選後，梁先生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 “街坊工友服務處”以協助其地區工作。
“街坊”的意思是“鄰居”，“工友”是指“勞動基層”，”街坊工友服務處”是指服務街坊和服務工人的地方。某程度上，它是“新青學社”的工學聯盟思想的延續，但它也表示“新青學社”的壽終正寢。(註45)
在區議員和“街坊工友服務處”的基礎上，他角逐香港的最高立法機關，立法局。他在1991年的首度參選落敗，在1995年通過立法局新九組的紡織及製衣界當選。
在1997年6月30日，他隨其他民主派議員一同「落車」，在199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中，成功重返立法會，並在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至今為立法會新界西地區直選議員。(註46)
“街坊工友服務處”自成立以來已經開展了22年的工作。 它在荃灣、葵芳等地共設有4個辦事處，提供電腦，家務，酒店房間操作等各種職業培訓，和各類休閒活動。(註47)
【它在2013-14年度向“僱員再培訓局”申請了977萬元代其進行各種職業培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2249】
一些前“新青學社”的成員過渡成為“街坊工友服務處”的職員或執委。梁耀忠議員在香港的知名度很高，但一般市民不清楚他的政治活動的起源是“新青學社”。 在這個意義上說，“新青學社”的運動哲學的連續性成疑。應當指出的是，“新青學社”與“街坊工友服務處”是不同的。以職業再培訓、社會服務和為民請命的代議角色能否與“新青學社”的原來的更激進的工學聯盟、工人參政 、提高其主人翁精神的理念相容？這個問題已超出了本項目的目的。
總結
“新青學社” 反映了香港在八十年代的變遷，在左傾學生運動的基礎上尋求工人團結的同時，它與左派工會的路線不同。 “新青學社”屬於紮根於香港社會的改良運動。
“新青學社”的試圖通過知識傳授來培養“覺醒的工人”，不是現代的勞工運動方式。有些理想主義的嘗試，很難說是成功的，然而，它維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它可能是唯一的後學運組織過渡到議會。】
梁先生在英國人設計的半民主議會制度下，找到了活動空間。他累積了“新青學社”的經驗，進入香港的政治舞台。如他所說，“儘管民主化方面仍處於初生階段，留在於舞台上是重要的”。其他的民間力量也如“新青學社”般，進入建制，培養人才。他們中的不少成為了香港後來的民主政治家。
“新青學社”的開展和消亡，以及梁耀忠進入議會，受著香港社會內部波動和周邊國際環境的影響。它們的存在為香港的民主化政治制度鋪平了道路。(註48)
2005年12月4日，香港民主派舉行了爭取在香港推行全面普選大遊行，反對行政長官曾蔭權提出的政改方案，要求特區政府提交全面實施直選的具體時間表。集會有25萬市民參加。12月21日政府提出的立法會選舉法案因民主派25位議員反對而被否決(註49)。梁耀忠是領軍之一，向政府方案說：“不”。
【它導致政改原地踏步。2007年行政長官及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選舉安排沿用上一屆的方式。這次原地踏步對後來的政制改革影響至今。
】
研究指出，香港市民急切地要求普選(註50)
。民主派在2006年12月10日的選舉委員會，在全部800名選委中取得超過100票，遠超期望，令民主派可以派代表(梁家傑)參與2007年3月25日的行政長官選舉(註51) 。綜觀而言，包括“新青學社”在內的70年代的學生運動及隨後的努力，影響著後來的民主化進程。
※本研究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資助，及授權下進行（研究編號16320048）。
※劉山青先生，梁耀忠先生均同意以實名刊載。 “日本學術振興會”多謝“新青學社” 的其他導師和學員的合作， 特別是鍾淇鋒先生和楊淑賢女士所提供的文獻。
“日本學術振興會”感謝日野女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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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註1)
“新青月刊”（81年7月號，4頁等）招生廣告。
(註2) 當時義務教育的對像是小學六年（1978年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儘管法定工作年齡為14歲以上，小孩離開小學工作並無例外。例如黄碧芬「童工」魏紹恩・羅啓鋭『我們是這樣長大的』明窗出版社，1997年，頁79-81。許多年輕的工人，尤其是女孩，都去上夜校。阮小玲「香港五、六十年代阿信的故事」同上、89-91頁、蔡寶瓊『晩晩六点半』進一歩多媒体有限公司、1998年、Salaff, Janet (1981)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in 1995)。 陸鴻基『従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進一歩多媒体有限公司。根據2003年期間，從66年至81年期間，每年由3萬至6萬工人在夜校讀初中（156頁）。據統計，超過九成的工人夜校學生的平均年齡比傳統學校的大，整體上夜校初中生的年齡分佈從十幾歲至30齡不等。『Education
Dept. Annual Summary/香港教育司署年報』、1968、 1971、
1976、 1981年版。
(註3) 陸（同上）、在此期間，一些公民團體的請願，透過公共電視/電台廣播的形式展示給公眾，RTHK（香港電台）提供公民論壇辯論時事（215-216頁）。
(註4)
England, Joe & Rear, Joe (1981)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口增長的情況看，勞動者人數最多的行業為紡織品，服裝，塑料工業等，其勞工的組織率顯著地低(pp.153-154)。【中譯本，第195頁，力量與弱點】這些行業工種以臨時工為主。水岡不二雄「英國人控制下的“計劃經濟”政策
- 戰後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力政策的例子――」『世界經濟評論』27(10)、1983年，指出這是殖民地政府的分裂勞工運動的政策。
(註5) 香港大學圖書館館藏“新青月刊”和“工人文學獎獲獎作品集”，前者共有30卷，不包括缺失部分，後者共有3卷和影印副本。部份 材料由前工人夜校學生提供。 分別訪談了從新青學社早期階段到最後階段不同時期的4名導師和5名前學生。
(註6 )
當時，香港只有兩所大學, 分別為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和其他的高等教育機構定名為學院（或“書院”）。
(註7)
七十年代上半年是學生運動的高潮時期，其時主流學生組織大都是左傾的，而KATSO(各院校的天主教同學會)也不例外。因此，作者將KATSO視為一個學生運動團體多於一個純宗教組織。
(註8)
「工人夜校」即“勞動者的夜校”。截至2006年3月，工人的夜校的舊址仍然存在，只是它已由不相關的公司佔用。
(註9)
本文使用的主題名稱以香港常用的為本。它與中國大陸的標準中文不同。香港的日常用語為語，其書面語則為標準中文。這也是20世紀70年代香港的學校授課用語。【香港粤語 基礎語彙 単行本】吉川雅之 (著)、2001年、2-3頁(日文本)。
(註10)
新青月刊創刊號[1977年2月] 2頁。以下相同。
(註11
)在中後期， 新青月刊”頻繁張貼招生，學費為“每月10港元”（81年7月號等）。 據一位前新青導師解釋，其初期學費大約在10-20元左右。他表示，學費是學社的唯一收入，他不知學社有否其他財政來源。 據統計署（2005年8月7日）的相關於80年代的租金和“新青月刊” 1983年7月號，第4-5頁的一篇題為“從物價的變動去想一想”的文章表示，當時的“租全層一千八百至二千五百元，租一個房一千二百元，房間六百至八百元；一件普通襯衫三十元至五十元 ；工人的工資二千元。”
(註12) 入讀夜間学校的動機調査報告、官塘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星環社會協進組編『夜校：香港夜中学調査報告書』1976年、16頁。
(註13)新青月刊第 7號［77年・月不詳］15頁、9號［78年・月不詳］17-18頁。
(註14)新青 雙月刊第2號［79年4月］11-13頁。
(註15) 新青雙月刊，83年10月號、13-14頁。
( 註16)香港専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廣角鏡出版社、1983年、9-27頁。
(註17) 關於“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
68至71年)的開始及終結，
(同上第12頁）。1965年12月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行的大學生座談會上記錄（第311頁，香港學生運動大事年表）。廣江倫子・吉川雅先生的“香港法律與漢語：關於第一次“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香港中文讀寫能力變遷的社會語言學研究】（2007-06年度研究基金贊助，研究負責人，吉川雅之），2007年，第196頁。1965年2月在香港大學一個論壇上相關於發展大學生運動的發言。
(註18) 保釣運動與香港學生運動的関係、加々美光行「防衛釣魚台「反日」運動與中國統一化志向」『中國研究月報』
298號、1972年12月、23-27頁參照。
(註19) 香港専上學生聯會、前掲、97-99頁
(註20) 例如，以“回國旅遊團”為名的“中國周”主題活動。 “中國周”始於1973年（首次為一個研討會），到1978年共舉辦了六次綜合性的活動。 每年有不同主題，包括“認識祖國”和“中國科技發展史”等，高峰期間曾一天內有8萬人次參觀。同上、79-81頁、313-322頁。
(註21) 同上、189頁。
(註22) 同上、97-99頁。
(註23) 70年代的工聯會為親中左派工會，其成員比例佔全港工會人數的約7成；TUC屬於親台灣右派工會，人數約佔1成；新興的獨立工會約佔15-19％，它並沒有任何國家或地區在背後支持。England
& Rear, 前掲、p.150。
(註24) 據作者採訪手紀（2005年8月7日）。
(註25) “新青月刊” 第9號[78年2月份]第13頁。
(註26)
同上，第16頁。
(註27)
“新青月刊”第13號[1978年10月]第9-13頁。
(註28)
同上，第13-15頁。
(註29)
1978年，金禧中學的教師和學生因校政問題發起一連串抗議活動，事件演變成圍繞校政自主和學生接受教育權的問題。各運動組織和各界人士支持師生，5月28日舉行了萬人參與的“支持金禧中學復課大會”。這是當時爭取社會變革的重要里程。
(註30)
“新青雙月刊”第3 號[1978年7月]第5-9頁。
(註31)
“新青雙月刊”82年3月1日號、第5頁。
(註32) 東京外國語大學總合國際學研究院（國際社會部門・國際研究系）教授，澤田ゆかり氏曾進行相關現象研究。
(註33)
“新青雙月刊”80年1月号、39頁。
(註34)
“新青月刊”83年4月的由學員鍾淇鋒的題為“從新青經驗看”的文章表示，『新青所推行的勞工教育的方法，與其他勞工團體可能有些許的不同，其他勞工團體比較比較著重勞工法例的認識，工人領袖的訓練與及工潮的介入等，去培養工人在社會意識的覺醒。而新青則以夜校的形式，從文化的傳授上去提高其知識水平，以達到分析和批判這個社會的目的，同時也推行領袖訓練和和勞法的認識，只是未有直接地介入工潮，但對某一些社會事件的參與也是實踐其學習的途徑』
其他的勞工運動組織較強調勞工法例諮詢、工人領袖培訓、參與勞資糾紛等等。“新青學社”雖然堅持夜校教育的模式，也同時透過向工人的知識培訓，協助他們分析，批評社會，舉辦領導培訓，勞工法例課，也有參與工潮，提升學員的社會參與。
(註35)
據作者的採訪扎記（2005年8月7日）。
(註36)
另外，在“新青雙月刊”第1號[1971年1月]，第1-5頁上有文章 批評「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只為香港的經濟和工業需要服務。“香港政府為發展經濟而推出的教育為了工業化，使教育轉變為商品。迎合工業勞動市場的需求，抺殺人文科學的重要環節。該制度用作補充當時香港急需的廉價勞動力。”這與水岡や陸（前掲）的意見吻同。
(註37)
范振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三聯書店、2006年、30-31頁、53-54頁。范振汝依據英國前總理撒切爾夫人的回憶錄，認為，英國曾設想，如果英國和中國之間的談判沒有取得進展，英國將會在香港發展一個民主政權，並在短時間內促進獨立或自治。
(註38)
直選以外的席位包括政府官員（政府委派官員當為官守議員，如殖民地時期的布政司、財政司和律政司）；’委任議員（政府委派平民擔任議員，2016年開始的新一屆區議會中取消所有區議會委任議席。）；當然議員（自動獲委任的議員，如區議會內的各個鄉事委員會的代表）。
(註39) 羅永祥・陳志輝『香港特別行政區施政架構』三聯書店、2002年、52頁、321-324頁。范振汝、同上、45-47頁。谷垣真理子「香港的區議會選舉分析」可児弘明編『香港問題研究』東方書店、1991年、103-128頁、同「選舉制度改革及其政治學」沢田ゆかり編『殖民地香港的構造變化』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97年、91-115頁も参照。
(註40)
《代議政制綠皮書》，全名為《代議政制綠皮書—— 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是香港政府於1984年7月18日發表的一份有關香港政治制度的諮詢文件。
(註41) 香港専上学生聯会、前掲、179-182頁。
(註42) “新青月刊” 80年8月号、4頁。
(註43)
（“新青月刊” 80年11月15日号、4頁，「資本家的區議会 」）；﹝“新青月刊” （ 82年1月15日号、9頁」）「與區議員郁徳芬等談荃灣地方行政」「區議会」交流會」）、（同上、10頁﹞；（ “新青月刊” 82年3月1日号、10頁「理想的區議員：是他？是她？」）；﹝“新青月刊” 82年9月号、2頁，「年青、牛仔褲、荃灣區議員──倪友基」）；“新青月刊” 84年10月号、1頁「淺談「代議制」」。
(註44)
作者採訪扎手記（2005年8月7日）。
(註45)
到一九八四年，“新青工人夜校”的運作已接近尾聲。據其前學員表示，“新青學社”的執行委員會(核心組)已經決定，組織解散，但“新青月刊”沒有記錄，也沒有相關的會議記錄證明。 “新青月刊” 的最後一期為1984年10月號，它也沒有宣佈為最後一期限或暫停活動。 梁先生表示，“新青學社”在名義上存在至1985年2月“街坊工友服務處”成立為止。
(註46) 立法議員可以兼任區議會議員。
(註47)
作者採訪扎手記（2005年8月7日）”街坊工友服務處”網頁http://www.nwsc.org.hk/、2006年1月24日閲覧）。
(註48)
“關於民主力量發揮的作用”、谷垣真理子、前掲（1997）、100-101頁有類似說法。
(註49)
『朝日新聞』2005年12月5日、12月22日、『毎日新聞』2005年12月22日。
(註50)
Lam Wai-man & Kuan Hsin-chi（2005）Noises
and Interruptions: The Road to Democracy in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157,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註51)
『毎日新聞』2006年12月12日。
附錄文章(劉山青外加)
新青月刊第三期，1.5.1977
『班會的成立』
學社中甲班的同學，在黃綺蓮導師在的關注下，覺得有成立班會的必要。於是，大家約定在四月十一日回校，經討論後，決定成立「籌備組」，以促進班會成立，這樣籌備的幹事(我們)便誕生了。
在十一日至十九日這段期間，我們在一起，商討了三次；在最初的聚會中，因大家不明白應該什麼？從那裡做起？所以很紊亂，很浮面地討論這些問題。不過在黃導師的輔助下，總算作出應作的決定，先聯絡同學，詢諮大家的意見。
跟著的會議，我們已較具體地提出方案，定出班會的宗旨、功能、工作範圍，選舉的日子、方法，和班會成員應守的規則──會章。
在最後的會商裏，我們的重點已放在會章上，這是最困難，最辣手的問題，幸有劉瑞容同學幫助，在當天(4月19日)，大家都表現得很合作，很積極；於是班會便順利地成立了，在這方面，我們感到很高興，但我們更期待，更高興目睹的日子，是班會能真正發揮其功能的時候。
在此，我們有一個共同願望，就是乙班同學也組織一個班會，假如我們有能力的話，也頗願意協助他們解決遇到的問題。
附註：籌備組成員為林志強、鍾淇鋒、羅綺文、楊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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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在1980年秋舉辦了一次較為人津津樂道的北潭涌大宿營。其地點為學社的一位導師的父親當校長的村小學。
大宿營-----蘇榮添。 1981年1月號
經過多月籌辦的秋季大宿營終於來臨。集合那天晚上，人們一大包一小包像走難般的回到學社，準備前往宿營目的地──北潭涌去。在車行途中，為著響應反對兩加價，即時唱起兩反加價歌，亦有上屆歌王即興高歌。約九時才到達目的地。主持人首先宣佈進行一個生火比賽，各組一聽到後立即七手八腳地動員起來，在短短幾分鐘已生了幾團熊熊的火，跟著別人便為著填塞正在打鼓的肚子而忙碌了。燒烤完畢，進行了一個綜合晚會，有話劇，有歌唱表演，亦有即興拉伕演出，各展其能，真可媲美「歡樂今宵」。當晚最後一個節目，就是有趣的小組討論，主要是圍繞話劇的內容「愛情問題」而傾談，大家各自發表意見，頗為有趣，各人一度談到二、三點才各自睡覺，但那晚實在太凍了，雖有睡袋，也抵受不住，整晚輾轉反側，想起個人滋味真不好受。
早餐後，原定早上進行奪標遊戲因某些原因改在下午進行，上午自由活動，各人都找尋自己的活動，有扒獨木舟，有打羽毛球，各式其式。有人更大擺「甫士」拍照，可惜事後底片壞了，真歡喜一場。
中午飯後進行了一個奪標遊戲，需要輕巧與定力的裝水，訓練相互配合的踏紙碟，比賽速度與敏捷的搶橙，考你細心與觀察力的探寳遊戲，過程緊張又刺激，各組你爭我奪，有出蠱惑，有爭嗌，有抗議，總之為爭取成績而施出渾身解數。最後的一個天才廣告創作比賽，各組搞盡腦汁，發揮優越的表演天才，滑稽又風趣，令人捧腹大笑。冠軍之爭只是一分之微，過程緊張程度可想而知。
這次宿營，也算成功，無論住食和節目的安排都很適當，而且從遊戲當中，大家體會到團結力量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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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眼中的劉導師，新青月刊第七期，77年10月，題為“一個身材矮小、聲音沙啞的導師”
“他那吊兒郎當，整天揹著旅行袋的模樣，真有點像功夫片集裡的“金桂祥”。還記得在報名的時候，就是他開門給我，當時，我還以為他是修理電器的學徒。後來他給我考試時，才知道他是導師，不禁為剛才的判斷為之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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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伕乜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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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月刊78年(第九期)
馬伕乜東東
口水仔(導師)
馬伕大佬，你地係得嘅，今回真正飲得番杯落嘞。
許多人講跑馬，只會諗到騎師、馬種、磅數、賽程、狀 態、冷熱等等，估唔到馬伕都咁巴閉，冇咗佢地，乜都係假。
「史愛蓮」今次真係「是哀年」。佢舊時在非洲作威成福，工作經驗就淺，種族歧見卻深。家陣嚟到快活谷，搞到神憎鬼厭，班馬伕大佬一早已經媽媽聲。是關佢上任後，態度奇劣，又削減福利，今次話加薪原來係空頭支票，甚至威廹軟禁馬伕工會主席，睇死馬伕唔敢亂嚟，點知馬伕大佬唔係細路，正所謂「人要面、樹要皮」，幾大就幾大，罷拉就罷拉，齊心-----
還要道歉先，矛頭直指脂肪(資方)代言人的噐張氣焰，而且堅決頂住恐嚇信。
另一方，馬主協會成立。佢地講到明，只係關心D「畜牲的健康」。馬伕又唔識跑圈，就啋佢都XX(註2)啦。
至於馬會好似損失咗幾千萬，就真係濕濕碎啦。所謂羊毛出自羊身上，遲早刮番。
你看：宏偉的沙田馬塲就在你面前。
你聽：馬蹄聲碎、喇吧聲咽。
*馬會人事部經理，現已執埋包袱。
註2：(編按：作者原文粗俗，故此略去。)
一九七八年某周六，馬會舉行日馬賽事，但數日前已傳出，有馬會管理人員因侮辱馬伕，惹起不滿，馬伕工會傳出當天會發動大罷工，拒絕拖馬匹進場，情況極為罕見，更是開埠以來首次發生。
當日早上大家都不知是否「馬照跑」，但警察機動部隊（藍帽子）F連如常在賽馬日到跑馬地馬場執勤，大批馬迷早上十一時開始入場，我與馬會保安主管都盼有馬匹從山光道馬房走出來，當時勞資雙方正進行最後談判，如不能達成共識，工會便會罷工，但該主管深信談判會成功，必定有馬跑！
平時下午一時，馬伕已將馬匹帶進場，因長賽馬日首場賽事在兩時進行，短賽馬日則於兩時半，但時間到了卻未見馬匹蹤影，我們即時向馬會當值董事了解情況，得悉談判破裂，工會決定罷工。
警方本身有常規通令，指引警員在不同突發情況下如何應變，但卻無包括無馬跑！我們只得憑經驗想出應變方法，立即設退票機制向馬迷「回水」，並管制所有出入口通道，疏導人流。當一切準備妥當，馬會在下午三時才宣佈賽馬取消。馬迷聽到廣播，幾乎同時爆出「四字真言」，十分掃興，慶幸並非很不滿，順利退款便離開。
想不到數個賽馬日後又有意外發生，跑道因大雨水浸，馬會被迫在第二場賽事時宣佈賽事取消，同樣是前所未有一次，而「幸運地」都是由我帶領F連處理善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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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月刊第六期1977年8月(9月?)
導師小品
李龍根
上個星期，去到大口窩新區幫手訪門居民對租金的意見，大開眼界。
原來大窩口新區是第一個在荃灣興建的新區，第一期的居民約在一九六零與六一年間從荃灣附近的鄉村遷 來，我訪間那幾戶居民便是由於政府收地，他們便要關門離村分派到大窩口，一住便住了十六、七年了。當時的「細佬仔、細佬女」都長大成人，但是所居住的環境，然一樣「狹窄」、「悶熱」，大多的居民都唔駛買床，瞓地下。
而家政府打算將大窩口重建，拆咗舊樓，起過一些新型屋邨，屋租嘛，當然重新調整一吓啦。以後會每兩年調整吓添。
房屋司署話，公共屋邨俾你住，錢緊係你地自已出。他們更提出所謂「自負盈虧」的政策，重話年年虧本，但係當我地查吓房屋司署本帳部，發覺原來公屋邨的居民同警察認真老友記，七六年要多交三千二百萬元差餉。市面樓宇差餉率不過百分之十七，但係公屋邨差餉率就百分之二十幾。而且，差餉又唔係落番政府個袋，重有公屋邨的租金，又有部份用來養房屋司署個班大官，你話唔調整點得，加些少啦。
當我們問到居民對新加租的意見時，大多數都表示，加租由政府話事，反對都無辦法架啦，唯有勤力去揾錢，希望多加班一日工作十二小時，攞些手工業，例如車衣，塑膠花返屋企做，幫補吓啦。如果仔女多，最大果幾個就唔好彩，讀埋小學，去工廠做嘢，幫補吓家用。但係咁樣死頂都唔係辦法，公共屋邨是為窮人而設，收三、四百蚊租，搞到仔女無書讀，沒有知識，世世代代都無出息，咁點得。
臨走時，聽到有個大嬸同我講：“後生仔，你地咁好心，冇乜用嘅，除非大家夠團結一致，咁就可以同香港政府爭。”
我記得有支歌仔話，「一支竹仔易折開，幾支竹仔二折難，孤掌莫持倚，團結方可共大事……。」
